去年财政超收了634亿港元之后，港府随即在今年大幅减免税收。

　　香港纳税者主要是高收入人群，“与其将这些钱再次返还给富人，还不如将其投入改善香港市民的教育、医疗等公共福利”。

　　最大手笔的“派糖”

　　在《福布斯》“2005年全球税负指数调查”中，中国内地是全球税负第二重的地方，而香港，则是全球税负第二轻的地方。

　　2012年，这个税负已是第二轻的地方还要减免税收，原因是：上个财政年度港府的财政收入超收了634亿港元，综合财政盈余高达713亿港元。于是，处在换届前最后一届任期的港府，其“派糖”计划也创历年之首：所有的减免与补贴加起来高达777亿港元。

　　2月，港府公布了2012-2013年度的财政预算，该预算案提出了多项税收减免措施，包括退工资薪金所得税、免一年物业差饷(相当于物业税)、提高个人所得税扣除金额等，特区政府预计收入将因此减少241亿港元。

　　其中最大的手笔是免一年2012-2013年度全年的房屋差饷，以每户每季2500港元为上限，涉及270万个物业，特区政府收入将因此减少117亿港元。

　　此外，工资薪金所得税，则又退又减。

　　退：全港150万名纳税人2011-2012年度的薪俸税(工资薪金税)及个人入息课税均可免去七成五，上限为12000港元。以去年年收入在20万-30万港元的纳税人为例，平均可减免约4000港元；年收入在40万港元以上的纳税人，平均可减少10000港元以上的税额。

　　减：薪俸税基本免税额由10.8万港元提高至12万港元；已婚人士的免税额，也从21.6万港元提高至24万港元；供养父母或祖父母的免税额也由当前3.6万港元增加到3.8万港元；子女免税额由现在每名子女6万港元增加至6.3万港元。

　　香港政府这一系列“还富于民”的举措引来诸多好评，内地一些人更是羡慕嫉妒恨，希望内地能够借鉴香港，实行减税。

　　港府的苦衷

　　其实，面对巨额的综合财政盈余，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本来是希望另作安排的。

　　上一个(2010-2011)财政年度香港的综合财政盈余更高，713亿港元。曾俊华提出了一个他自认为是任内最佳的财政预算方案，包括宽免差饷费、向每个电费账户提供1800港元补贴，以及免除两个月的公屋租金，向本地的散户投资者发行50亿至100亿港元的通胀挂钩债券，同时向强积金(香港人的退休金)注资6000港元的建议。

　　不曾想，香港市民并不买账。在香港高通胀的压力之下，市民普遍希望富得流油的特区政府能尽快“派糖”，解决燃眉之急，而不是将6000港元注入只能在退休或者是永久离开香港之时才能取到的“强积金”。

　　向每个“强积金”注资6000港元，要花掉240亿港元。香港立法会议员公开批评特区政府竟然选择将240亿港元放进去“派一颗糖”，几十年之后才拿到。“拿到的时候可能都缩了水，发了霉，吃糖的人可能都已经没牙吃糖了。”

　　对于是否修改预算案，曾俊华一度犹豫，为了促使港府改变意见，有立法议员表示，将会发动游行示威活动，并会联名要求立法会否决上述预算。个别社会团体甚至将矛盾升级，在一场公开活动中，以重物顶撞特首曾荫权。

　　为了避免引发更大的社会争议，经过数日的思考，曾俊华主动妥协，重新宣布了财政预算方案——直接给全港18岁及以上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的市民派发6000港元现金。

　　量入为出

　　据香港理工大学会计及金融学院副教授陈彦森介绍，香港之所以常“返税于民”，与香港特殊的财政政策相关。而这一特殊财政政策已经写入香港基本法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07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财政预算以量入为出为原则，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并与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相适应。”

　　“这与内地很多地方实行的‘量入为出’财政政策不同，香港政府是以收定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原则上不搞赤字财政。”陈彦森解释，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香港每年都会根据上年度的财政收入情况，来制定下一年度的财政预算，而如果财政收入有盈余，则通过税收减免或者是直接发红包等方式返还民众。

　　不过，对于这样的利好，并非每个人都认同。

　　陈彦森就是反对者之一，在他看来，香港纳税者本来就是高收入人群，返还的税收其实和低收入者没有关系，“与其将这些钱直接再次返还给富人，还不如将其投入改善香港市民的教育、医疗等公共福利”。

　　据他介绍，目前香港大约有350万工作人口，其中只有不到40%的人需缴纳薪俸税。而在这40%的纳税人中，纳税最多的前10万名纳税人缴纳约65%的薪俸税。这一状况同样出现在利得税上。在香港，仅约十分之一的注册公司缴纳利得税，前1000家公司所纳税款占全部利得税的70%。

　　“这等于是把香港绝大部分的财政收入压在了一小部分人肩上，”陈彦森说，一旦外部经济出现波动，将直接影响这部分人的收入，从而直接威胁到港府的财政收入。而港府短期的“还富于民”，而不是“藏富于民”，则更是加大了这一风险。

　　危机的确出现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房地产市场一落千丈，政府的土地开发销售几无人问津。2003年的SARS进一步打击了香港经济，住宅价格由最高峰时下跌了约70%，而占据财政收入大头的直接税也随之锐减，香港政府被迫首次依靠赤字财政满足当前财政支出。虽然此后住宅市场逐渐复苏，但香港政府意识到，香港的税基过窄及不稳定性是一个严重的财政问题。

　　在生于香港、已近退休年龄的陈彦森看来，今日香港，境内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一问题也正在变得日益严重。

　　“比如，香港一直坚持打造金融中心，但是现在，周边地区，比如新加坡的崛起，对香港构成了直接威胁。”陈彦森介绍，为了保持香港的优势，特区政府自2008年开始降低薪俸税标准税率和利得税税率，作为对竞争者新加坡持续减税政策的一种反应。然而，这一政策根本无任何优势，因为，新加坡可以提供多项税务减免，但香港受制于过窄的税基，根本无法给出更多的政策优惠。

　　而在香港内部，老龄化越来越严重，“随着香港人均寿命的延长和出生率的降低，香港未来社会的工作人口比重下降，这一方面将减少直接税的收入，另一方面，也将增加养老开支等。而这，都需要一个稳定的财政体系来支撑。”陈彦森说。

　　税改无望？

　　实际上，早在香港回归前，港府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的存在，也曾试图做出变革，但这些变革都宣告夭折。

　　上世纪80年代末，香港政府曾建议，增加收入更加稳定的商品及服务税(简称销售税)并同时降低所得税率。但遭商人团体的极力反对。2003年，香港特区政府再次提出这一建议，依然遭到否决。

　　2006年7月，特区政府又一次向公众咨询如何拓展税基。时任财政司司长的唐英年解释：“香港现有的税基非常狭窄，过去多年来，香港一直依赖有限的税种及非税项收入来应付公共开支，这些收入会因我们无法控制的经济转变而大幅波动，同时也大大局限了政府制订长远计划和做出投资决定的能力，因此为了确保香港社会经济的长远繁荣，其中考虑开征‘商品及服务税’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办法……”

　　唐英年的话音未落，香港社会立刻就炸开了锅。市民坚决反对征税的呼声铺天盖地。尽管唐英年代表政府一再向市民晓以利害，费尽口舌，表示“政府目的在于改革香港税制而非提高税收收入，也无意改变香港令人称颂的低税率税制”，然而，这根本打动不了香港人的心。

　　接下去的四个多月，社会各界纷纷采取各种“行动”，座谈讨论、民意调查、示威游行，立法会议员提出反对议案等等，强烈抗议政府的做法(实际上还只是个“想法”)，五个月后，唐英年不得不突然宣布：“政府在余下的税制改革公众咨询期内，不会再推介销售税。”

　　“香港是回不了头了。”一直主张征收销售税的香港浸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张仁良叹息道，在他看来，税改的失败与香港的历史相关。

　　古时，香港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捕鱼产盐之地，1842年，英国取得香港岛后，即宣布香港为自由港，是为“香港开埠”。英国的商人，包括鸦片商贩，逐渐将香港建设成与东方自由贸易的枢纽。为了吸引投资，活跃商贸，自那时开始，香港就一直实行“低税制”，老百姓“受益其中”也“乐在其中”，早已习以为常。

　　“现在只要你一提征税，他们就反对，根本推行不下去。”张仁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