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时间,七个城市,十份工作——这是来自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的“90后”农民工魏胜一的打工“履历”。与其说是工作,不如说是漂泊。调查发现,在以“80后”、“90后”为主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这样的“工漂族”并不是个别现象。专家分析,就业“高流动性”与“短工化”是“工漂族”的典型特征,这也成为近年来用工荒愈演愈烈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业选择多却赚不到钱
“这根本不是打工,更像是旅游。”魏胜一的家人这样评价他。高中毕业后出门打工这三年来,他足迹遍及广州、深圳、宁波、萧山、上海、合肥、泉州等全国各地打工,从事的十个工作中,横跨制造业、零售业、餐饮业等多个行业。最长的一段工作时间不到5个月,最短的只有一星期。
中国社科院劳动与人力资本研究室主任都阳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高,除了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职业期望值比父辈高外,也与当前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变化有关。正是由于劳动力资源短缺的问题越来越明显,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时有了更多的选择,导致其更换工作的频率加快。
更多就业选择,并不意味着更多收入。魏胜一说,他没赚到什么钱,这两年不仅没给家里寄钱,反而要父母贴补了他2万多元的路费和生活费用。虽然赚不到钱,但“工漂族”的花费可不少。魏胜一说,他喜欢玩网络游戏和聊天,经常和老乡相约在网吧里玩通宵,“除吃喝外,生活费用主要是上网费用和通讯费用,手机差不多每半年换一次”。
看似“潇洒”,其实无奈。一方面,“年轻气盛”的他们不甘心安于现状,对收入的不满让他们不断寻找新的机会。另一方面,限于自身条件和就业岗位的低层次,其提高收入的愿望面临现实困境。“新华视点”栏目和工众网的问卷调查显示,在以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主的调查对象中,有近四分之三的农民工去年净收入不超过2万元,有23.4%的人对工作表示“不满意”,但绝大多数的人今年依然选择在外打工。
与“农村”日趋疏远
少小离家、游移无根的“工漂族”,有着怎样的就业心态?记者采访发现,存在这么几类:一是“盲目尝试”型,还没想好自己以后要干什么;二是“一心赚钱”型,看重的是城里能赚到比老家种地更多的钱;三是“着眼长远”型,收入是一方面,但更看重发展空间。
不管是茫然还是清醒,冲动还是理性,很多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的距离日趋疏远。问卷调查显示,52.2%的受访者丝毫没有务农经历,在15-30岁的农民工中,无务农经历者更高达55%。
事实上,农村也已经没有留置新生代农民工的物质依托。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的一份报告显示:16-25岁的“90后”农民工中,41.4%没有承包地、36.4%没有宅基地;26-30岁的“80后”农民工中,35.4%没有承包地、33%没有宅基地。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文军说,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和土地的感情要更为淡漠,在城里安居乐业、做城里人已成为他们新的憧憬。
“新工荒”放大用工缺口
虽然“工漂”的出现有其时代背景,但不可否认,这一现象对当前的用工荒而言是雪上加霜。不少企业主反映,工厂每周都有人进进出出,很多人在辞掉上份工作后并未迅速展开下份工作,由此形成了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待业群体,放大了用工缺口。
要有效应对“用工荒”,必须正视“工漂族”的诉求。记者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诉求非常多元,尽管收入还是影响其工作满意度的最主要因素,但打工的目的绝不是单一的“挣钱养家”。其职业诉求与现实境遇存在四大落差。一是当前农民工的实际工作强度较大,与其期望值存在巨大落差;二是新生代农民工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丰富多元,而现实工余生活显得单调;三是新生代农民工提升职业地位的意愿比较强烈,而现实中,其职业流动呈现“水平化”;四是逐渐脱离土地的新生代农民工已开始将自己的未来放在城市,但严格的户籍制度和高昂的生活成本阻碍着他们的城市梦。
如此落差之下,“迁徙复迁徙,工漂还工漂”的局面便难以避免。“短工化的‘工漂’倾向对新生代农民工和用人单位都有不利影响,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和农民工自身一起努力。”上海农民工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人赵建德说。
业内人士认为,当务之急是要规范就业环境,提高劳动者收入,并促进住房保障、教育、文化等各类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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