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煤改后遗症

　　旨在确保效率和安全的山西煤企兼并重组，如何演变为一场利益搏杀？成千上万的村民在这场煤改中被迫失去矿权之后，又将如何面对一个暗淡的未来？

　　文 本刊记者 阮加文

　　如果没有杨三三坚持不懈的上访，山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中最纠结的一段插曲，有可能永远淹没在吕梁的大山深处。

　　十月的阳光照在脸上，让人感到了冬天里需要的那种温暖。“柳林县的官场就像这天气一样复杂多变。”杨三三的这句话在吃完午饭之后就得到了印证，上午还是阳光灿烂，下午突然开始了风雪交加。风雪中望着柳林县委、县政府大楼对面南山上的宝塔，还真有几分诡异的感觉：因为筑于山巅而显得巍峨的宝塔与政府大楼上的巨大罗盘遥相呼应，使簇新的大楼徒添几许神秘。

　　“花掉上千万元建一个风水宝塔，对于采煤导致的道路塌陷、民居塌陷却不闻不问。”在柳林，远远不止一位村民向记者表达过对政府的抱怨。

　　杨三三可不是什么文化人，她只是山西柳林县贺昌村的一个村民。不过，与那些整天愁眉苦脸忙着告状的上访者不同，杨三三任何时候都挂着一幅处变不惊的表情，五十岁不到，就已是做奶奶辈的人了。她与《法人》记者谈起贺昌煤矿被山西鑫飞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鑫飞集团”)强行兼并的种种内幕，自始至终都思路清晰，语气坚定，完全不像那些只顾眼前利益的农妇。“我到处上访、投诉，真的不是为了我个人能得多少钱，我要争的是贺昌村七千八百多个村民的利益，争的是我们子孙后代的利益。”杨三三说。

　　1煤企兼并重组中的最弱势群体

　　大自然真的是很眷顾这个位于晋中的叫柳林的地方。柳林虽是典型的山区、老区，却是山西省最负盛名的资源大县之一，辖区内已探明蕴藏矿产15种，其中储煤面积800平方公里，探明储量54.3亿吨，远景储量达100亿吨以上，其中包括大量的4号主焦煤，一度享有国宝级煤炭的盛誉。距离柳林县城仅仅几公里的贺昌煤矿就是4号主焦煤的主产区，储量丰富的优质矿区曾经为当地村民带来了福祉，也注定成为二十一世纪头一个十年最引人注目的利益博弈平台。

　　贺昌煤矿属柳林镇贺昌村的村办企业，始建于1968年，1995年技改投产，到2010年的年产能力已达21万吨，煤矿建有洗选能力30万吨的坑口选煤厂一座，全厂职工超过400人。再加上相距不远的庙湾煤矿、刘家焉头煤矿、新建煤矿，已然构成了山西村办煤矿的一道财富风景。即使是根据村民们并不认可的数倍缩水的评估报告，这四对矿井评估总价也达六亿四千多万元。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下称“煤改意见”)在2008年9月份颁布之后，很多人就盯上了这些村办煤矿。”接近柳林县煤企兼并重组领导小组的一位人士告诉《法人》记者，根据省政府的这个煤改意见，村办煤矿被兼并重组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命运。因为煤改意见规定得很明确，兼并重组主体企业必须具备年产300万吨的规模，且要有一个年生产规模在90万吨以上的矿井作为支撑；同时还要求企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注册资本不少于2亿元人民币，融资能力须有保障。撇开技术力量和设备要求，光这两条就足以迫使所有村办煤矿望而却步——村办煤矿规模显然都无法达标，他们能做的就是等待，等待被兼并或者重组。

　　“肇始于2008年的这次山西煤改浪潮，被兼并重组的主要有三类煤矿企业，一是规模较小的国有煤矿，二是股份合作制煤矿，三是村办煤矿。”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族春在接受《法人》记者采访时说，在这三类被兼并重组的煤企中，村办煤矿的利益是最容易受到损害的，这些煤企的股东往往是成千上万的村民，他们缺少资本，缺少组织的凝聚力，在政策制订上又通常没有话语权，如果再有自私自利的村官和财大气粗的煤老板狼狈为奸，他们脚底下的巨量黑金不是被贱卖，就是拱手相送，以致此后的数代人都可能失去生活来源，失去家园，甚至背井离乡。

　　据吴族春估计，山西已经被兼并重组的村办集体煤矿企业在五百家以上，而每一个村办煤矿背后无疑都有一个庞大的村民群体，牵涉数万人的切身利益及其未来的发展依托。

　　吴族春曾经是地质工作者，在一片片丛林和野山中风餐露宿，整整奔波了7年，这样一段生活经历致使他此后的矿权交易法律研究工作具有了更丰富的现实基础。为了维护一大批浙江商人在山西煤企兼并重组中的权益，吴族春对山西各类煤企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这一方面让他发出的声音有理有据从而使其声名鹊起，另一方面也让他对不计其数的村办煤矿背后那些村民的未来忧心忡忡：“那些村办煤矿矿区大都与耕地靠得很近，有的矿区甚至就在庄稼地底下，大规模的开采不仅会占用、毁坏大量耕地，也使大批耕地很难复耕，他们一旦失去煤矿收益，就意味着失去一切。假如地方政府对此监管不力或者出现官商勾结，出现这种灾难性后果的几率将更高。”

　　2“亿元贿赂大案”的关键人物去向成谜

　　一直支持杨三三上访的几位村民也认可吴族春的观点：“我们都知道一次性卖掉煤矿的严重后果，也想到过自救，但我们没钱，我们斗不过他们。”

　　村民们口中的“他们”显然指的是鑫飞集团。杨三三说：“2010年7月，鑫飞集团如愿吃掉了贺昌煤矿、庙湾煤矿、刘家焉头煤矿、新建煤矿，他们其实是早有预谋的，他们串通村干部，勾结政府官员，大肆行贿一个多亿。”

　　鑫飞集团的老板毛福昌是柳林县有名的富豪，也算得上是当地的一个公众人物。毛福昌是柳林县人大代表，也做过吕梁市首届人大代表，头顶上从来不缺各种社会光环：“山西省功勋企业家”、“山西省特级劳动模范”、“山西省社会扶贫先进个人”，等等。同山西的许多富豪一样，毛福昌也发家于煤矿。2002年，担任柳林煤矿副矿长的毛福昌经过激烈竞争，一举买断柳林煤矿的国有股，把一个政府管理了几十年的国有煤企轻松收入自己囊中。据说柳林县最豪华的宾馆——柳林鑫飞大酒店即为毛家所有，它集餐饮、住宿、会议、商务、演艺、休闲为一体，不过它给《法人》记者留下的印象倒不是奢华，而是疑惑：一个酒店为什么要养那么多着装整齐的保安？

　　不管是不是基于巧合，鑫飞集团的确是2009年9月份注册组建的，集团包括五个子公司和一个参股公司，资产总额逾10亿元。贺昌村村民认为，鑫飞集团组建时间正是柳林县政府准备推行山西煤改意见的时间，毛福昌兼并贺昌等几个村办煤矿的野心其实早已昭然若揭。

　　《法人》记者试图联系毛福昌，三天内两次奔赴位于柳林镇的鑫飞集团总部，不是被告知毛总去了太原，就是去了北京，多次拨打其手机也总是无人接听。

　　在杨三三看来，鑫飞集团能够成功兼并几个村办煤矿，一定与她实名举报的“亿元行贿大案”有关。杨三三告诉《法人》记者：“毛福昌在以原有价格买到贺昌村民融资收购的庙湾煤矿51%的股权后，从柳林农业银行营业所高照平那儿办了20多个500万元的卡，送给了有关政府官员和贺昌村的村干部表示感谢，幕后操作人就是贺昌村主任张德明，还有村支部书记贾东昌。这个情况是白利雄在吕梁市的东山宾馆告诉我的。”

　　杨三三随后向记者提供了相关录音资料。资料证实，一个叫白利雄的人似乎做过类似的表达。但当《法人》记者试图寻找白利雄引以求证的时候，白利雄却好像人间蒸发了。杨三三曾于2010年8月6日就此向山西省检察院举报中心实名举报过，但几个月过去之后，山西省检察院却于今年3月30日在“答复举报人通知书”中告知杨三三：“经调查，未发现你所反映的相关事实。”

　　杨三三至今都没有想明白：主要当事人白利雄已经失踪了，检察院是如何展开调查并断定“未发现”的？

　　同样吊诡的是，《法人》记者曾分别向柳林县政府部门、贺昌村村主任张德明、贺昌村支部书记贾东昌打听白利雄的下落，得到的回答竟然异口同声：“我们也在找他。”

　　柳林县政府新闻办白主任说，毛福昌会用这种方式行贿？这不可能。“现在反腐败抓得这么紧，收受500万元一张的银行卡，有这么傻的官员吗？”白主任提醒《法人》记者，贺昌村的情况很复杂，2008年底就应该进行的村主任换届选举为什么推迟至今，就是因为那里情况复杂。这些情况，他是了解的。他告诉记者，先掌握情况之后再联系采访县领导，不要动不动就找县委书记。“我也通过柳林镇的书记打听过白利雄的下落，但找不到他啊。”白主任对记者提出协助寻找白利雄的请求表示遗憾。

　　白利雄仍然是个谜团。公开资料显示，白利雄出生于1961年，中共党员，高中文化，柳林镇贺昌村人，2005年1月1日起开始担任贺昌煤矿矿长，直至2010年7月贺昌煤矿被鑫飞集团兼并。白利雄在离开贺昌煤矿矿长岗位前，柳林县农村经济服务中心曾对白利雄做过一个任职经济责任审计。审计结果表明，白利雄任职期间贺昌煤矿生产原煤781991吨，实现净利润10587万元，上交国家税费1604.33万元，上交村委20588.3万元。在经营管理方面，不注重融资成本核算，流动资金主要靠高利贷。

　　不过，刚刚辞去贺昌村主任职务的张德明对这份审计报告却表示出不屑：“什么审计报告？就是一个流水账，一笔糊涂账。”

　　“我已经辞职，不再是贺昌村的村主任了。”张德明对记者开门见山，“我知道有村民在到处告我，说我为了在买卖村办煤矿中牟利，阻挠村主任换届选举；说我勾结鑫飞集团收受毛福昌的贿赂；说我贪污200万移民款；说我给自己的三个孩子办双重户口，多拿多占村集体福利，总之罪状多了。这都是说瞎话呢。你想想，二十多张金额一个多亿的银行卡怎么办得下来？用谁的名字去银行登记？阻挠换届选举——是我一个村主任能做到的吗？”

　　张德明几乎全部否认了村民对他的十几项指控，他说他没有收过毛福昌一分钱的好处，更不存在伙同毛福昌向政府官员行贿的事情，并希望记者能够深入调查此事以还他一个清白。让人意外的是，张德明毫不隐瞒给孩子办双重户口的事实：“我告诉你吧，在柳林很多村都有煤矿，都有福利，为享受这个福利，很多人都把已经进城的户口又办回农村，有的甚至是一城一村双重户口。岂止是我的几个孩子，在柳林至少有八千人是双重户口。”

　　采访贺昌村支部书记贾东昌的过程则让人啼笑皆非。《法人》记者围绕村办煤矿转让事宜提出了20多个问题，其中包括“亿元贿款”问题，这位贾书记却几乎全都回答“不知道”。只是当问及“贺昌村干部、柳林县官员是否有人在鑫飞集团拿干股”的时候，贾书记似乎才流露出原有的一点诚恳：“别说村干部，人家是大老板，就算是柳林县里的领导，人家也未必瞧得上。”

　　显而易见的是，到目前为止，白利雄所说的“(毛福昌)办了二十几个银行卡、每张卡500万元”的传说在柳林仍然只是一个传说，没有人也没有部门出面公开澄清杨三三的指控是真还是假。在许多与这个传说关系密切的人看来，杨三三传播白利雄所说的故事几近痴人说梦，甚至当成了一个明显缺乏正常逻辑的笑话在彼此传递。记者在采访张德明时刚刚提及“毛福昌勾结村干部行贿”，就被张德明笑着打断了：“你说的是不是白利雄在东山宾馆的那个讲话录音，这个录音资料在我楼下的车上就有，你信吗？”

　　迄今为止，白利雄是主动玩失踪还是被失踪，在柳林似乎没人说得清楚，记者找不着他，政府也找不着他。

　　3村民们如何失去了村办矿权

　　在山西煤企兼并重组浪潮中，所有的兼并重组个案都被各地方政府规定了最后成交日期。根据有关资料，贺昌等四个村办煤矿兼并重组“采矿证”办理时限就规定截止于2009年12月31日。贺昌村委在2009年12月16日发布的一份“煤矿兼并重组情况说明”中这样告诫贺昌村民：“由于时间紧任务重，为了及时办证，避免煤矿井口关闭”，希望全体村民认真分析讨论兼并重组方案、积极支持村两委工作。

　　“讨论什么？贺昌煤矿必须卖给鑫飞集团，转让价款5.3亿元，这都是上面早已定好了的，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不卖就得关闭，这不是强迫交易是什么？”17个月过去了，一陈姓村民谈起贺昌煤矿转让依然怒不可遏。

　　有关文件显示陈姓村民对政府的批评并非空穴来风。关于煤矿股权转让价格的评估问题，柳林县人民政府在“关于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的实施办法”文件中说得很清楚：“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领导小组牵头，有关部门参加，会同兼并重组主体企业与被兼并煤矿法人，共同选定具备规定资质的资产评估中介机构，并委托其对整合矿区内矿井进行资产评估，出具评估报告。”

　　这样一个文件规定看上去照顾到了各方权益，实则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利益相关方——广大村民。比如贺昌煤矿的法人就是白利雄，至多代表贺昌村委会那几个人，只要几个村干部被压制或者被收买，广大村民在价格评估上的发言权就有可能被完全架空。据知情村民透露，贺昌煤矿作价5.3亿元就并非基于对煤矿储量和资产的客观评估，而是根据鑫飞集团愿意拿出多少钱来安抚每一个村民而确定转让价格的。贺昌村民委员会与鑫飞集团的股权转让协议也部分证明这一点：“(贺昌煤矿)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五亿三千万元整，内含对甲方(贺昌村委)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福利补偿，预计给每个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村民补偿50000元福利费用后，剩余部分用于解决处理煤矿原有债务和甲方以往所欠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配款3000万元(村民人均4000元)。”

　　“这个转让方案虽然经过一户一人的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但举手通过是村民唯一的选择，谁也不愿意因为通不过方案而让贺昌煤矿关门。”一位村民回忆说，村民们普遍担心要是让贺昌煤矿关停，不只是长远利益没有了，连眼前的五万元也得不到，他们坚信政府肯定干得出来这种事。更为过分的是，村民们在领取五万元“福利补偿”之后，还被要求与鑫飞集团签一个“相互制约协议”，协议规定，村民在领到股权转让费(所谓福利补偿)后，不得无理取闹、胡搅蛮缠、随意干涉甲方(鑫飞集团)对贺昌煤矿的技改和经营。

　　中国地质大学李晓泉博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种一次性转让煤矿股权的方案，对政府管理来说最简单，对兼并重组主体企业来说获利最大，对广大村民利益来说却是最大的损害——很可能是几万元就买断了一个农民及其后代的未来。”李晓泉分析，一些实力雄厚的煤矿企业在收购小型的村办煤矿后，每年也会给村民们一些固定数额的“分红”补偿，但持续的时间一般不会太长，伴随着这些煤企大规模的掠夺性开采，煤矿很快就会枯竭，留下一个烂摊子，让村民们无法收拾——他们不得不承受大规模采矿带来的对环境、对耕地的严重破坏后果，却无法获得利益补偿和修复环境所需要的巨额资金。

　　李晓泉表示，在欧美国家，矿区的原住民权益是受到严格保护的，加拿大联邦政府甚至颁布了《1993年原住民权益法》(NTA)，旨在彰显矿藏区域居民各项权利。在一些发达国家，原住民的权益通常以矿权的形式长久地绑定在采矿企业的运营收益当中。他们的原住民就相当于我们的村民，村民的权益只有通过保留在采矿企业的股权才能实现，才能得到长久的维护。

　　李晓泉说，针对煤炭行业长期形成的“多、小、散、乱”格局，山西省政府铁腕推行兼并重组政策并没有错，它符合现代煤炭产业的方向。传统的采矿格局不仅导致资源浪费、环境恶化、矿难频发、腐败滋生等系列问题，也因为煤炭产业的集中度不够而影响整个行业的效率和可持续发展。与澳大利亚等国的煤炭产业集中度水平相比，中国相距甚远。譬如，按照国际通行标准，中国前4家煤炭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应保持在40%，但现在仅为20%左右。而澳大利亚是50%、印度是90%、最高的德国达到了100%。世界煤炭产业的实践证明，产业集中度越高，安全指标和技术指标也会相应提高。事实上，山西在进行煤企兼并重组之后，煤炭企业主体由2200多个减少到130个左右，产能却大大提高；煤矿安全保障能力也明显增强，2010年和2005年相比，全省煤矿事故总数下降了61.8%，煤炭生产百万吨死亡率下降了80%。

　　“但是，问题在于提高煤炭产业集中度的同时，如何在制度安排上保护原住民在煤企中的长远权益，让村办煤矿一卖了之是对广大村民极大的不负责任。”李晓泉说。

　　4一个煤炭大县

　　何以获得持续增长

　　在柳林，没有人会否认是煤炭产业把柳林送入了全国中部百强县市行列。从2006年起，柳林县GDP年均增长34.6%，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2010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完成高达195亿元，财政收入则达51.8亿元。柳林要做“三晋一流、全国百强”的提法也随之开始见诸地方报端和许多政府文件。

　　作为中部最富有的县域之一，柳林的决策层显然没有就此沾沾自喜，裹足不前。今年春节之后，王宁由柳林县长荣升县委书记，他在这个资源大县一把手的岗位上呆了不到一个月，就在大会小会上提出这样的思考：柳林发展模式基本是以煤为主的挖资源、卖资源模式，主导产业单一，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低，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极不合理。煤挖完了怎么办？

　　据说，王宁在多次党政会议上总不忘记告诫党员干部，柳林必须警惕陷入“兴于煤又败于煤”的悲剧命运。事实上，柳林县的发展也被吕梁市高层寄予厚望，不仅要求柳林在推动“以煤为基、以煤兴产、以煤兴业、多元发展”的产业转型上成为吕梁市骨干，并试图使其成为“三县”创建的榜样——做发展模式骨干县、发展速度先进县、发展形象代表县。

　　不过，很多已经失去煤矿收入的村民似乎并不买王宁的帐。他们普遍认为，柳林财政收入的高增长掩盖了农民收入的低增长，城市的快速发展掩盖了农村的贫困落后，少数煤老板的富有掩盖了大面上的整体贫困。

　　“转型跨越，三县创建，这些花里胡哨的口号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只是担心我们的收入来源，担心我们的儿孙后代，他们怎么办？”杨三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