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于城镇化。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是内需的一大源泉。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50%，这是巨大的历史性变化。但总的看，我国城镇化依然明显滞后，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据有关方面统计，发达国家城市化率一般达到80%，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率也在60%以上。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城镇化不仅可以扩大投资，而且能够促进消费，对扩大内需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国际上有经济学家曾经预言，中国的城镇化和美国的高科技是21世纪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有关方面数据表明，2010年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为4455元，城镇居民为15900元，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是农村居民的3.6倍。按此测算，一个农民转化为市民，消费需求将会增加1万多元。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吸纳1000多万农村人口进城，进而带动1000多亿元的消费需求，而相应增加的投资需求会更多。目前我国农民工总量达2.4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约1.5亿人，农村还有相当数量的富余劳动力，城镇化蕴涵的内需潜力巨大。在城乡之间二元结构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的同时，城镇内部“二元结构”现象又在显现，后者既包括城镇居民与进城农民工及其家属之间在生产生活条件上形成的差异，也包括城镇历史遗留的棚户区困难群众与大多数市民之间在居住条件上的差异。这是我们面临的矛盾和困难，也是潜力所在。推动解决这种“双二元结构”问题，有利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减少社会矛盾，释放出城镇化带来的需求潜力。

　　稳步推进城镇化，必须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维护农民权益、严格保护耕地的基础上进行。要研究制定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出台综合性的政策措施。加强城镇规划和管理，遵循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考虑不同规模和类型城镇的承载能力，合理引导人口流向和产业转移，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科学布局、合理分工、功能互补、集约发展。要抓紧制定并有序实施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政策措施，推动城镇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农民工并逐步实现均等化，帮助他们逐步解决就业、住房、医疗和子女教育等方面实际问题，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把在城镇已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要研究出台规范的市政建设投融资政策，进一步完善土地管理制度，搞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与城镇化布局体系的衔接，加强公共交通、污染防治、水电气热供应等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应当指出，房地产市场能否健康发展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必须解决好的重大问题。要继续搞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巩固调控成果，积极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有效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给，加快建立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使城镇化稳步向前推进。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扩大内需的又一源泉。要进一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在推动东部地区转型发展的同时，更好地支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尤其是加大对老少边穷地区扶持力度。区域发展与城镇化密切相关。欠发达地区发展滞后，一个重要表现就在于城镇化滞后。在那些发展条件好、环境容量大的地区，应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引导要素合理集聚、企业集中布局、土地集约利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国家的区域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不能一刀切，要坚持分类指导、有保有控。对西部地区一些国家重点开发区域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在严格节能环保、确保质量安全、科学合理布局的前提下，实行差别化政策。

　　扩大内需的最大产业潜力在服务业。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已成为制造业大国，许多工业品产量居世界前列，“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未来发展有很大空间。相对来说，服务业发展滞后，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块“短板”，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较低，据有关方面统计，2010年我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3.1%，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中等收入国家53%左右的平均水平。应该说，无论是生产性服务业还是生活性服务业，在我国都有着旺盛的市场需求，发展潜力巨大。服务业绝大多数属于实体经济，同样能够创造社会财富和增强综合国力。服务业是最大的就业容纳器，是科技创新重要的驱动力量。工业化不仅要发展工业，而且需要发展服务业，工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也有利于提高工业发展的质量和竞争力。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五年提高4个百分点，我们要努力工作，努力实现服务业发展的目标。

　　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所在。要采取有效措施，为服务业发展创造有利环境，扩大服务业规模，提高服务业水平。加快发展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科研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业，大力发展旅游、健身、养老、家政等生活性服务业，扶持中小型服务企业发展。同时，要积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发展，努力掌握核心技术，形成竞争新优势，开拓市场尤其是培育国内市场需求，促进产业优化升级。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必须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实现“三化并举”。无论是稳增长、控物价，还是扩内需、调结构、推进城镇化，都要靠夯实“三农”基础来支撑。要坚持不懈抓好“三农”工作，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新农村建设，严格保护耕地，继续稳定粮食种植面积，着力提高主要农产品综合生产能力，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和农村全面发展。

　　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无论是从应对当前挑战的实际需要看，还是从长远发展的根本目的看，都必须把扩大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放到扩大内需更加突出的位置。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投资率高，消费率低。按有关方面数据，2010年我国消费率为47.4%，远低于美国的87.7%、欧盟的80.7%、日本的78.6%，也明显低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67%左右的水平。我国消费潜力巨大，但还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在实际工作中，扩大投资的办法较多，扩大消费的办法较少，这种状况必须扭转。要完善鼓励居民合理消费的财税、信贷等政策，着力改善消费环境，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尤其要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为此，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多渠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在初次分配中，鼓励群众就业创业，合理提高劳动者报酬；同时，发挥好再分配的调节作用，健全养老、医疗、失业等保障制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构筑社会保障安全网，为就业创业者解除后顾之忧。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扩大消费是基础，稳定投资是关键，要善于发挥投资手段的直接拉动作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践表明，方向正确的投资见效快、关联度大，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2012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要重点保障在建和续建项目的资金需求，防止出现“半拉子”工程，积极有序地开工建设国家“十二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要在保持投资合理规模的同时，把工作重点放到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质量效益上来。要把投资与消费更好地结合起来，形成增投资与扩消费的良性互动。要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引导作用，继续向“三农”、水利、欠发达地区、社会事业、科技创新、节能减排以及铁路、公路等公共基础设施等领域倾斜，释放内需潜力，拓展发展空间。

　　扩大内需，调整结构，需要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在当前外需疲软的形势下，要保持外贸政策的连续性和基本稳定，保持出口平稳增长，推动出口结构升级，努力拓展新的市场。同时，要继续把扩大进口作为战略措施来抓，积极扩大进口尤其是先进技术装备、关键零部件和重要能源原材料进口，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整体水平。要着眼全球范围配置资源和要素，统筹“引进来”与“走出去”，扩大境外投资合作，并以此带动贸易、技术、能源资源等合作，积极防范境外投资风险。

　　三、把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

　　民生连着内需、连着发展、连着公平。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拉动消费，又增加投资，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和有效途径。目前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5000美元，人民群众对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需求日益增长，民生领域巨大的内需潜力会持续加快释放。加大民生投入，本身就是结构调整，是转方式的应有之义。要适应群众的新期盼和形势的新要求，把民生工作放到经济工作的重要位置，把重大民生工程摆在发展工程的优先序列，努力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

　　实施好重大民生工程，要按照保基本、广覆盖、可持续的原则，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因地制宜，做到积极而为、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逐步扩大基本民生保障的覆盖面，并随着经济发展不断提高保障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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