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闭幕。这一天是冬至，但对国家来说，这一天是“立春”。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此前为其做了充分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冲破了“左”倾的观念，明确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全会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中国共产党勇敢的自我改变，适时的正确抉择，改变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命运，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前途未来。

　　三十余年过去，这次抉择创造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源源不绝，泽被后世。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春天里

　　1978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刚到立春节气，神州大地已经感受着和煦的暖阳。召唤新生的春风，似乎也给刚刚结束了“文革”内乱的中国送来了几丝新的气息。

　　这年2月，春节后，恢复高考后首批“七七届”大学生陆续入学。敞开的大学校门带给新生们莫大的荣誉，让更多像他们一样命运多舛的年轻人看到了希望。

　　3月，全国科技大会召开，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会上作报告，报告的题目诗意盎然——《科学的春天》。此前，《人民文学》一月号刊登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昔日的“臭老九”作为正面形象，堂堂正正出现在人们面前。

　　4月，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的请示报告，决定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中共中央组织部在这一年中，为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1700万蒙冤者平反昭雪。

　　5月11日，《光明日报》的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开始了真理标准大讨论。长期禁锢在“文革”中“左”的思想和亢奋中的人们，重新开始理性的思索和民主的争论。

　　这一年，冰雪消融，大地回春。

　　这一年，划时代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中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探索。

　　而追溯这次伟大转折的发生过程，却不仅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那短短的5天之中。

　　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公报》一开头，就专门写了一个自然段，只有一句话：“在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做了充分的准备。”

　　于光远当时是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从头至尾亲历了这两个会。他在《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一书中，对《公报》的这句话作了这样一番解读：“三中全会要确定的路线方针任务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都已经提了出来，并且有了解决问题的主张。”

　　不过，对“为全会做了充分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便于光远也说：“我不清楚是何时、由谁首先提出要召开这个会和怎样提出来的，不清楚中央常委的几个人对召开这个会都有怎样的想法。”

　　当时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的胡丹接到通知，作为负责编辑会议简报的工作人员，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胡丹随手揣上20斤粮票和一些现金，去京西宾馆参会。按当时的惯例，会议工作人员要自己交纳会议期间的伙食费，每天1斤粮票。

　　没想到，会期原定20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却从1978年11月10日一直开到了12月15日，延长到了36天，以至于胡丹不得不中途回家取粮票。

　　3天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为期5天。

　　有太多出乎意料、超过预设的改变出现在那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看上去似乎有些偶然。历史，总喜欢用这样偶然的联系，拼接必然的进程。

　　于光远在中央工作会议举行前夕领到了出席者名单和分组名单，他急忙而仔细地对着名单上的219个名字，一个个看下去：

　　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23人和候补委员3人全部通知到会，名单上还有中央军委常委、“三副两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党中央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军委直属机关负责人……

　　这份长长的名单，给于光远留下了两个印象：一是会议规模不小，“够得上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水平”；一是与会者“成分不错”，大都是在“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同志，虽然也有“‘四人帮’在位时做了令人很不满意的事的人”，“站在‘两个凡是’立场上的也有”，但已经不占优势。

　　于光远回忆，“我看了这个名单就心中有数了，认为会有一番带有严重性质的争论，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有所作为的会议。”

　　不过，即便是与会者，多数人事先也不能预料，这将是一次改变中国航程走向的会议。

　　中心议题

　　1978年11月10日，北京京西宾馆，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一切似乎没有什么不同，毛泽东和华国锋的标准像悬挂在主席台的上方。会议期间，很多与会者晚上还饶有兴致地去观看内部电影。

　　会议由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主持。华国锋的开幕讲话中为会议确定了三项议题：一、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二、商定1979年和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接着，华国锋提出，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坐在台下的于光远全程听了华国锋的讲话。于光远事后评价说，对这个讲话，“总的来说，大家——包括我在内——是比较满意的。”“华国锋的确是一个热心建设的人，情况掌握得不错，思想也开放。粉碎‘四人帮’后他的确想好好地干出一点名堂来。”

　　不过，在三个很常规、很惯例的会议议题之外，“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核心问题，提出者其实并不是华国锋，而是当时因出访东南亚而没有坐在主席台上的邓小平。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的决议。在“文革”中饱受打击后，邓小平又一次复出了。

　　7月30日，喜欢足球的邓小平出席了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办的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闭幕式，复出后第一次在公众场合亮相。坐在看台上的他，一根接着一根地吸着烟，谈笑自若。8万人的体育场内，全场起立欢呼，掌声雷动。

　　再次走上中国领导人岗位的邓小平也吸引着世界的目光。法新社当晚发出的消息这样描述：邓先生似乎并没有由于他去年受到贬损而有什么改变，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10岁。

　　这次复出后，邓小平站在了一个更广阔的舞台上，他开始承担起那个被每个中国人铭记的角色——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包括最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在内的诸多文献，都做了这样的记载：“会前，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会议先用两三天的时间讨论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

　　这时的中国，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已经两年多了，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却没有完全消除，“左”的指导思想仍然延续着，党和国家徘徊在向何处去的抉择关头。

　　1978年9月，邓小平视察了辽宁、吉林、黑龙江，然后又来到天津。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在“到处点火”，到处谈论的是关于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打开国门、对外开放的话题，“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讲话中，也对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做了较大篇幅的论述。据于光远记载：“华国锋慢条斯理地讲了一个多小时，其间三次离稿讲话。他讲了很多经济建设问题，讲了国内经济形势和国际的有利条件，还讲了要善于利用这种形势，吸收国外资金和技术。”

　　但同时，与会者也注意到，华国锋在讲话中没有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还在坚持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抓纲治国”的十一大路线。他所讲的“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后面紧接着的一句是“要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

　　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人心所向。然而，横亘在这个问题之前的篱障仍未搬除：全国上下热切关注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华国锋的讲话中只字未提，“两个凡是”还压在人们头上，许多重大是非问题没有厘清，成千上万件冤假错案尚未平反……

　　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冲破这些藩篱是前提。一向以擅长经济工作闻名的陈云点燃了导火索。

　　“六颗重磅炸弹”

　　中央工作会议的前两天，议程按部就班，气氛波澜不惊。

　　陈云坐在会议室面朝主席台的席位上——当时的他仅是一名中央委员，没有任何实职。

　　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成员中，1976年后还健在的，就只有陈云和邓小平了。而这位最懂经济的老一辈革命家，却只保留了中央委员的名义，几乎是在“赋闲”。

　　1978年7月1日，曾任陈云秘书多年的陈家栋到陈云家探望，看到了这样的场面：“一个不小的办公桌，桌面上只有一部旧的电话机，一个台历，一份文件也没有。从这些摆设中，可以看得出来，他虽然‘解放’了，但还没有安排工作，没有事干，还在‘待命’。”

　　11月11日会议结束后，陈云回到他在朝内小街的家，斟酌再三，终于按他的老习惯，在台历的背面写下了发言提纲。然后他叫来夫人于若木，为他誊清这个提纲，字比较大，能让他看起来方便。

　　11月12日，会议开到第三天，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分组讨论的东北组发言了。

　　从1962年因身体原因离职休养算起，再到后来被选出中央政治局、束之高阁，陈云一直沉默了十几年。只有1977年3月，也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作了支持邓小平复出和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书面发言，但那次发言仅限于发言而已，甚至连大会简报上都没有出现。

　　这一次，陈云事先讲明：“去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我有个发言，没给登简报，这次发言我希望登简报。”

　　沉默了十几年的陈云，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终于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发出了震惊中国的声音。

　　陈云说：“我完全同意中央关于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意见。但是，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有所顾虑。有些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

　　随后，陈云提出了6个问题：

　　一、“薄一波等61个叛徒案”，他们出“反省院”是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二、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复查，如果并未发现新的有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不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很不得人心。

　　三、陶铸、王鹤寿等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留着一个“尾巴”，应重新复查。

　　四、彭德怀同志对党的贡献很大，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五、“天安门事件”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六、康生的错误很严重，应当给予批评。

　　陈云浓重的吴语普通话盖过了会场所有的杂音，代表们诧异、惊愕、兴奋，心情随着陈云抛出的一个比一个更有力量的炸弹而跌宕起伏。

　　陈云很清楚他这个发言的分量，讲完后，他又问简报组的人敢不敢登简报。一旁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王恩茂等人接过了话：“他们不登也没关系，反正我们都听到了。”

　　这次，陈云的发言完整地登在了会议简报上。在现场听到或后来在简报上看到陈云发言的与会者们，在多年后忆及此事时，很多人不约而同地用了“爆炸性发言”、“六颗重磅炸弹”这样的词汇。

　　“六颗重磅炸弹”炸响了，当即激起了更有声势的回响。会场的热烈讨论一下子进入了白热化。

　　按照预定的议程，陈云发言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3日，会议将转入讨论农业问题。然而，多数与会人员并没有服从这个安排，仍然围绕着历史遗留问题展开讨论，而且火力越来越猛。

　　万里、聂荣臻、康克清响应支持陈云，要求迅速解决这6个问题；胡耀邦发言要求把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萧克发言要求为“二月逆流”平反；杨得志提出要为武汉“7·20”事件彻底平反；陈丕显提出，上海“一月风暴”的问题要搞清楚……

　　这些在全党、全国享有声望的老革命家们，接二连三地发出重炮，把中央工作会议拉出了预设的轨道——或者说，拉上了正轨。

　　“革命行动”

　　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时，党的领导核心由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组成。邓小平因出访并未参加前五天的会议，耐人寻味的是，另外四人似乎也没有立即对陈云的发言做出反应。众多当事人回忆那些热烈的、畅所欲言的讨论，独独没有几位政治局常委的发言或表态。

　　不过，在《叶剑英年谱》中记载了一个颇有意味的细节：11月12日陈云发言当天，叶剑英对华国锋说，“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要从速表态，以免中央被动。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几次在党和国家重大历史关头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叶剑英元帅，对时局有着敏锐而清醒的认知和判断。

　　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早已是举国上下人心所向。只是因为这是毛泽东亲自定性的“反革命事件”，为其平反势必触碰“两个凡是”的“红线”，因而屡屡被提起，却又屡屡被搁置。

　　到中央工作会议时，“天安门事件”平反又一次被提出。会上还在热切讨论时，会下，已经有了实际的行动。

　　此时，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正在宣武饭店举行。会议主要议题是加快对“四人帮”清查步伐，进行工作重点转移。当时，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刚刚上任，会议由第三书记贾庭三主持。

　　会议期间，有人提出，应给“天安门事件”平反。代表们对此反应强烈。会议的公报几经修改，仍未能最终敲定。

　　14日上午，正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林乎加给中央政治局几位常委写了一份报告，紧急请示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处理问题。

　　林乎加后来回忆说：“我和贾庭三同志给华国锋及几位副主席写了报告，说，‘天安门事件’在吴德同志主持工作时，就已经准备平反，现在会上又提到这个要求，我们是支持的，并附上我们的报告稿和报道稿。中央批准了。”

　　15日，《北京日报》刊登了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报道。在这篇长7000字的稿件中，有这样一段话：“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不过，这段表达了亿万人民呼声的评价中，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天安门事件”这个提法。于光远在《大转折》一书中分析：北京市委“那时还不敢在中央未作出决定前明白地反对1977年华国锋讲话中的提法，而是顺着华讲话中说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那句话的方向，把广大群众的行动确定为完全是革命的行动。”

　　于光远也是主张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之一。此前一天，他刚刚和《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等一起就此做了联合发言。

　　15日中午，参加完会议的于光远回到房间，刚准备睡午觉，突然接到《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的电话，“有事要商量”，让他立刻上楼到杨西光的房间去。

　　到屋里一看，新华社社长曾涛也在。

　　他们告诉于光远，当天的《北京日报》发表了北京市委扩大会议闭幕的消息。新华社想把其中有关“天安门事件”那一段摘出来，单独发一条消息，题目已经拟好，就叫《“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兹事体大，于光远当时是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各种信息了然于胸，希望听听他的意见。

　　于光远把桌上放的那张《北京日报》看了一下，特别仔细地看了其中他们画了道道的有关“天安门事件”的那几行。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新闻稿的标题和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那几句话不完全对得上号……但我转念一想：市委会议关于‘天安门事件’那段话，与我记得很清楚的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话相比，有很大的进步，甚至可以说翻了过来。北京市委的那几句话虽然没有写明‘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如何如何，实质上是为事件平了反。”

　　“我这个人一向有书呆子的脾气，可是这一次我不想拘泥于市委会议报道中没有‘天安门事件’的字样，决定对他们的做法投一张赞成票。”

　　15日晚上7时左右，临发稿了，曾涛又打电话给新华社副总编辑穆青，说：“怎么样？穆青，下决心就这么发好不好？”穆青说：“好啊！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么发。”

　　曾涛又说：“如果这篇稿子出了问题要坐牢，你可得陪着我一块去。”

　　穆青回答：“行，我跟你一块去。”

　　第二天，中国的许多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以通栏大标题刊登了这个只有239个字的消息——《“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当天的《人民日报》送到京西宾馆会场的时候，举座皆惊。

　　于光远回忆：“我走在路上、在电梯里都听到赞扬声。这一天午餐和晚餐，我都与曾涛同桌。同桌者都对曾涛说，如果你因此在新华社呆不下去，欢迎你到我们那儿去。”

　　一锄头打开一个缺口

　　《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用通栏标题刊登了这条新闻——《“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这一版的下方，发表了署名“特约评论员”的长篇评论《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力量——评话剧〈于无声处〉》。

　　此前，陈云在12日的发言中，也特别提到了这出戏。次日，在上海连演45场、场场爆满的《于无声处》剧组，接到了赴京演出的调演令。

　　据《于无声处》剧本作者宗福先回忆，最后决定调剧组，去北京演出的是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他所在中央工作会议的会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宗福先是上海热处理厂青年工人。1978年5月，他利用病休的时间，花了20多天写下了讲述“天安门事件”故事的话剧剧本。压抑和愤懑的情绪在字里行间宣泄着，剧本的题目，借用了鲁迅名句“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前半句，隐去的“惊雷”，大音希声。

　　此时，整个中国都期待着那声惊雷。

　　《于无声处》在京公演四场，观者如潮。11月19日，剧组受邀来到京西宾馆，为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演出了专场。

　　这次会议上，春雷滚滚。

　　巧合的是，在《于无声处》剧组从上海来京的同日，邓小平也结束东南亚的访问，回到了北京。

　　就是在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中，第二次复出不久的邓小平被诬为“总后台”，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现在，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这个“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站在了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转折点上。

　　到京的当晚，邓小平来到了叶剑英的住所，两人就中央工作会议的进展充分进行了沟通。他们还谈到了“中央要加强集体领导，反对突出宣传个人”的问题。这显然是有所指的。随后，中央政治局开会，对中央工作会议进行了讨论。讨论的具体结果并没有对外公开，却反映在此后会议的进展上。

　　会议已不可能再像事先安排的那样转入讨论经济问题，几乎所有的小组都在陈云发言的基础上，做着进一步的拓展。

　　11月19日，华国锋与湖北省领导座谈，他很中肯地说，会议开得好，畅所欲言。他还说，会议时间要延长，不能按预期完成任务。

　　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华国锋代表中央宣布了9条决定：1.“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2.承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撤销有关的全部中央文件；3.为“二月逆流”平反；4.为薄一波等61人平反；5.彭德怀的骨灰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6.为陶铸平反；7.为杨尚昆平反；8.对康生、谢富治进行揭发批判；9.“文革”中的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由各地实事求是妥善处理。

　　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的讲话不仅为“天安门事件”正式平了反，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回避历史遗留问题。不仅如此，代表们还从这一讲话中感受到一种久违了的气氛，这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畅所欲言的民主气氛。代表们为华国锋的讲话热烈鼓掌。

　　这天晚上，胡耀邦离开会场，难得回了趟家。在家里，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向家人谈起了会场的情形。这一天，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也激动难耐，他在日记本上记下了父亲的感言：

　　中国人民遭到的痛苦和灾难换来了今天整个民族的觉醒。什么叫“先知先觉”？其实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思想领先一筹，行动先走一步，原来不想向前走的人也要跟着走这一步……在一个堤坝上，华主席一锄头打开一个缺口，历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冲破多大，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谁也不能事先估计到。

　　“两个凡是”错了

　　缺口打开了，“堤坝”却还在。

　　11月26日，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开了16天，按照原来的议程安排，已经接近尾声。华国锋再次提出会议要转入农业等经济问题的讨论了。但是会场上荡漾的活跃、兴奋和畅所欲言的空气，让会议毫无悬念地往下延伸着，讨论的中心终于指向了真理标准问题。

　　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问题表面上是哲学命题，拷问的却是指导党的思想路线问题，直接冲击着“两个凡是”构筑的那道“堤坝”。

　　从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标准讨论在全国开展得轰轰烈烈。

　　到11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真理标准讨论的提出者、发动者、组织者，以及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主要人物都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争论是回避不了的，而且，是该做结论的时候了。

　　11月26日，胡乔木在东北组发言，希望华国锋在会议结束时讲一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算是对会议做的结论。

　　胡乔木说，真理标准问题本来是一个理论问题，但也是政治问题。这句话，很可能是引用了邓小平之语。此前不久，邓小平在听取分组讨论各组召集人汇报时说道：“这个争论很好，越看越好，越看越是政治问题，是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

　　邓小平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最早肯定和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6月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时，邓小平说：“《光明日报》发了文章，当时没注意。后来听说有人反对，才找来看了看，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

　　邓小平也是最早反对“两个凡是”的。1977年4月，尚未复出的邓小平给中央写信，表达了重新出来工作的愿望。彼时，正是“两个凡是”被明确提出、大力宣扬之时。即便是这样处境下，绵里藏针的邓小平，还是在信中写了一句话：“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第三次复出后，邓小平更是多次发表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的讲话。到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前，邓小平视察东北时，他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已经直截了当：“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两个凡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

　　邓小平曾把他的那次东北之行称作“到处点火”，现在这把火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烧了起来。

　　胡乔木就真理标准问题发言的同一天，时任卫生部部长的江一真，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随后，杨西光、于光远、胡绩伟也批评汪东兴坚持“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

　　“凡是派”的声音也渐渐响起。仍有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进行指责，说它“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旁敲侧击，引导人们去议论毛泽东的错误”。

　　这种违反历史潮流的言论旋即招致更猛烈的批评。

　　而当时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表现出了难得的大度和宽容。

　　担任会议简报工作的胡丹回忆，华国锋当时让大家敞开讲话，简报该登就登。最长的一份简报有42页，整个会议出了400多份简报，放在地上有一米多高。发言简报估计有150多万字，相当于两部《红楼梦》。

　　为让大家打消顾虑、畅所欲言，服务员一律不让进入会议室。以往都是由服务员给大家倒水，这次会议，主办者给每个会议室准备了两个暖水瓶，喝水自己倒。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代表们的发言没有顾虑，没有保留，更没有人因言获罪。

　　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了闭幕式。华国锋在讲话中承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汪东兴也在这一天做了书面检讨。

　　华国锋说，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讲的关于“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这些话讲得绝对了。

　　他还说，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也讲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

　　此外，华国锋还讲了一个集体领导的问题。他说，希望今后各地区各单位向中央作请示报告的时候，文件的抬头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只写党中央就可以了。中央党政军机关向下行文，也希望照此办理，也不要提英明领袖，称同志好。

　　于光远说，对华国锋的这个讲话，会议出席者基本上是满意的。他“承担了‘两个凡是’的责任。一个在党内担任最高领导职务的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

　　这时，中共的“第一提琴手”，名义上虽然还是华国锋，但实际上已经是邓小平。

　　邓小平的“宣言书”

　　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邓小平文选》收入这篇讲话时作了这样一个注释：“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早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邓小平就让胡乔木为他起草了一份讲稿，内容有二：第一部分论述了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几方面的历史意义；第二部分论述如何实现这个转变。

　　从中也可看出，会前，在邓小平思想里，只要说服中央委员会赞同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就达到了会议的目标。

　　但是到了会议期间，形势出乎意料地发生了变化，僵局已被打破。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历史性转折的机遇出现了。他找到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说：“这个稿子的思路不行，你给我找人重写。”

　　12月2日，胡耀邦领着于光远等人来到了邓小平家中。邓小平拿出他亲拟的提纲，并提出了整体框架和思路。

　　于光远至今还保留着这份提纲。那是邓小平用铅笔写在16开白纸上的，一共3页，近500字。由于年深日久，纸面已微微发黄。

　　中央党校教授韩钢撰文记述：“小平同志按照这个提纲，谈了讲话稿所要写的几个部分的问题，对需要阐明的思想观点、方针政策都一一做了交代，讲得很具体。光远同志清楚地记得，讲话稿的题目也是小平同志提出的。”

　　于光远还保留着自己的一份特殊笔记，记录着邓小平阐述讲话稿内容时的大量原话。这份笔记记在一个拆开的旧信封上。

　　原来，于光远是被胡耀邦匆匆找来的。等到邓小平打开话匣子，于光远准备记录时才发现，自己竟然忘了带笔记本，周身上下，只找到了一个别人给他写信用过的旧信封，信封上的邮票被剪去了，留下一个方窟窿。

　　容不得多想，于光远随手就在信封上记了起来。外面都写满了，他赶紧把信封拆开，密密麻麻把纸的另一面也写满了。

　　邓小平首先对会议作了评价。他说：这次会议了不起，五七年以后没有，五七年以前有，延安(时期)有。这个风气要传下去，(这是)很好的党的生活，党的作风，既有利于安定团结，(又有利于)防止思想僵化，实在可喜。

　　讲话稿的第一个问题要谈解放思想、开动机器。邓小平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第二个问题是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他说：现在这个时期更要加强民主。集中那么多年，现在是民主不够，大家不敢讲，心有余悸。

　　第三个问题是向前看。他说：这个会议向后看解决一些问题，目的是为了向前看。不要一刀切，解决遗留问题，要快，干净利落，时间不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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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如此详细的提纲，又做了具体的谈话，成稿就只是付诸文字的问题了。从邓小平那里回来，胡耀邦和于光远找了国务院研究室的林涧青等人，赶紧起草稿子，大约两三天就起草好了。

　　这就是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在今天读来仍然振聋发聩。

　　讲话提纲挈领地抓住了历史转折中最根本的问题，指出了“文革”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方向和指导思想。它以全新的理论视角，启发了全党的思路，振奋了人们的精神，对于推动整个国家走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从此成为中国人民团结奋斗、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的基本口号，成为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宣言书。

　　13日，大会举行了闭幕会，中央工作会议本该到此结束了，可代表们感到邓小平讲话非常重要，纷纷要求延长两天来学习和讨论。直到12月15日，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才真正落下帷幕。

　　启幕

　　1978年12月18日，古老的北京城瑞雪飞舞。上午10时，开启改革开放大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西宾馆召开。

　　有了中央工作会议的充分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各项议题已经顺理成章。此次会议仅仅开了5天。

　　后来发表的三中全会公报说：会议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

　　12月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这一天是冬至，却是新中国改革开放的“立春”。

　　从这一天开始，中国走出了1957年下半年以来长达21年的“左”的阴影；从这一天开始，中国走上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腾飞之路。

　　1979年1月1日，美国《时代》周刊出版。按照它的惯例，在每年的第一期评选出上一年度的世界风云人物。在1978这个年份，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是邓小平。

　　此时，距离标志性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只有十天。虽然华国锋仍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主持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但就体现党的正确指导思想、决定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来说，邓小平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在完成了这次华丽转身后，改革开放大幕开启，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30多年过去，中国的发展和进步震惊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