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谈会开成了“选题策划会”

　　9月半头，《传媒》举办了纪念创刊十周年的座谈会。本来处在新中国六十华诞庆典前夕，上上下下格外忙碌，加上新疆“7·5”事件的余波、恐怖分子的扬言和出于对稳定的考虑，对这个会心存疑虑，曾有动摇。不成想下决心开了，还开得比较成功。成功的主要标志是，座谈会不只是对《传媒》的肯定，或者说主要不是这种肯定，而是对业界问题的研讨、对下一步发展的思考，甚至是对刊物选题的一次重要的策划活动，这就使我们当事人心中感受到一种莫大的安慰与信心。

　　先是中国记协党组书记翟惠生讲到，我们不仅要研究传媒业改革繁荣的好形势，也要研究存在的困境和问题，譬如，记协主管主办的《中华新闻报》的破产与注销，就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案例。这么一家不算大的报纸，亏损2000多万元人民币，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北京青年报社社长张延平在提出要珍惜《传媒》杂志对于传媒市场的指导作用后，提出记者如何成为某方面、某领域的专家，如何更深刻地记录历史的命题。已经离开新闻界到天津市任河东区区委书记的张建星，谈到了不少基层同志基本不看主流报纸的现象，提出了“主流媒体边缘化”的问题。瑞丽杂志社总编辑罗佳肯定了《传媒》的群体是非常有激情的人，提出了把专业性和政策性“有机结合的建议”。天仁报业集团总裁包天仁梳理自己“不研不发”的经验之谈，提出媒体研发能力太差，不少媒体人自己知识不够、创新能力较弱的问题，建议要对“内涵式”发展模式继续挖掘和提炼。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陈刚介绍了对1000个农村地区的传播状况进行深度调研的结论，认为农村传播仍为弱项，应加大在这方面的投入和研究。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崔保国提出“网络维稳”和“用文化创新牵引政治体制改革”的观点。新闻出版总署老领导张伯海除了给杂志鼓劲以外，还建议对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进行深度总结。原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梁衡同志是《传媒》的创始人之一，他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报纸新闻业的商业转型、文化转型、管理转型的历史进程，对我们追求深度新闻，把政治规律、经济规律与新闻规律有机结合不无点拨与启迪。李东东副署长脱开了原来准备好的讲话稿，着重强调了媒体责任和媒体改革问题。关于媒体责任，她讲到了共和国主流报纸的发展脉络，1931年12月11日《红色中华》的创刊，1937年1月更名为《新中华报》，1941年5月与《今日新闻》合并改组为《解放日报》，谈到《晋察冀日报》的创刊和发展，一直到1948年6月15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创刊，谈到了报纸的公信力与记者责任感相关联的问题。同时也连带着批评了目前新闻界存在的追风、挖隐私等负面现象。关于媒体改革，特别是报刊业的体制改革，她介绍了总署的部署和要求，借用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老总谭跃同志的一句话，形象地勾画了改革的目的：企业要改强，不能改弱；导向要改正，不能改偏；人心要改稳，不能改乱；贡献要改大，不能改小；收入要改多，不能改少。

　　我们粗略地计算了一下，若不考虑那些为《传媒》杂志和《传媒》人鼓励加勉的内容，座谈会提出了至少十个大问题，这十个问题是整个新闻报刊业界都面临的问题，也相应地成为《传媒》杂志下一步要加倍努力进行深度研究和采编的问题。借助纪念十年这个由头，把业界的诸多领军人物或“神仙泰斗”请过来，为业界的昨天和今天把脉，梳理出一个问题的系列，从而为杂志的明天拓开更广袤的发展空间，座谈会实际上转换成了很有创意的选题策划会，这是一种多么合算的“投入产出”模式。把座谈会变成提出问题的策划会，变成基于以往发展又服务未来发展的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乃至解决问题的“神仙会”。这正是我们所提倡，也是我们应进一步所坚持的。由此想到，会议的成本与收益问题，能否也成为诸多以“会议”为重要生存方式的人们的一个“问题”。

　　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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