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铝增持力拓交易失败的根源在于政治性风险

　　在中铝增持力拓交易中，政治性风险从一开始就如影随形。以中铝和其他中国企业接二连三大举投资澳大利亚资源为借口，反对党政客在澳大利亚政坛掀起了罕见的中国投资风潮，借助媒体大肆宣扬"在澳大利亚人民与国家财富的婚姻里，工党政府和中国暧昧不清"，陆克文总理及其阁员的私人交往也被拿到有色放大镜下无限上纲。尽管西方媒体一贯指责中国海外投资、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没有如同西方投资那样附加政治先决条件，因而"政治上不正确"，但这并不妨碍中国投资成为今年以来一段时期澳大利亚政坛的头号热门话题。如果仅仅是少数政客炒作而没有在民间引起广泛共鸣那倒也罢了，令人担忧的是情况恰恰相反。任何国家重大战略性资源引进外资交易都有可能引起公众不安，引发政治上的反对，这本属正常；不正常的是值此经济危机席卷全球之际，对于深陷债务危机的力拓而言，中铝增持本是救命稻草，澳大利亚民间对这笔交易的反对竟然如此广泛。澳大利亚新闻民意调查公司4月初的民意调查结果便显示，受调查者中反对准许中铝增持力拓股份至18%的竟高达59%。

　　不错，澳大利亚经济在全球经济哀鸿遍野之际逆流而上、全球初级产品市场和股市显著上扬都给中铝增持力拓股份的反对者们增添了底气。市场普遍预期今年第一季度澳大利亚GDP环比和同比均将略有下降，该国统计部门最终发布的数据却显示同比、环比均增长0.4%。力拓董事会最终决定毁约的公开理由也是市场回升，力拓董事会主席杜立石给股东的公开信中表示："针对金融市场回暖的情况，以及股东和利益相关方的反馈，力拓与中铝讨论了对原来交易可能的修改方案。……最终双方未能就修改方案达成共识，双方亦不再对修改方案进行更多的讨论。"并向公开媒体表示："自今年2月初我们公布与中铝的交易以来，金融市场已显著改善。由此产生了以下两点影响：第一，使得与中铝交易条款的价值显著下降；第二，使得我们有资格提出更符合我们利益、更具吸引力的交易条款。"力拓董事会提出的解决债务危机新方案也是通过全权承销的配股方式筹资约152亿美元。但倘若中铝增持案能够顺利如期通过审查，没有被澳大利亚外商投资审核委员会(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Board，FIRB)延长审查周期，国际初级产品市场和股市的回升幅度尚不至于给予力拓董事会如此强大的信心。因此，归根结底，力拓董事会毁约公开理由背后起作用的仍然是政治性风险。

　　二、投资澳大利亚政治性风险的根源

　　那么，中铝增持力拓交易为什么会遭遇如此巨大的政治性风险？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中国投资今年为什么会一度成为澳大利亚政坛最热门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不能辞其咎。正是在这种政体下，反对党能够更方便地"为了反对而反对"，无需考虑国家战略全局，无需考虑事实，而目前澳大利亚反对党正有着强烈的内在动机处处掣肘陆克文的工党政府。因为与陆克文的工党政府相比，反对党这十几个月日子极为难熬，大选失败后连续两次更换党魁，政治行情依然不见起色；本想借助金融危机咸鱼翻身，无奈工党政府应对有方，转危为机，人气不跌反涨。在这种情况下，既然认定中国对他们鞭长莫及，只能逆来顺受，反对党政客们便将部分民众对中国的些许疑虑当做他们兴风作浪为难陆克文政府、凝聚人气的"卖点"。虽然反对党昔日自己主政时候也没有少推进中澳关系；虽然如果反对党自己上台，为了避免陷入正在横扫全球的经济危机，他们也必然会将中国市场和中国资本当做救命稻草；虽然反对党内心未尝不羡慕陆克文的中国渊源有助于他从中国赢得更多机会，为自己争取更多政绩；但只要自己在野，他们就有强烈的冲动要将可供澳大利亚利用的"中国机遇"说成是"中国威胁"，将陆克文的中国渊源从澳大利亚的政治经济资产抹黑成陆克文的政治负资产，直至将陆克文说成是中国的"巡回大使"。一旦涉及人的利益，即使数学公理也会受到攻击，对某些澳大利亚政客的表演我们实不必过度惊讶，何况在他们的政治体制下议员们可以坐而论道却不用为自己的言论承担任何责任呢！

　　在更深层次上，我们还可以看到，"中资风波"之所以能够占据澳大利亚政坛话题头条，背后是澳大利亚国内外关于该国国家定位和发展战略选择之争。如果说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下反对党"为了反对而反对"尚能相对便利地通过"肉桶政治"摆平的话，那么，这种事关国家根本的争执，应对起来就要艰巨得多，外部势力的卷入、操纵将使事态进一步复杂化。

　　澳大利亚应当将自己定位为什么国家？她首先是一个盎格鲁-撒克逊西方国家，抑或首先是一个亚太国家？假如说在东亚经济社会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的 1980年代之前，澳大利亚对上述问题应当毫不犹豫地选择前一个答案的话；随着东亚的崛起，她对前一个答案的选择日益模糊不清，她在这个问题上精神日益焦灼不安。毕竟，在五个主要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中，美国-加拿大、英国不仅人口众多，而且连成一片，毗邻的又是同样源出基督教文化背景的白人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则人口不多，且孤悬南太平洋，面对的则是人口数以十亿计的东亚。

　　由于拥有分娩于大英帝国母体的"辉煌"历史，尽管理智可以告诉澳大利亚人他们的经济前途更多地与东亚联系在一起，尽管东亚各国无意触动澳大利亚的文化特征而是一心一意发展对澳经贸，尽管至少从前总理基廷开始，澳大利亚有识之士早已致力于在保持本国文化特征的前提下抓住亚洲机会、特别是中国机遇，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感仍然会使得许多澳大利亚人在相关问题上分外敏感，分外容易激动，以至于白人种族主义政党及其政见一度在该国政坛产生较大影响。且不提一度奉行的"白澳"政策，且不提创建单一民族党(One Nation Party)并一度获得较高支持率的波琳·汉森(Pauline Hanson)之流极端白人种族主义政客，就是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华德在2001年大选中得以获胜，很大程度上也难免依靠挑动保守选民对中东难民的排外情绪之嫌。当时执政的自由党和国民党联盟的竞选口号就是"我们将决定谁、和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踏足澳大利亚"。选举期间，霍华德宣称，在军方救出的一艘难民船上，难民灭绝人性地将孩子丢入水中，以此挑起选民的排外情绪和对其政策的支持；但军方在投票前告诉总理，那艘非法入境的难民船并未发生丢弃孩子入水的事件。某些非欧裔移民与澳大利亚社会的文化冲突、某些非欧裔移民的恶性犯罪案例进一步加剧了普通澳大利亚人内心深处的焦灼，即使一向以远离政治、埋头经商著称的海外华人也难免池鱼之殃。

　　假如澳大利亚可以完全独立地作出抉择，那么这场中资风波也许不至于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不幸的是，某些国家、某些势力企图将澳大利亚绑在自己的战车上，他们为此煽风点火，令这场风波一再升级。

　　本来，澳大利亚与我国经贸关系发展迅速，且其基础设施优越，能够为我国提供大量所需资源，又正在与我国谈判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在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发展史上，澳大利亚这个东道国的特点也一向是吸收中国大型投资项目，而且主要集中于初级产品的开发和初加工领域，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第一个投资额突破1亿美元的大型制造业海外直接投资就是中信在澳大利亚投资的波特兰铝厂。问题是某些势力多年来一直企图组织以美、英为核心的"遏制中国"行列，而要更好地实施这一战略，他们需要澳大利亚作为太平洋西岸的"超级航空母舰"。数年前，澳大利亚外长唐纳已经明确表示，一旦台海发生战事，美国不能指望自动获得澳大利亚的协助。此言目的显然是要摆脱外界束缚，自主追求澳大利亚的独立利益，这一政策取向也能够为中国-澳大利亚关系持续发展奠定更坚实基础，而且澳大利亚此举并不是要与美国切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全方位良好关系，但总有些人企图扭转澳大利亚融入东亚的脚步，让澳大利亚成为他们遏制东亚、特别是遏制中国的桥头堡，成为武装干涉台海的"超级航空母舰"，至于这条道路将怎样损害澳大利亚人的利益，并不在他们考虑之内。为此，从各个方面挑拨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也就成了他们的必然选择，他们对国际媒体界话语权力的控制又令他们得以自如施展这一策略。

　　而且，澳大利亚国内也有些势力主张继续与美英绑在一起。在今年澳大利亚政府发布的第一份《国防白皮书》起草过程中，澳大利亚国防部和情报部门激烈争辩。以国防部副部长佩苏略为首的一派认为中国军力增长威胁美国在东亚的军事霸权，而美国的主导地位是维护亚洲稳定和澳大利亚安全的首要因素。情报部门高官瓦尔盖塞等人则认为，中国扩充军备不过是对美国太平洋海军力量威胁的自然反应，纯属自卫性反应，也是作为新兴大国的合理追求，谈不上什么霸权扩张。而且中国军力再发展20年也赶不上美国，并无能力发动远征威胁澳大利亚安全。两派相争不下，最后不得不由总理陆克文出面裁定。最终出台的《国防白皮书》大体采纳了佩苏略一派的立场，以"中国威胁"为由，宣布澳大利亚将在未来20年投入700亿美元加强国防能力。

　　三、应对赴澳投资政治性风险的基本原则与具体策略

　　在中国投资者心目中，澳大利亚社会安定，居民富庶友善，是赴海外投资置业的上乘选择，高度互补的资源禀赋更为中澳经济合作开创了广阔的天地。然而，假如中澳经贸规模甚小，赴澳投资的政治性风险就会隐藏在水下；既然中澳经贸已经发展到了极为庞大的规模，既然中国企业对澳大利亚投资大有浪潮汹涌之势，上文所述澳大利亚国内潜藏的政治性风险因素就必将浮出水面。有鉴于此，我国企业、我国政府应当对在澳大利亚投资的风险-收益作出更准确的评估。

　　其中，我们尤其需要准确评估颇有中国渊源的陆克文及其政府基本倾向。由于其本人和子女的汉语能力，由于他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重视，陆克文在海内外华人社会赢得了相当广泛的好感，也被普遍视为中国的"铁杆粉丝"。然而，将维护国家海外利益的希望过多地寄托于外国政要的个人情感而不是自身力量，这本身就是一种我们必须摒弃的弱国心态；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除非中国充分显示出有能力也有意愿为国际社会、特别是为区域提供安全保障等公共产品，否则任何重视对华关系的外国政界人士都不敢完全把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何况是在与美国-加拿大、英国有着深厚种族与文化渊源的澳大利亚。不仅如此，在特定情况下，外国政界领导人公认的中国渊源反而可能成为他必须疏离中国的理由。正由于担心反对派利用其中国渊源抹黑，无论内心真实想法如何，为了自保，陆克文都不得不作出一些疏离中国的举动，以撇清自己。延迟审查中铝等大型中国投资案；对中国五矿全面收购OZ矿业先是以"国家安全"为由否决，然后又重改协议；湖南华菱钢铁集团对澳大利亚第三大矿业公司FMG的收购被附加苛刻条件才得以通过；……陆克文政府的这些举动用以就在于此；至于通过《国防白皮书》宣扬"中国威胁论"，更是向华盛顿表忠心之举。

　　有鉴于此，我们一方面对陆克文政府不应寄予过高期望，另一方面应当理解其处境，以便其可持续地发挥促进中澳关系的作用。同时，我们还应当做好反对派政客们的工作，推动他们向促进对华关系的方向转化，并尽可能令这种转化永久化，从而为双边关系奠定更加平等、相应也就更加稳固、更加可持续的基础。特别是那些位高权重且有过极端反华反共历史的西方国家政要，他们的转变尤其值得我们重视，因为任何西方国家政要推动对华关系都有可能被指为"向中国叩头"、"出卖Ⅹ国利益"，而他们的极端反华反共历史犹如西方某些势力的品质认证标签，有助于帮助他们更好地化解这类指责，从而有可能为发展对华关系作出其他人难以替代的贡献。看看打开了中美关系大门的人不是别人，而是在反共浪潮中依靠抓"共产党间谍"和主张用核废料封锁中朝边境起家的尼克松，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好在无论口头上如何宣扬，澳大利亚朝野两党主事者都清楚他们在经济上离不开中国，执政者更不能不重视中澳关系。力拓董事会毁约之后，澳大利亚政府力图"安抚"我方。力拓5日宣布撤销中铝对其的195亿美元注资的当天，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就会见了中铝方面的代表。陆克文表示，撤销协议的决定出自力拓，而不是政府。他还说，"澳大利亚欢迎外国投资。……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在中国的朋友们认可这一事实。"次日，澳大利亚财长韦恩·斯万也对媒体说："这是由企业做出的商业决定。……这件事完全与政府无关，中国的投资在澳是受欢迎的，如(陆克文)总理一样，我也向中方表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也不必把在澳大利亚的政治性风险看得过分严重而草木皆兵。相信只要我们的企业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耐心等待合适机会，好的机遇还是会有的。

　　在中铝增持失败后，我们能做什么？我们需要严密关注必和必拓与力拓建设合资企业的进程，时刻准备与其他国家有关部门运用《反垄断法》遏制其操纵市场；同时加大力度与其他国家和澳大利亚其他规模较小矿产商合作，降低三大矿产巨头、特别是"两拓"对市场的控制力，无论是澳大利亚还是其他国家，寻求中国投资的矿产商大有人在，相信力拓董事会的否决会令他们弹冠相庆。除此之外，我们在对外投资中还需要遵从以下原则：

　　首先，我们必须保持本国的主体性，不能因为对方炒作而更改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有能力在海外发动大型投资的中国企业多属国有企业，而在对西方国家投资受阻的案件中，狙击者常常借口当事企业的中国国企身份发难。在中铝增持案中，澳大利亚反对党国家党领袖乔伊斯(Barnaby Joyce)不惜重金发布大幅广告，主题为"不能让另一政府拥有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新闻民意调查公司4月初民意调查，受调查者中反对准许中铝增持力拓股份至18%的高达59%，理由也是老生常谈的担心中国通过央企最终控制澳大利亚资源。有鉴于此，某些意见主张我们依靠私营企业获取海外资源，但这种意见完全不可取。经过1990年代以来的痛苦调整重组，我国完成了国有经济的重新布局，国有经济集中到了战略性产业和基础产业、基础设施部门，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定位就是发挥这类战略作用，国企、特别是央企在获取海外资源和反危机中的活跃，就是他们发挥这种作用的表现。这种作用是其它任何经济成分所无法替代的，也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一个国家假如按照外国的意见更改自己的基本经济制度，那么这个国家就不可能维护自己的一切，外国对这个国家的无理要求也会得寸进尺，无休无止。当事企业的中国国企身份不过是发难者的借口而已，只要有发难的动机，没有这个借口，他们也会找出别的借口，在某些中国民营企业赴西方国家投资中所遇到阻挠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其次，我国企业不可能完全放弃追求优质资产。当初力拓准备拿出来与中铝合作的全部是其最优质资产：全球最主要铁矿石生产商之一澳大利亚哈默斯利(Hamersley)铁矿公司的15%股权，全球最大的铝土矿之一澳大利亚韦帕(Weipa)铝土矿的30%股权，全球一体化、现代化程度最高的氧化铝厂和电解铝厂之一澳大利亚雅文(Yarwun)氧化铝厂(50%股权)以及波恩(Boyne)电解铝厂(力拓集团所持59%股权的49%)，全球产量最大的智利埃斯孔迪达(Escondida)铜矿的14.925%股权；全球产铜最多铜矿之一、且富有高品位伴生贵金属的美国肯纳可(Kennecott)铜矿25%股权；……这固然提高了这笔交易对我方的潜在利益，但同时也因其诱人而加大了我方的政治性风险，有意见以此为由建议我国降低条件去开发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品质较低、难于开发的矿藏。我们固然需要在短期内寻求替代来源，但我们不能永久安于低品质矿藏，因为这样做将损害我国企业的盈利能力，在行情低谷时期甚至可能亏损。

　　第三，我们需要充分利用东道国地方政府对中国投资的欢迎。在中铝增持力拓交易中，澳大利亚矿区所在地政府(包括西澳洲和昆士兰州)普遍持欢迎态度，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有助于降低我们的政治性风险。

　　第四，我们必须改善企业的行为方式，以免过分加大我们的政治性风险。中铝增持力拓交易宣布于2月12日；中国五矿收购OZ矿业宣布于2月16 日；华菱钢铁收购FMG宣布于2月24日；……中国企业在短期内扎堆涌向澳大利亚，过分引人注目，加大了我方的政治性风险，我国以后需要以此为戒，加强协调。特别是某些企业的海外投资真实动机可能并不是旨在提高效率的协同效应，而是在股市上制造题材，对此我们尤须关注。(仅代表作者个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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