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相乐 北京报道

　　吴英集资诈骗案，“折腾”社会公众很久，也占据了太多的媒体资源。同样，意料之中，吴英被终审判处死刑再次引起社会舆论的强烈关注，加之春节假期原因，社会舆情几乎处于完全失控的状态。那么，人们除了感性地关心即将消失的年轻生命之外，还有怎样的理性期待呢？为此，本报专访国内著名情报风险专业智囊机构——恐龙(KOLONG)智库的相关专家，希望能够为读者进行具体解读。

　　《华夏时报》：吴英死刑案，可谓给了寒冷春节中的人们更多的谈资，甚至一度超过沸腾的“方韩之战”，那么，如何总体看待吴英案件的整个舆情传播？

　　恐龙智库：吴英案件的媒体传播始于2007年2月10日，历经几番传播高潮，直到浙江省高级法院维持吴英死刑判决，将该案件的舆情再次推向高潮，其传播时间之久，高潮叠涌之多，可以说是近几年舆情媒体传播中绝无仅有的案例。

　　《华夏时报》：吴英死刑维持案，在舆情传播的媒体构成中是一个怎样的状况？

　　恐龙智库：恐龙智库舆情监测期内，关于“吴英集资诈骗案终审维持死刑原判”的舆情报道172777条，其中报纸报道107条，电视报道45条，门户网站报道5233条，微博报道136438条，包括论坛、博客在内的其它形式报道累计30954条。其中，微博再一次显示了“微小，博大者”的威力。

　　《华夏时报》：一定的时期内，一个事件往往也只有一个高潮期，吴英死刑维持案的舆情高潮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恐龙智库：恐龙智库舆情监测显示，吴英死刑维持案，一共经历了三个舆情传播高潮阶段。

　　首先是浙江省高级法院2012年1月18日下午做出维持吴英死刑判决的当日，舆情迅速攀升，1月19日舆情达至顶峰，随后几天舆情呈现出自然型滑落。

　　其次是2月1日有“法律界良心”之称的张思之律师给最高人民法院张军副院长的“对吴英执行死刑难服众”的致函，再次将舆情推到一个高潮。

　　第三个阶段是2月6日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吴英被判死刑是市场经济的严重倒退”的论述，将舆情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并在高潮没有衰退之时，由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研究中心2月6日主办的由法学者、实务专家等参加的百人研讨会的“不能杀”呼吁，延续了舆情高潮的时间。

　　从上面舆情数据分析，吴英死刑维持案件的舆情传播，确实有特别之处，而这个舆情高潮的特别，正反映出案件背后所反映的现实社会问题。

　　《华夏时报》：按照舆情传播的规律，伴随舆情的发展，必然舆情事件的双方或多方的观点或辩论存在，吴英死刑维持案的舆情传播中，论辩各方有怎样的观点呢？

　　恐龙智库：吴英事件宣判后，面对来自各方针对司法公正、贪腐内幕以及金融政策改革的强烈质疑，或许是由于春节的原因，有关方面几乎完全放弃正面回应，而一味地沉默反而更加刺激舆情的发展，可以说，吴英案的舆情近乎处于“失控”，所有的观点几乎都是一边倒，都认为“吴英最不该死”。虽然，最终浙江省高级法院才出面否认“枉法违心无奈判处吴英死刑”，但对于整个舆情而言，已经没有任何作用了。

　　《华夏时报》：吴英死刑维持案舆情之所以如此特别，一定说明了其背后所折射的问题为大众所普遍关注，从宏观角度上看，吴英案所反映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

　　恐龙智库：应该说，吴英死刑案舆情所反映的决不是案件本身，而是案件背后所折射的社会问题。吴英舆情事件本身浓缩了中国金融秩序改革、司法观念改革、社会公平正义、民营企业融资困局等诸多节点性事件，各方对于事件后面所透露出的观点和政策风向显得尤为关注，这种关注本身所传递出的公众政治态度值得引起管理部门的注意和重视。

　　《华夏时报》：吴英案舆情所反映的问题不是孤立的，应该具有比较深刻的社会背景，又如何看待呢？

　　恐龙智库：吴英案2007年进入公众视野后，起初舆情维持在正常的波动范围内，但从2010年起，舆情关注呈显著提高的态势，这说明其中一定有特殊的社会背景存在。

　　正是从这一年起，沿海发达地区出现了民间集资风潮背后的“老板跑路”现象，在这一民间金融混乱的背景下，吴英案件的进展和最终判决无疑成为了企业、地方政府和公众研判未来中国金融改革走势的重要指标，以及司法量刑合理性的样本。

　　吴英案既不是突发事件，也非特大灾难性事故，但作为民生和政治公共事件，媒体对其持续报道兴趣较强，公众主动参与兴趣极高，这反映出多数人对于案件司法裁定和政府推进民间金融体制建立的消极态度十分失望和不满，或许，下一个“吴英”事件出现后，舆情走势和趋向也许会比这一次更加清晰和猛烈。同时，随着今后政府在金融和司法领域改革的深入，吴英案件将会不时被重新提及。

　　这些，是应该值得相关方面去认真思考的。

　　《华夏时报》：吴英死刑案件舆情喧嚣的背后，也藏有诸多理性的期待，那么，有哪些期待值得思考呢？

　　恐龙智库：综合恐龙智库所监测的舆情观点，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期待：

　　期待之一：虽然司法独立应当受到尊重，社会舆论不应该干扰司法，但是舆情态度反映了一个动向：中国公众对死刑态度的温和转变和首次集体呼吁，却与世界司法潮流悄然契合。既然社会对‘不杀人不偿命’有了一定的共识，那么立法和司法机构就应抓住机遇，使减少死刑在中国获得突破，也能由此减少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指责。

　　期待之二：吴英死刑案所涉及的直接内容，就是是否开放“民间金融”问题，以及“民间金融”是否应该受法律保护的问题。可以说，即使吴英最终被判处死刑，但其对审理近年密集爆发的非法集资案件的示范效应，对如履薄冰而又生生不息的民间金融之影响，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公平正义之司法争议才刚刚开始。

　　期待之三：社会舆情认为，吴英死刑案依然有很多疑点需要澄清，如吴英案件缺乏直接被害人不符合集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如吴英“借钱”对象的“下线”都是知情的，并非被欺骗而误导；如吴英二审开庭后迟迟未下判，加之案件本身存有诸多“疑点”，则法院就应该遵循“疑罪从轻”或“疑罪从无”的审判原则。

　　期待之四：社会舆情认为案情显示吴英案背后有诸多隐情，或许是银行系统，或许是利益集团，而在这些潜在的“隐情”没能查清之前，就判决最为重要的当事人死罪，则有失正义。

　　期待之五：社会公众对比其他更为严重的经济案件，如原中行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涉案金额几十亿仅被判12年，则更加确认吴英不能够被判死刑，因为社会公众认为同一个国家，同一部法律，判决结果应该差别不大。同样，社会公众对司法统一适用提出了更为理性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