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锡昌有这样一幅墨宝：“精心、耐心、修心”。对于一个中国商人而言，要做到这三点看上去很简单，实际上，真的很难。

　　□文/本刊记者 陶 昆

　　2010年9月1日，太原昌盛双喜城，一场联袂宝马的促销活动正在热闹地进行中。置身于香车美女之间，仰望着自己即将完工的楼盘在华丽的灯光中绽放出辉煌，昌盛集团董事长邹锡昌脸上露出了久违的轻松笑容。

　　这个叫做“双喜城”的楼盘绝对称得上目前太原地面上的豪宅：顶级的设计、施工、物业，以及同样顶级的价格。这是邹锡昌一贯追求的东西：房子不仅要好，还要让购房者感到体面。

　　但就在几个月前，外界还纷传邹锡昌将被迫变卖核心资产，债务、流言以及内心的压力更是将他逼得焦头烂额。此前，全球第一的投行高盛成为了邹锡昌的投资人和合作者——这同样也曾令邹锡昌颇感荣耀，不料却铸就了他商业生涯里最重大的挫折。

　　这个典型的中国式商人，演绎了典型的“中国式面子”的悲哀。

　　傍大款

　　2006年底，当邹锡昌成为高盛在中国的众多合作伙伴之一时，他首先应该感到“面子”上的满足。

　　当时，43岁的邹锡昌已在中国的地产界打拼了18年，被业界誉为广州的“地产英雄”，意气风发。他开发的中华广场，一度成为广州市的地标；而他旗下的昌盛集团，也已有了30亿元资产。然而，身边的企业一个接一个地上了市，自诩为第一代地产商的邹锡昌，却似乎没有跟上潮流。

　　当时，中国内地房企已经在香港上演了一个又一个的创富神话。广东“地产五虎”：碧桂园、雅居乐、合生创展、恒大和富力中，只有他的好友许家印的恒大集团还没有上市。邹锡昌是一个特别爱面子的人。“邹先生，大家都上市了，你怎么不上？”当被人当面问到这样的问题时，“丢面子”的感觉尤其强烈。

　　老板的面子并不代表一切，为了上市的问题，昌盛集团内部也产生了争议，一半的高管都反对上市。不过，邹锡昌的意志更为坚决：这还不仅仅是个面子问题，上市还可以引进战略投资者，改善公司的治理结构，帮助公司做大做强。

　　2006年的中国房地产业，正处在它的黄金时期。当邹锡昌流露出上市的意图，嗅觉灵敏的投行们在第一时间就找到了他。这些创投基金都有着显赫的背景，来自美林、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雷曼兄弟，当然，还有后来给邹锡昌留下了太多沉痛记忆的高盛。

　　毫无疑问，高盛旗下的GSSIA基金从一开始就得到了邹锡昌更多的关注。在邹锡昌眼中，高盛有着其他几家不可比拟的优势：全球第一的投行；美国当时的财长保尔森曾是它的总裁；操办过中国移动、中国平安、腾讯、盛大等央企巨头或行业标杆的上市；在中国乃至全球各地的政商两界都具有惊人的影响力……这样一个集万千光环于一身的企业主动找上门来，要给自己投资，今后以伙伴相称，这怎能不合他的胃口？

　　当然，邹锡昌也很清楚，事情总有不尽如人意之处：高盛似乎并没有想像中的那样“财大气粗”，反而报价有点偏低：高盛将通过发行2500万美元可赎回可转换债券的方式完成出资，上市完成后占12.5%的股份——相对于昌盛手中的净资产，这个价格不高，也比其他几家基金的出价都低。

　　不过，当时的邹锡昌并不差钱，他更为看重的是高盛的名气——那块金字招牌。公司去香港上市，有了高盛保驾护航，身价都会不一样——这种类似“傍大款”的想法不仅邹锡昌有，在整个中国商界都颇为普遍。傍上高盛这个“款爷”，总会让那些准备上市的公司更有底气。

　　2006年12月18日，邹锡昌与高盛旗下创投基金GSSIA签订协议。合作协议只有一个条款令邹锡昌如鲠在喉：如果上市不成功，2500万美元的投资除了7%的年息，还要加罚21%的巨额罚息。然而，对方却声称，这只是行业惯例，当时高盛亚太区总裁Kevien Zhang自信满满地告诉他，只要跟高盛的名字沾边，上市绝对没有问题的。这样自负和霸气的宣言，反而更能打动邹锡昌。

　　此外，在邹锡昌看来，21%的罚息似乎也并没有那么可怕。他想当然地以为，上市失败的罚息，自然应该从上市失败那天开始算起，那也罚不了多少钱。然而，协议的实际内涵却与他的想像大相径庭——罚息的计息日期是从完成出资当日算起——但当时谁也没有注意到邹锡昌对于这个细节微小却又重大的理解错误。

　　如果当初与高盛的合作协议有中文版本，中山大学哲学系毕业的邹锡昌有可能不会犯下这样低级的“失误”。然而，翻译厚厚几摞的英文合作协议不仅要花十几万的费用，更要拖上好几周。本就聘请了可靠的法律顾问，深信自己已经搞清楚了所有“重要条款”的邹锡昌，最终错失了弥补失误的机会。

　　爱一个人就要爱他的全部。也许，当时对高盛充满“爱意”的邹锡昌，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去在意这样的“小小失误”。而这，恰恰埋下了他后来与高盛一系列恩怨情仇的导火索。

　　错踏的脚步

　　正如一切“傍大款”的人一样，傍上了高盛，邹锡昌想要享受“大树底下好乘凉”的幸福。而全球第一的高盛，也正在展现它的专业和力量。

　　高盛派过来的执行董事成天喊着“land bank”(土地储备)——他们了解资本市场，知道投资者最看重地产公司的土地储备——而昌盛集团80万平方米的土地储备却并不突出。作为一个在地产圈里浸淫了快20年的老江湖，邹锡昌自然也清楚土地的价值，但怎么拿地？邹锡昌似乎还没有适应高盛的思路。

　　邹锡昌拿地一贯是量入为出，因此，2007年3月，他首先看中了广州花都一块40多万平方米的土地。然而，在高盛眼中，这块地太小，地段又不够核心，并不能令人满意。他们推荐给邹锡昌的，是100多万平方米的中山广场地块。

　　中山广场当然很好，但它同样也很贵。邹锡昌原来的想法是，公司不必借钱就能拿下花都那块地，而如果拿中山广场，公司的资金怕是吃不消。

　　2007年9月17日，中山广场地块正式开拍前一天，邹锡昌依然在为是否全力“吃下”这块地而烦恼。当时，他准备拿中山广场的事业内人尽皆知，从同行们的反应来看，竞争似乎并不激烈。但最后成交价会是多少，他心里还是没有底。在他看来，5亿元以内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而如果涨到7～8亿元，资金可能绷不住。

　　这个时候，求助大力推荐这块地的“大树”高盛无疑是邹锡昌能想到的最好办法。高盛派驻公司的执行董事随即请示了高盛亚太区总裁Kevien Zhang，得到的答复是“不要紧，不就6个亿，我们可以借给你”。

　　有了高盛的“金口玉言”，邹锡昌下了狠心，决定不惜一切拿下了中山广场地块。这成为了他后来狼狈的上市之路的开端。

　　9月18日下午3点，中山广场正式开拍，意外果然发生了！一个参与竞标的同乡地产老板突然发难，不停跟邹锡昌抬价。这个半路杀出的程咬金粉碎了他低价拿地的算盘，但他绝不愿就此认怂——他还有大靠山高盛呢。

　　既然你要抬价，那我就跟你死磕！被对手“阴”得十分不服气的邹锡昌开始不停加价，100万，1000万，一个亿……经过308次举牌，地价最终被推到38.34亿元的高位。

　　拍下土地之后，上市在望的邹锡昌兴冲冲地去找高盛要钱。孰料，更大的意外发生了，高盛说：虽然可以借钱给邹锡昌，但根据香港联交所的规定，作为股东的高盛如果借钱给昌盛集团，那么昌盛必须在上市前将这笔债务还清，否则就会构成关联关系。这让邹锡昌措手不及，更使他怒不可遏：既然有这样的规定，你们干什么不早说？他拒绝接受对方“当时没有想到”的解释，你们这么专业，这么基础的问题却想不到？

　　从这一刻起，邹锡昌对于高盛的信任严重动摇了。

　　但现在还不是生气的时候，公司的上市规划已是箭在弦上，拍下的土地也急需用钱。没能借钱给邹锡昌的高盛虽然推荐了几家银行，但高盛并不提供担保，贷款也没能谈成。这下子，邹锡昌已经顾不得别的事了，他四处奔波，总算以13%的利率从苏格兰皇家银行借到了6个多亿。此时已是2007年11月底，而按他原先的设想，公司早该在一个月以前就登陆香港联交所了。

　　祸不单行

　　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足以导致大洋彼岸的一场风暴。邹锡昌此时深刻地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

　　寻找贷款意外花掉了两个月。两个月前，香港资本市场还站在大好行情的尾巴尖上，甚至在邹锡昌从苏格兰皇家银行借到钱的那个11月，中国奥园和SOHO中国还在香港联交所赚得盆满钵满。

　　但那已是最后的盛宴，两个月之后的2008年1月，当昌盛集团通过香港联交所的上市审批之时，金融海啸的浪头，已经扑向了维多利亚港湾。当月，香港股市只有4家公司通过了IPO的审批。这足以证明邹锡昌的昌盛是个好企业，但也证明他碰上了坏行情。

　　更让邹锡昌不爽的是：高盛不让他在上市路演的过程中提高盛的名字，还给邹锡昌推荐了一个二线券商。既然不让提你的名字，那还谈什么“傍大款”？当初以为傍上了高盛好上市，现在连个好一点的券商都不给推荐，这让邹锡昌有了一种被轻视、被耍了的感觉，他甚至有些后悔，早知如此，当初何苦非要“傍”上高盛？

　　事实上，高盛自己当时也并不好过。全世界都在追问是谁制造了金融危机，华尔街的金融大佬们几乎被口水淹没，“大佬中的大佬”高盛自然首当其冲。在这样的境地中，不少人对高盛避之唯恐不及，即使高盛同意昌盛集团在路演中宣传，也未必能像往昔般一呼百应。

　　然而，早在当初借钱之时，邹锡昌对高盛不满的种子就已经种下了，而上市中的纷争，只能让陈年的矛盾进一步发酵。所有的问题都在等待一个时机，他一直在忍耐：要么上市成功，胜利的欣喜消弭掉以往的不快；要么上市失败，让一切矛盾来一个总爆发！

　　很不幸，邹锡昌等来了后者。

　　2008年1月，由于资本市场的严重不景气，昌盛集团在香港股市没有募集到足够的资金，上市失败！此前的一切努力：改造公司治理、增加土地储备，乃至为此巨额举债，此刻统统失去了意义。

　　闹得灰头土脸的邹锡昌霉运还没有到头。他天真地认为，自己已经做完了上市的一切工作，连联交所也批准了，因为市场不景气而募资不足不能视为上市失败而对他进行罚息。但法律顾问无情地打碎了他的幻想：根据当初的协议，只要没能挂牌交易，这罚息都跑不掉。

　　直到此时他才发现，21%的罚息是从2006年高盛出资那天开始算起的。自己当初怎么就那么想当然呢？为什么公司管理层的其他人没有提醒他呢？然而，当他这个100%控股的老板兴致盎然地热衷于合作上市的时候，下属又是否真的有勇气去“打击”自认为“搞清楚了”的老板的热情呢？

　　据说为这个失误，“以为当时老板搞清楚了”的财务总监挨了邹锡昌一顿臭骂。但这顿骂比起惨痛的损失，邹锡昌还算得上是一个有担当的老板。

　　伤痕的遗产

　　上市失败给昌盛集团带来了沉重的包袱，显而易见的是，欠着高盛和苏格兰皇家银行近10亿元的高息债务，筹钱还债，成了比抱怨高盛更为迫切的问题。

　　邹锡昌算是好好地体验了一把被逼债的感觉，债主威胁说，不还钱就要清他的盘。最严峻的时刻，甚至有传言说他要折价卖掉中华广场——那可是他一生的骄傲！过去的邹锡昌非常光鲜体面，“中国房地产10佳商业地产领军人物”、成功的第一代地产商，还是第一个参与大飞机研制项目的民营企业老板。这样的他遭遇到逼债，其间的心理落差令人何其难受。

　　缺乏耐心的债主最终还是逼得邹锡昌在市场低谷变卖了资产，2009年上半年，当初8.34亿元拿过来的中山广场项目以6.4亿元的价格忍痛卖给了奥园集团。此外，他还变卖了一些公司设备，并在几家国内银行申请到了贷款，总算凑够了还债的钱。邹锡昌后来表示，“如果迟两个月他(奥园)就拿不到了”，这成了此次上市失败的一个惨痛教训。

　　也有人说，昌盛集团2008年的境遇与恒大地产颇为相似，邹锡昌应该学一学许家印，尽量拖下去，尤其是高盛那笔巨额罚息的2500万美元。这个问题他不是没有想过，但他又觉得，不就是2500万美元吗？我中华广场随便划出去一些商铺就够了，何必拉下脸来“赖账”，还招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为了这个去跟高盛拍桌子翻脸，不值得。要是中华广场还因为这笔债务受影响，那就更是名利双失了。最终，他选择了照单全还。

　　除了经济上的压力，邹锡昌在心理上受的伤或许更重。面对外界流言纷纷，他把自己关起来默默疗伤，从人们视野里消失了一年多。他还把中华广场租给了海印股份，有人以为这也是为了还债，但真正的动机，其实是卸下肩头多余的担子。要想从上市失败的阴霾中重新振作，学哲学出身的邹锡昌懂得，自己需要专心疗伤，然后轻装上路。

　　直到今天，人们都难以估计这次失败究竟给邹锡昌造成了多大的打击，人们只知道，在“复出”之初，邹锡昌曾说出了“再也不上市”。不过，这句气话后来被“暂时不上市”的谨慎表态所代替。

　　有知情人士透露，疗伤期间，邹锡昌曾在一个论坛上见到了自己中山大学的校友、高盛高华前董事长方风雷。当时还沉溺在对高盛诸多不满情绪中的邹锡昌颇不客气地质问方风雷高盛怎么如此做事。从中人们可以窥见当时的邹锡昌有着怎样的愤懑，而如今的笑容又是多么的难得。

　　其实，因为“面子”谋求上市，本身就算不得一个好动机，由此招致的意外挫折，足以成为邹锡昌乃至整个中国商界的警示。此外，当初投资大飞机项目同样也给邹锡昌赢得了巨大的名声，但正如有朋友质疑他那次投资是“脑子进水”，这样的名声没有像当年的中华广场带给邹锡昌可观的利润，同样造成了数千万元的损失。自己的面子究竟该建立在什么之上？这恐怕是邹锡昌疗伤期间最需要思考的问题。

　　疗伤期间邹锡昌究竟想清楚了些什么？人们恐怕还不得而知。但复出后的邹锡昌的确变得谨慎了许多，“哪里来的回到哪里去，土地赚的钱就回到土地去”成为了他的口头禅。他公开承认在上市这一步上，自己是一个失败者——对于好面子的他来说，这样的坦诚尤为难得。他也用自己的案例向中国商界证明了“投行不是救世主”，若换到今时今日，他肯定不会答应高盛那份只保障投行自身利益的“霸王条款”。

　　邹锡昌的谨慎同样映射到了公司身上。昌盛集团退掉了在武汉的土地，仅保留了天津和太原的项目，开始进行战略收缩。这一切都是在为中华广场的三期项目蓄积力量：这是邹锡昌当年的扬名之地，如今，他则要在这里重塑自己昔日的荣光。

　　在这位曾经的“地产英雄”办公室的墙上，有这样一幅墨宝：“精心、耐心、修心”。也许，对于一个中国商人而言，要做到这三点看上去很简单，实际上，真的很难。

　　链接1：邹锡昌，香港昌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被誉为广州“地产英雄”。其开发的最负盛名的项目为广州市地标性建筑——中华广场。

　　链接2：高盛在中国的投资实际上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例如，当初参与美的电器增发就曾被证监会叫停。而高盛在华投资失败的最经典一役则是对太子奶的投资。当初以高盛为首的投行与李途纯的对赌被认为是导致太子奶陷于破产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高盛也没能在这场乱局中全身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