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践行车改后，还有一个好处是省了喝酒的支出”。叶青说，“现在官员出去吃一顿饭，大半是酒钱，通常司机跟着领导，还要单开一桌。如果干部们都自己开车，省了酒钱，还省了司机的饭钱。”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李静 | 武汉报道

　　元宵节刚过，以“车改代表”闻名的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又开始为今年的全国两会上的新议案而忙碌，议案中心仍离不开“公车改革”。

　　“我建议公车改革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地方国企等也应参与车改。”全国人大代表叶青告诉《望东方周刊》。

　　“公车改革”已写入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报告的33页写着“规范公务用车配备管理并积极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加快实行财政预算公开，让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多少事”。

　　而2011年底发布的《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为公车改革指明了“社会化”方向。“可以说，眼下整个国家的公车改革上了轨道。”叶青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曾强调，2011年公务车辆购置及运行费等支出原则上零增长，“这‘原则上零增长’，显然是个不小的突破。”

　　不过，叶青也很清楚，车改能否彻底完成仍需时间检验。有了“原则上零增长”的不错成绩，“还应该期待有‘负增长’，公车存在超编，改革后应该有所减少”。

　　多重省钱效应

　　叶青对车改的关注始于1993年。这一年，东莞沙田镇先于全国取消了领导干部公务用车，改发交通补贴。虽是小范围改革，却让研究财政学的叶青产生了兴趣。

　　随着中国社会快速转型，政府也面临行政成本日益增高的问题，叶青意识到车改会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变革的举措。

　　1998年，大庆车改后的一些新现象，令叶青颇为触动。车改后，大庆的处级干部去省城开会，通常都是拼车，车费AA制分摊。而如果没有车改，“县里一个科长去省城开会，单开一部车，大家都觉得很正常。”

　　此后，他陆续发表有关车改的言论，并在论文中表示“中国要进行的十大财政改革当中，车改是肯定要到来的”。

　　关注车改十年后，岗位的转变令叶青对车改不再停留在理论阐述阶段。2003年5月叶青从中南财经大学调任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炒了”配给自己的司机，主动提出“自购私车，上下班一月500元补贴，出武汉市实报实销”。

　　此举一出，叶青几乎成了机关里的另类。“其实，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他说，就是想实验一下研究多年的车改方案到底是否能节约行政成本。

　　出任副局长前，叶青一直在大学教授财政思想史，他崇尚孔子的“政在节财”。“如果政府不注重节约，即使事情做成了，老百姓也会有意见。”

　　经过一年的实验，叶青发现，这一做法有成效：以一辆价格10多万元的机关公车为例，司机工资加上购车费、修车、保险、路桥费等，一年下来估算需10万元左右。而按叶青的方式，即使每月补助提高到1000元，一年为1.2万元，再加上出差费用，一辆小车一年至少省下七八万元。

　　在叶青看来，车改的影响并不在“开车”还是“坐车”，而是理念的转变。“原来由公家承担的费用转嫁到官员个体身上，这就驱使大家自动想法子去节约，各种法子就出来了。”他说。

　　一进叶青的办公室，会看见一辆银色的迷你自行车。每逢去省委、省政府开会，叶青总是骑着这辆自行车，揣着通行证前往。“有意思的是去洪山礼堂开大会，散会时候门前的小车堵得不得了，我就骑着小自行车穿行而过，回到单位也就15分钟，比坐车还快”。

　　叶青说，自己一直遵循着“三五一零”原则：3公里走路，5公里骑车，10公里以外再开车，“只要不去汉口办事，基本不开车”。

　　节约效应渗透了了叶青生活的多个细节，在办公楼附近，本刊记者看见了叶青自购的黑色越野车，擦洗得亮闪闪，叶青笑言，那是他自己擦洗的，“省了洗车费”。

　　“践行车改后，还有一个好处是省了喝酒的支出。”叶青说，“现在官员出去吃一顿饭，大半是酒钱，通常司机跟着领导，还要单开一桌。如果干部们都自己开车，省了酒钱，还省了司机的饭钱。”

　　受邀讨论全国性公车方案

　　2004年，叶青参加第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时，将身体力行后的车改经验写进了议案。这是他第一次以人大代表身份呼吁车改。

　　“会上讨论不多，会后反馈较少，当时大家对车改似乎有些回避。”叶青说。

　　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一位人大代表将自己拍摄的一些地方政府豪华办公楼照片带到现场展览，叶青受到触动，决定改变策略，把公车改革放到降低政府行政成本的大议案里，提出管控“六公”的概念，即控制“公车、公油、公宴”，再加上“公邮、公礼、公品”。

　　“六公”提法在叶青博客转发后引起了网友反响，但公车改革建议的反馈，并没有达到他的预期。“2005年，我与另外4位全国人大代表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车改意见，有关部门用统一的题头一并回答了我们，回复的内容比较笼统。”叶青说。

　　之后，他不断补充新内容。2009年6月底，已被舆论冠以“车改代表”之名的叶青，接到了中央纪委打来的电话。

　　当时中央纪委正在为公车改革事宜寻找抓手，而叶青当年的议案中提出了“公车改革”实验区的设计，建议在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地区做实验，以便总结经验，再上升为区域政策。电话里中央纪委工作人员表示：叶青同志的意见很好，准备积极采纳。

　　2011年，提出车改议案的第8年，公车改革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他本人也收到了最明确的一次回复---国家发改委在两会后致电叶青，全国性的公车改革方案已经大体出来了，届时可能邀请他参加方案的讨论。

　　车改的观念性障碍

　　在叶青执着于公车改革呼吁的8年间，南京、齐齐哈尔等一些地方陆续迈出了车改步伐。而据叶青的观察，从全国来看，车改的步伐仍然踟蹰。

　　“1993年以来的地方车改试点往往不能善始善终，大庆、湖南的一些县，甚至出现了倒退现象。有的是全部推倒回到原点，有的是车改期间把单位的旧车拍卖后又重买新车，有的是一边拿补贴一边坐专车。”叶青根据多年的观察研究得出结论：近年地方车改有三分之二陷入倒退。

　　叶青曾赴湖北率先车改的老河口市考察，发现当地对车改后的效果不满意，一片反对声，“主要还是在位的官员反对，觉得老办法更好，车改后不划算。”

　　湖北省国土资源厅曾是该省为数不多的车改试点单位之一，叶青去考察后，发现只是把老干部处原本专门给老干部用的车收回，归于车队，根据需要再派车，而现职官员的专车基本没参与车改。

　　最近让叶青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武汉成为两型社会试验区后，深圳一些公司到武汉考察，有企业家代表提出想要参与武汉车改。“那个深圳企业家说希望到武汉某区办一家公司，他来投入，负责买车，该区的政府单位有需要，就致电公司，随时派车。当时市长问参加座谈的各位区长，哪个区愿做试点，底下鸦雀无声。”

　　车改究竟为何难于推进？“拥有公车并不在于级别高低，而在于你是不是一方‘老大’，这就是‘公车相对论’”。在北京，一个股级干部肯定没有专车，但到了乡镇，一个股级干部就可以有专车。叶青说，“比如一个乡土地所，车可能是所里公用的，但最终会成为所长专车。”而对于拥有公车的官员，这就是个“待遇论”。“就算几百米的距离都要坐车，这是身份，也是习惯。”

　　隐藏在公车背后的这些观念性障碍，即使在叶青的个人化的车改中也有体现。叶青的妻子告诉本刊记者，当初叶青要辞退司机，她很不能理解，而叶青自购车后，“每次他一个人出差跑长途，家里还要为他的行车安全提心吊胆。”

　　亲友也对叶青自己的车改行为不满。今年春节，叶青的表弟从福建回来，一进家门就埋怨叶青“搞什么公车改革嘛”，原来表弟所在的国企刚参与了车改，原本可以享受专车待遇的他失去了专车。

　　“制定车改政策的人，恰恰是享受公车的人，自己革自己的命很难啊。公车滥用在老百姓眼中是个问题了，而在一些官员眼里可能被视作小事。”叶青说。

　　“车改的春天正在到来”

　　比起副局长的头衔，叶青更关注自己作为人大代表一言一行的影响力。

　　应对车改的不易，叶青提出了“双轨过渡制度”：“愿意改的落实改革，不愿意改的暂时按照老规矩办”。因为这个提法，叶青被质疑为“改良主义者”。可他认为，双轨是为了减少阻力，随着老人逐渐退下来，年轻一辈会接受新办法。

　　2011年9月，叶青赴杭州参加“政务微博”论坛，次日便联系了杭州市车改办座谈。

　　自2009年开始的杭州车改方案较为彻底，全市上下除公检法系统外，其他单位局级领导干部的公车全部取消。时隔两年，杭州市宣布，通过车改，公车数量从1200辆缩减到400辆左右，两年节约3442万元，公车开支减少了三分之一。叶青认为，杭州车改的另一个成果是去掉了一个“特权阶层”，即领导身边的司机们。

　　而杭州货币化车改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出现了一些议论，有些老百姓认为车改后的补贴给多了。

　　交流中，杭州车改办负责人向叶青解释说，杭州的副局级干部一个月车补2200元的补贴标准，是由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叶青提出，制订补贴标准是核心而敏感的决策，需要吸纳更多群众的意见，提出更透明的核算方案。

　　叶青说，《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中提到了“社会化改革”，基本吸收了之前的建议，“这是具有实质性的改革”。目前“社会化”还未实现，但已经有了“半社会化”的情形，比如杭州车改后的机关公车服务中心，负责管理180辆公车，司机全部是社会招聘人员，根据需要调配。

　　叶青说，经过半年斟酌，他会按照“以货币化为主、社会化为辅”的思路，在今年两会期间提出新的车改建议。他认为，“车改的春天正在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