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宝：煤电矛盾并非中国独有 日本也有
能源杂志封面图。
博弈煤价并轨
价格下跌为终结煤价“双轨制”提供了可能，然而面对煤、运、电和众多中间环节的复杂利益链条，煤价并轨将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时机稍纵即逝，如何平衡各方利益？
文 | 本刊记者 张娜
“煤价并轨，正是时机。”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南楼办公室内，张国宝在一排堆满材料和书籍的柜子边上踱着步，他拿起一份刚刚打印好的题为《日本见闻》的小杂文说道，“很多人批评我们国家的煤电关系没理顺，国外做得如何好，谁说只有中国存在煤电矛盾，日本也有。”
卸任国家能源局局长的张国宝一直在关注煤电矛盾问题，在任期间多次启动过煤电联动，试图改善“市场煤”和“计划电”的顶牛难题。但几年来煤价高企，多个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均提交过煤炭重点合同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并轨方案，始终无法成行。
年初以来，市场煤价接连狂跌，甚至与重点合同煤价不相上下，于是，两者的并轨看起来突然变得简单了，“至少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上，煤炭企业和发电企业都不会跳出来提意见。”丁松炎说。
丁松炎做煤炭运销多年，他所供职的郑煤集团90%左右都是电煤，对并轨方案的关注度自然比其他煤企更高一些。但丁松炎并非没有担心，“现在煤价低怎么都好说，一旦煤价再涨上去，那国家是不是还得调控？”
跟丁松炎有类似想法的还有河南煤业化工集团焦煤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师红亮，“如果煤价上涨后，一旦政府部门再出来管制，对煤炭企业是不利的。”
煤炭企业有顾虑，发电企业也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大唐发电集团高井电厂党委书记何智勇就对《能源》杂志记者坦言，“当前这个形势是理顺价格的时机，但是并不代表煤炭还能长期维持这种下滑的趋势，很大可能会反弹，那么电价如果不能跟着煤价联动，电厂能否承受上涨后的并轨煤价？”
煤炭和电力企业表面上看似平静，实则充满了种种不确定。而且产业链一端的并轨也并不能解决矛盾的根源，国务院研究室综合经济司副司长范必一语中的：煤炭市场中有计划煤，运力环节有计划车皮，发电环节有计划电量，整个产业链是一个双轨制的产业链，如果说只把一个环节计划内、计划外并轨了，其他环节都不动，势必会造成新的矛盾。
虽然消息人士称，国务院审批并轨方案的时间表推迟到了2013年的元旦，但这场全国性的煤价并轨大讨论仍在继续，因为这条利益链条上的群体太多了，各方力量都需要平衡。
三易其稿
“方案还在修改，我看到的最新版本已经去掉了政府定价一条，第一稿计划色彩有点浓，提出由政府部门设定基准价，并且要报备案，还要发展改革委检查履行合同情况，合同法里哪一条允许政府部门去检查企业的合同？”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介绍说，“目前大家意见很多，包括高层领导也提了一些意见，就把政府定价这条彻底删掉了，第二版本进行了大改动，整体思路改了。但还要进行第三版的修订，因为有些人还在提意见，需要继续完善。”
坊间一直流传的并轨方案是第一稿，其中提出，煤、电企业签订长期协议，期限为2-5年。同时，长期供需协议将规定电煤基础价和变动价，变动价将设置一系列条件，再报相关部门审批后实行，中长期电煤合同由供需双方按基准价加自动调整方式定价。其中，基准价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确定，变动价则以季度差价或价格变化指数为准。同时，在电价调控方面并没有放开管制的情况下，计划设置煤电联动最高电价涨幅。一年内因煤价上涨影响火电上网电价达到10%时，停止实施煤电联动，并对煤电价格进行干预。
从上述第一稿的方案可以看出，长协定价有两个要点：一是合同时限拉长至2-5年，二是以基础价和变动价约束煤价。由此看来，政府的管控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多了，并轨价只是拉长了以往的合同煤协议而已。“这就是争议的焦点，到底是往计划上并轨，还是往市场上并轨？企业和专家的意见还是倾向于后者，向市场方向并轨。”上述人士坦言。
第二稿，也就是新版本中，明确提出了中长期合同价由煤电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即国家不设置前置性基础价格，价格由企业自主协商。但是中长期合同还保留，期限在2年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为此专门出台一个《煤炭中长期合同管理办法》。而且，还将不断完善整套改革方案，不仅仅只是产业链源头的煤价，铁路运输和电价也要有相应的联动配套措施。
“大家看后对这个第二稿还是有些意见，既然定了调，是向市场并轨，那么长期合同是只签量不签价，还是双方商定好价格后就一直执行，是否还要配计划车皮？”上述人士说，这需要在第三稿中微调。
有消息称，当前比较主流的观点是，煤炭生产商和发电企业之间将签署至少5年期的合同，并每年重新进行协商价格。政府不再对煤炭进行定价，但将继续监控市场。“如果说还是每年年初煤电双方协商定价，那跟以前的订货会类似，订货会通过几年的演变，现在也是每年年初定个调子，然后双方交易，近几年一直是签量不签价，而且违约的情况也不少见。”丁松炎说。
郑煤属于全国重点煤矿企业，其重点合同煤发往全国各地，但今年却把大部分电煤被迫留在了本省，外运的煤炭大幅下滑。“湖北、湖南都不发了，因为他们从周边进的电煤价格比我们低，到厂价在590元左右，而我们的出厂价还在600元左右，发过去再加上100元的运费，他们肯定不愿意跟我们履约。”丁松炎说。
神火集团国贸有限公司销售科长李朝林也提到，现在的行情下已经有了一些市场化的苗头，量大从优，符合市场规律，如果电厂的采购量比较大，也可以再便宜10元左右。
高井电厂和大同煤业的合同也没有按时交付。“与同煤的合同我们从今年七八月份就停了，因为它的价格比市场煤价格高，而且质量也达不到原来的标准。煤质在下降，价格却坚挺，我们就寻找别的煤替代它了。现在我们电厂的库存有14万吨，煤炭形势有利于电厂。”何智勇说。
如此看来，这两年重点合同煤价越来越松动，价格是煤电双方商量的，虽然重点合同上写了一个价格，后面执行过程中也随着市场变动，双方随行就市。那么，新版本中的长协价是否也会步订货会的后尘，造成大量的合同违约？而这也正是第三稿修改者们正在思考的问题。
普氏能源资讯全球煤炭部门总编辑James O’Connell(詹姆斯·奥康奈尔)有着十多年的煤炭咨询从业经历，半个中国通的他很喜欢讨论中国的煤电问题，接受《能源》杂志记者采访时，他说，实际上中国政府对于煤炭的价格曾经设定了一个上限，即在2011年12月设置在每吨800元，当时市场对它并没有过激反应，但政府总是考虑安全的问题，对安全担忧，所以希望煤矿企业与电厂公共事业公司签署3到5年的协议来锁定这个价格。
James O’Connell介绍，印度和美国曾经试图采取长协议价的模式，但以失败告终。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经历过与中国煤电市场类似的煤电之争。最初电煤市场均有长期合同来保证煤炭企业的效益，而在1973— 1978年，随着石油、天然气的提价，煤炭价格也随之上涨，尤其是以合同形式供应的煤炭和实时交易的煤炭的价格上涨更甚，许多煤炭企业纷纷毁约而将大量煤炭投入到零售市场，以获取更大利润，这加剧了煤、电企业间的矛盾。除此之外，国际上鲜有国家采取长协议价的模式，因为各国都是自由市场，是由各个国家的电力机构进行监管，一旦生产成本上涨会把这个上涨成本传递给消费者，下降的话消费者也会受益。
其实，早在2006年，时任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第一副会长的濮洪九就提出过电煤价格并轨方案，当时设定了一个三步走的目标，但是受限于形势而无法推行。按照濮洪九的构想，第一条跟现在方案有异曲同工之处，即签订长期合同，当时提出价格幅度在5%-10%。第二步是实现煤电联营，比如，淮南矿业跟上电和浙电合作的模式，各50%的股份，建一个煤矿，在煤矿边上再建一个坑口电厂，管理上煤矿归煤矿企业管，电厂归发电企业管，事实证明这是很有效的。第三就是走向一体化，不再是各占50%，而是电厂可能归属于煤矿企业，煤矿也可能归属于电厂，与现在神华的国华电力，中电投的霍林河露天煤矿一样，就是能源供应的概念。
当政府部门加紧修订的同时，煤炭运销协会也在加紧调研，探讨今年的煤炭订货会是否如期进行，更多企业的意见是希望煤炭订货会来定个调，并希望，电煤价格并轨整套方案在年底订货会前出台，以指导煤电双方2013年度的价格谈判。
利益方各怀心术
对新方案的反映看似平静，其背后却是暗流涌动。因为煤电这条产业链条上依附的利益群体众多，牵一发而动全身，更多人观望的同时也怀揣着自己的小九九。
首当其冲的是这次并轨的主角——煤炭企业。其实，最早提出要并轨的恰恰是煤炭企业，煤炭工业协会就曾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递交过关于煤价并轨的报告。
“政府当初设定双轨价格，初衷是倾向于亏损一方，双轨制对大电厂是有利的，因为煤价高企的时候，重点合同煤价是低于市场煤的，现在煤价跌下来了，这个双轨制的天平就应该倾向于煤炭一方，即重点合同煤应该高于市场煤，为什么只上涨时管制调控，下降了就没人管了。”丁松炎反问道。
采访中，很多煤炭企业依然有所顾虑，会不会就如同双轨制时只管上涨不管下跌一样，只在煤价低的时候并轨，市场煤价高涨时反而取消并轨，依旧由国家调控成两种价格以期减少电厂的亏损？
有同样担忧的，还有内蒙古伊泰集团副总经理翟德元，在全国煤炭经济发展趋势分析和政策取向研讨会上，翟德元就直接抛出狠话称不同意并轨，因为按他判断最终受益的将是电力企业，届时，电厂将有更大的选择空间。只要煤矿不限产，电厂可以自由选择买哪家的煤。因此，取消重点合同煤，松绑的不仅仅是电煤价格，同时还有煤电企业之间的供货关系。电厂一旦压价，估计会使得煤企陷入低价竞争的恶性循环。
事实上，担心自己吃亏的并非只有煤炭企业，电厂亦然。
何智勇就对《能源》杂志记者大倒苦水，“我刚到区里开会，首钢说在亏损，很多建材、重工业都在减产，据说下滑40%，电量需求也就跟着下降了，今年我们厂电量比年初预测下降10%，去年发电量是33.6亿度，今年估计在33亿度左右，利润不太理想，完成公司给的指标很困难，幸亏现在煤价比较低。一旦并轨以后就跟市场接轨了，动力煤现在却有点抬头，国内工业增速日渐趋稳，所以我们担心电厂是否能承受煤价再次上涨的压力。”
“国资委现在提倡国有企业要过三至五年的寒冬，我们也在商讨，如何应对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再次出现的高煤价。我们有了一点思路，从现在开始除了响应集团的统一采购外，电厂自己也在寻找价位比较低的电煤。”何智勇说为了应对并轨后可能出现的不可预知的问题，电厂必须提前做好预案。
事实上，电厂对并轨方案的关注度一点不亚于煤炭企业，某电厂负责人就直言：“不发表言论不代表我们没意见，最大的矛盾还在于电价能否理顺，不能总让电厂来消纳高煤价，以前合同煤价还是可控的，一旦放开完全市场化，电厂面对的风险将更高。”
被触动的中间环节
除了这些显性的矛盾，在这条被人为拉长的产业链上还有一些隐性的环节，这些环节的利益会不会被触动？
“合同煤并不是单纯的点对点供应，中间经过几次倒手，这其中有贸易商、运销人员、电厂采购人员等环节，每个煤炭企业周边都有一堆中间商围着，电厂周边自然也有另一堆中间商簇拥着。合同煤一旦取消，必定触动他们的奶酪。”一位煤炭专家表示。
据上述专家介绍，行规一般是由贸易公司代替电厂去签订合同，当然，贸易公司要想拿到煤也必须有所打点，比如出厂价是200元，就要给有关人员打点费160元，卖给电厂是520元，但是市场价可能是600元，一路做完加法后的合同煤还是要低于市场煤价，所以各方一致达成默契，谁也不去打破行规，这一部分中间价就被各种贸易商和能签字的人拿走了。
“煤炭和电力企业虽然不说什么，其实谁都不想取消重点合同煤。一直以来，很大一部分差价都落到少数人的腰包里了。比如9亿吨的重点合同煤，可能有近2亿吨落到一部分人的腰包中，一吨煤就可以坐收渔利少则三五十，多则一两百，算下来中间商可以拿到100-400亿元的差价，这样一个偌大的市场能轻易随着并轨制而消失吗？”上述煤炭专家停顿了下，“每年合同煤那么多违约的，却都能找到合适的煤，这里面的灰色交易很诱人，并轨方案中的长协价估计也会给这些人留下些温床。”
范必也提出，一年我们有多少火电厂，发多少电，这些火电厂烧什么煤，每年新增的火电有多少，导致的煤炭增量有多少，都很清楚，有数据可查，按理说，签长期协议价完全没问题，结果产业链中间凭空生出那么多中间环节，导致煤价大起大落，原本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下是很容易达到的平衡点，被看得见的手搅和坏了。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环节不容忽视，就是铁路。范必介绍说，铁路运煤分计划内车皮和计划外车皮，计划内运煤可执行国家规定的运输价格，计划外运煤则要向中间环节付出相当高的代价。很多由铁路职工经营的“三产”、“多经”企业从中渔利，这早已是行业内公认的潜规则。再加上点车费、车板费等各种名目的收费，大大提高了运输的成本。中国很多地方的电煤物流成本达到电煤消费价格一半以上，下游企业不堪重负。
因此铁路方面也对这份并轨方案虎视眈眈，并轨后是国家继续调控铁路，还是不再插手，都将直接影响到物流成本，如果政府提出要监控调控铁路车皮，那么“三产”“多经”企业的渔利将化为泡影。
就在前面四种利益群体都略带紧张地打探并轨消息的同时，这几年兴起的一个新群体——煤炭交易中心却显得有点兴奋。
“并轨当然是好事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研究室主任钱平凡响亮而又坚定地应答着，“我们位于北京的全国煤炭交易中心一直没成型，就是因为牵扯到两种价格的问题，我们想进合同煤，政府不同意。”
钱平凡正是掀起这场在全国建设煤炭交易中心飓风的始作俑者。在他的办公室里，两本厚厚的博士论文摊开放在桌子上，“这就是我所有的构想，原本煤炭两个价格，是完全不透明的，正是这个不透明才引发了诸多矛盾，如果两价合一，放到交易中心来交易就是完全透明化，电厂想选哪个价格就随时下单”。
钱平凡说，交易中心最核心的功能就是交易价格，以前的合同煤价格定死了就没办法去交易，并轨以后他就可以尽快重启被搁置的全国煤炭交易中心。
并轨只是第一步
事实上，从整个产业链条来看，煤价并轨仅仅是个开始。
“我们要把电煤回归到一般商品，在多个领域解决其计划性问题。”范必说，“煤、电、运三个环节中都是市场和计划并存，如果要改革，就应当对煤炭、运力、电力进行一揽子的市场化改革设计。”
的确，因为煤炭本身就有市场化因素，所以是最容易改革的。“市场化要成熟一个改一个，煤价理顺了只是迈出第一步。煤价并轨提了很多年，电厂一直是坚决反对的，现在好不容易电厂同意了，改革的契机自然就来了。”濮洪九说。
铁路一直是改革诟病的对象。“煤炭订货会其实就是订运力，但铁路却有个奇怪的做法，比如某一年的实际煤炭运力有20亿吨，铁路部门在煤炭订货会上只拿出10亿吨运力，剩下的10亿吨要煤炭和电力企业单独找它谈。这其中还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说车皮到了煤矿却没有煤装车，煤矿是要受罚的，反之煤炭堆积着等车皮却没人敢惩罚铁路。”濮洪九说，这些都是极其不合理的。
运力环节大大增加了电煤的价格，但是取消合同煤以后，运力也就随着一起取消了。那么新问题就出现了：如何保证把煤炭运输出去？
范必最近听到了这样一个消息——铁路产生了改革的积极性。范必说：“可以先从大秦线、朔黄线这些煤运专线入手做试点，实行网、运分开，铁路只管网，再成立若干个运输公司负责运的问题，由此运力就能随行就市，一旦若干家运输公司充分竞争，国家就可以把运输彻底放开了。”
另据了解，目前即将有6条煤运专线开工，包括备受关注的蒙西到华中的运煤专线。蒙西至华中地区铁路煤运通道项目穿越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7省区，共经过13市28县(旗)，线路全长1859.5公里。不言而喻，随着运煤专线的增加，势必会缓解煤运的紧张局面，由煤运通道引发的煤价大起大落将不复存在。范必的一种思路是，将来直接把运力拿出来，在市场上进行公平交易。
铁路在一步步放开的同时，计划电的矛盾逐步成为焦点。“我们每年都闹一次煤价，其实我们私下里和煤炭的人都是好朋友，没有隔阂，闹煤价的目的是想引起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来解决我们最关心的电价问题。”上述电厂负责人说，挑起煤电矛盾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
对于计划电的问题，首先是上网电价、销售电价由行政审批，电力企业无法疏导成本上升因素。国网能源研究院副总经济师白建华对《能源》杂志记者提到了他的顾虑，“从本质上来讲，电煤价格并轨，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电煤供求平衡，也不能改变电煤价格上涨的成本转移关系。现在上网电价和销售电价都是核准制，煤价市场化转移不出去，最终用户看不到，所以就没有市场的反馈机制，最后只能由发电企业或者电网企业背亏空。”
濮洪九也同意这种观点，如果市场无法把源头的价格涨跌传输到最后的用户，永远让用户使用最便宜的电，那么包括高耗能企业在内的用户就没有节能意识。
“价格波动传输到最终用户后，国家可以再出台一些补贴政策，对穷人进行补贴，这样既保护了普通大众，又抑制了富余一方的能源浪费。”范必说。
其次，计划电要改革的地方在于利用行政手段平均分配发电量计划指标。范必认为，这种人为设定的发电量计划既不反映供求关系，也无科学依据。实际执行中，计划内电量由电网公司按国家规定支付上网电价，超计划发电要降价上网。企业多发电不能多收益，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电荒情况下，很多发电企业的利用小时数不升反降的反常现象。
另一个问题又凸显出来，计划经济可以按照发电量计划来调度，市场经济可以按照购电合同来调度，但现在的情况是电力没有市场化，计划的发电量调度也没有了，那么电网要用什么依据来调度？
范必给了一种方案，即节能发电调度。其实，这并非一个新构想，南方电网已经试点成功了。《能源》杂志记者在南方电网采访时，其总经理赵建国把这种节能发电调度方式形象地比作发馒头，即哪个电厂是节能电就把代表电价补贴的馒头发给谁。站在南方电网调度室的显示屏前，可以清晰地看到每家电厂的情况，哪家开启了脱硫岛，哪家的节能效果如何一目了然。
其实，不管改革到了哪一步，最终目的依旧是理顺产业链，解决多年积攒的煤电矛盾。李朝林认为，除了煤价并轨，还要继续采用煤电联动、煤电联营的模式来配合市场改革。
此前，提到最多的办法是煤电价格联动。即上网电价与煤炭价格联动，销售电价与上网电价联动。国家规定的联动周期原则上是六个月，通过调价疏导煤价涨幅的70%，另30%的涨价因素由电力企业自行消化。对于另一种煤电联营模式，现在试点很多。濮洪九一直力挺煤电联营，早在1989年，国务院就批准推行由当时的能源部提出的煤电联营方案。
煤价并轨的后续影响还不仅仅如此，华彩咨询总裁白万纲认为，煤价并轨还将带动很多相关产业，围绕着煤炭物流和煤炭业务延伸的产业可能被激活，比如煤炭数字化交易。
他判断接下来会推动三个方面的进展，一是会形成煤炭交易中心网络，全国性的煤炭交易中心主要起到定价和期货价值引导的作用，而各产煤大省的地方性煤炭交易中心才是主流，地方交易体系会发育迅猛。其次是全国性的煤炭配送，尤其是数字化配煤会被激活。市场之前是碎片化，整合化后就需要一个第三方来做，可以使得电煤热值更为精确，所以可能各地会出现很多配煤中心，第三方力量的强化对各地电厂的效益会有非常大的保障。第三，煤炭金融、煤炭供应链会得到长足发展。毕竟煤炭交易中不是标准化产品，热值、煤种和价格导致其产生了三重复杂性，现在把第一重的价格因素解决了，后续再解决其他问题后，资本投资电厂的积极性也将会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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