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日，星期四，农历5月13日，忌出行。这天下午，中国民用航空中南地区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刘亚军没有去上班，来到距离广州东站往东3.5公里处瀚景路潮源农庄对面的广深高铁围墙附近，随后，刘亚军越墙而过，他已经想好了(其当时身上带有遗书)，很快将有一辆列车驶过，速度每分钟3公里，一切都将很快结束。

　　15点30分左右，由广州东开往深圳方向的D7173次列车箭一般地驶来，刹那间，白衣素服的刘亚军倒在了铁轨上。 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

　　一个口碑甚好的官员用自戕的方式结束了生命，看似洁净的天空充斥着灰色利益。反腐利剑挑开了民航业神秘的面纱，漂亮空姐灿烂笑容的背后，是官员们和商人赤裸裸的权力寻租链。

　　刘亚军的死敲击着几乎每个民航人的心。在熟悉他的人看来，这是一个有能力、有学识的学者型官员，有时候甚至有些书生气。如果连刘亚军这样的人也要选择这种极端的方式来结束，那么持续数月的民航反腐大行动又将延伸到哪个角落？

　　从因犯贪污、受贿罪于2009年8月7日被执行死刑的首都机场原董事长李培英，到民航局原副局长宇仁录、民航华北局原局长黄登科、发改委民航处原处长匡新、首都机场原董事长张志忠(李培英的继任者)，及至南方航空(600029,股吧)九人，以及轻生的刘亚军，民航系统官员接连倒下，仿若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

　　民航系统内部人士告诉《证券市场周刊》记者，刘亚军之死可能并不是结束。那么，下一个会是谁？

　　一个书生的死 刘亚军的遗体被党旗覆盖

　　刘亚军出事后的一个小时左右，他的一个朋友接到了噩耗。这位朋友告诉本刊记者，刘并非卧轨，而是站着撞向了高速行驶的列车，死状惨烈。

　　刘亚军轻生的原因最终被定性为精神抑郁，根据已经披露的遗书内容，“一则自己精神压力过大，知道自杀的做法可能给组织带来伤害，对不起组织的培养，辜负了组织的信任。二是，自己生前曾承诺到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任职，如今却无法兑现，对此表示遗憾。”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是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1994年为促进全世界民用航空安全、有序的发展而成立。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总部设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制定国际空运标准和条例，是185个缔约国在民航领域中开展合作的媒介。

　　刘亚军的“撞车”不禁令人联想起两年前“涌金系”掌门人魏东的纵身一跳。据公开披露，两人皆因抑郁症轻生。死前，魏东亦留有遗书，题为《写给我最亲爱的人们》，书中魏东写道：“我对不起小陈，我的家庭，我的父母，但我确实无法忍受病症了，原谅我，我深深的抱歉。小陈，你重担在肩，希望你照顾好我们的父母，孩子，让孩子们健康快乐的成长，来世我依然爱你，最深情的吻你！”

　　与魏东的遗言不同，刘亚军的遗书中仅仅体现了其对组织和工作的态度，行文十分克制。不过，熟悉刘的人告诉本刊记者，其遗书中提到的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官员一职，一直是刘亚军心中的向往。这份规格很高、待遇优厚、又不用斡旋于国内民航系统人情往来之中的工作，也非常适合书卷气很重的刘。

　　不过知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就任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是一份公认的美差，民航系统内部竞争也十分激烈，往往符合标准的人有好几个，但最终成行的只有一个，要想拔得头筹，除了要通过业务考核外，人情分也不可忽视，因此还有一些额外的“工作”要做。

　　值得注意的是，自2001年10月至2009年8月，原民航局副局长宇仁录历任民航局人事教育司司长、人事科教司司长，掌管民航局人事大权长达7年之久。后宇仁录升任副局长，亦分管人事业务。有知情人表示，宇仁录与刘亚军有一些交情。

　　2010年1月，由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宇仁录被“双规”。目前公认的宇仁录的案发原因是，在筹备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宇仁录曾在首都机场采购安保设备时向首都机场原常务副总经理黄刚(于2009年12月被“双规”)打招呼，后者没有严格履行招标程序就采购了宇仁录“关照”过的以色列一家企业生产的设备，这些设备购进后据称无法正常使用。

　　无论如何，刘亚军与自己向往的工作失之交臂。值得宽慰的是，尽管很多人都在质疑刘亚军轻生的真正原因，但民航局通过中国民航信息网发布报道，强调刘亚军是因抑郁症轻生，并不存在党风廉政方面的问题。

　　6月28日的告别仪式上，刘亚军的遗体被党旗覆盖。民航局领导委派代表参加了仪式，然终没有致辞。

　　一个小代理的大买卖 庞汉章挟天子以令诸侯

　　就在刘亚军抛弃了所有时，另一个人一直在担心“自己将来会不会一无所有”，这个人就是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日美航空旅游包机有限公司(下称“日美航空”)总经理庞汉章，及至目前，他已被关押在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看守所内数月。

　　注册成立于1993年6月23日的日美航空，注册资本金1100万元，主营业务为航空运输和旅游。在经营日美航空前，庞汉章以经营电子产品和汽车起家，在湛江小有名气。“有的人有钱了，就想做一点大事情，比如搞一搞天上飞的。”业内人士表示。

　　据了解，最初的日美航空以做票务代理为主，但这个行业并不好做。“仅需要50万元资本金，就可以注册一家票务代理公司，但别小看这些公司，背后的利益关系却盘根错节。”有航空案第一律师之称的蓝鹏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起淮对本刊记者介绍。经过一段时间摸索，以及关系网不断的拓宽，聪明的庞汉章发现了民航业利益的真正秘密。

　　很快，在民航圈内，庞汉章成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式的响当当人物。不过，他真正名声大噪还是在2009年年中。当年7月，一篇神秘帖子在网络上被疯狂转载，不久后又被删除，其中详尽地揭露了日美航空——一家小小的航空代理公司如何从南方航空的利润中分食。

　　这份名为《8月6日南航(600029,股吧)要出大案，股民快跑》的帖子，其撰写者自称为南航股民知情人“湛江Ⅰ号”，在文中表示相关数据均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驻广州特派员办事处审计取证记录。后经证实，由于原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绍勇于2008年12月调任东方航空(600115,股吧)集团公司任总经理，审计机关对刘绍勇进行离任审计，在审计过程中发现，日美航空与南方航空在包销航线、合作经营航线等业务上有多项合作，故而对日美航空进行了延伸审计。实际上，早在2009年5月，审计机关已经进驻日美航空。

　　及至2009年11月13日，庞汉章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出发，前往沈阳出差，之后再也没有回到公司，当月下旬，河北省故城县检察院人员到日美航空了解情况。

　　南航的审计报告成了民航系统“祸事”的发端。知情人士告诉记者，日美航空与南方航空过于频繁的往来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

　　“湛江Ⅰ号”的帖子中称，“日美航空与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旗下12家分(子)公司进行包销航线、合作经营航线等业务，2005年至2008年其与南航股份所属12家公司共签署52份包销或合作经营协议。至2008年，南航股份下属的9家分(子)公司于湛江日美公司在北京往返三亚、北京往返长沙、北京往返郑州等13条航线开展包销业务，其中北京航线11条。2007年至2008年南航股份所属10家分(子)公司分别与其在北京往返武汉、北京往返深圳等24条航线(83个航班)上签署了合作经营协议，并向湛江日美公司支付了3%的合作经营费用。全部合作经营航线均为北京航线，其中26个航班为新开航线或新增航班时刻。”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在上述业务上，日美航空可谓“大发特发”，一年的收入甚至有几亿之巨。 那么，作为中国三大航空公司之一的南航为什么要将真金白银拱手让人呢？

　　其中的奥秘早已是民航业内公开的秘密。业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庞汉章与原民航局华北管理局局长黄登科交情甚笃，两人早在二十年前已结为朋友，而黄登科手中曾掌握着华北管理局辖区的航班时刻资源，其中便包括最为稀缺的进出首都机场的航班时刻资源。

　　民航华北局现负责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在内的多个机场及区内航线时刻审批。

　　而时刻资源对于航空公司来说至关重要，“即使拿到了航线，拿不到时刻资源，或者拿不到好的时刻资源也是白搭，”一航空公司负责人对本刊记者表示，“有多少人愿意大半夜的去坐飞机呢？”

　　值得注意的是，黄登科真正掌握华北地区航班时刻大权是在其2003年任正局长后，而南方航空与日美航空业务合作的井喷则是在2005年之后，正是黄登科“位置坐稳，大权在握”的时候。

　　业内人士称，有关航线和航班时刻的利益链，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做工作”。主管“航权时刻”的官员及其代理人、大承包商是民航腐败生态链的上游，航空公司则位居中游，在下游还有大量的票务销售代理公司和旅游公司，凭借与航空公司内部人士的关系，再对航线或时刻进行转包或代理。

　　有特殊关系的“庞汉章”们从监管部门拿到航线后，与航空公司合作，由航空公司提供运力，代理公司组织货源或客源承包。手握航线资源的“庞汉章”们或直接按座位抽成，或一次性收取佣金，根据航线不同价格略有差异，一条航线价格常在四五千万元左右。

　　业内人士直言，能够让生态链里的各方获取更大的收益的，则是货运包机。作为非定期航班，货运时刻并不在民航航班时刻协调委员会上讨论，航权和航班时刻每每在少数与民航局官员有特殊关系的人手中。

　　至于黄登科为什么会与庞汉章进行秘密合作，业内普遍流传的说法是，尽管庞汉章一直未婚也没有子女，但却善用“美人计”，手中掌握了大量黄登科的有关证据。但深谙民航业潜规则的人士却告诉本刊记者，庞汉章与黄登科之间绝非简单的挟制关系，而是一种基于共同利益的信任关系，“类似黄登科这样的官员，除非非常信任的人引荐，一般的钱也不敢收。”换句话说，庞汉章在黄登科面前扮演的角色，类似于思峰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张玉栋之于原商务部巡视员郭京毅。

　　业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在民航业并不仅仅只有一个庞汉章，好的时刻资源被把持在庞汉章之流手中也绝非一天两天，天长日久，原本的“潜规则”竟成了人尽皆知的“显规则”，这个“显规则”不可能不被曾任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党委书记的李家祥知道，李家祥曾当了8年国航(601111,股吧)“老总”，直至2007年12月才调任民航局局长。

　　民航业内甚至盛传，李家祥早就领教过庞汉章的“厉害”。2005-2006年两年，在湖南长沙举办的超级女声比赛非常火，但是北京—长沙的航班时刻却掌握在庞的手中，不愿意与庞合作的国航想多加一个航班都很难。

　　2010年7月15日，民航华北局出台了《航班时刻管理实施细则》，希望建立航班时刻公平、公正、公开的管理程序和有效使用机制，提高航班时刻资源利用效率。

　　据民航华北局人士介绍，航线时刻分配确定了公开公正公平和诚信优先原则。不过，在同一条航线航班时刻的协调将遵循大机型、直飞和基地航空公司优先原则，国际航班时刻协调按照新开航国家、新开航首都、新开航城市、新开航公司、新增航班的优先顺序进行，货运航班时刻遵循非协调时刻飞行，协调机场非协调时段和非协调机场的航班时刻不需协调，按照先申请先批准的原则获得。

　　业内人士认为，即使《航班时刻管理实施细则》出台，民营航空公司要想获得北京航线依旧不易。

　　2009年11月30日，庞汉章刚刚“消失”了几天，黄登科便被“双规”，而截至目前，南方航空亦有九人被牵连，他们是前任南航总工程师张和平(在南航股份11名高管团队中名列第九)、重庆公司总裁周英里、公司主要负责航线时刻布局的一个部门总经理和副总，以及其他一些营销方面的管理人员。

　　据了解，黄登科、庞汉章两位旧友，现在故城看守所亦比邻而居，黄登科案子的侦查已基本结束，衡水检察院即将起诉。但庞汉章的案子则还需时日，因为庞汉章的“故事”还有很多。

　　一位爷的江湖 匡新让副省长唯唯诺诺

　　就在庞汉章和黄登科相继落网后不久，也就是2009年12月中旬，一个曾经在民航业呼风唤雨的人物也出事了，这就是曾任发改委民航处处长近10年之久的匡新，当时匡已调任发改委基础产业司综合处处长。

　　匡新在民航圈内有个别号名为“匡爷”，足见其在圈内的地位和分量。熟悉匡爷的人告诉本刊记者，在任民航处处长期间，这位爷虽然只是个处级干部，但因手握实权，实则一言九鼎，即便是级别比他高的民航系统干部也不敢得罪他。本刊记者了解到，匡爷曾经掌握着各地机场的规划建设以及航空公司购买飞机的计划审批。

　　圈内流行着一个段子，1986年，当匡新仅是国家计委民航处干事时，南航因采购了十几架波音757客机，事成之后，邀请包括民航总局副局长在内的100多位民航系统人士在白天鹅宾馆赴宴。南航总经理派车送走了民航总局副局长之后，回过头来又单独请匡新再吃一顿饭。

　　实际上，民航系统内对于匡新的工作能力还是多有褒奖的，很多人都称他工作能力强，做事雷厉风行，并且是民航机场属地化改革的倡导者。但对于匡爷的为人处世风格，大家却颇有微词，觉得他太过倨傲，“匡新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对了他的路子，不要钱也会帮你办事，但如果他看你不顺眼，即使给钱也未必能办成事”，熟悉匡新的人告诉本刊记者。

　　有关匡新的轶事有几个，例如曾有一位副省级领导去找他，他让人在外面等着，自己在电脑上玩游戏，一直到“Game

　　Over”(游戏结束)才出来；还有某副省长被他呵斥之后依然唯唯诺诺；亦有省部级高官来办公室见他，却一直站着说话；某项目负责人因与其私交颇深，上报的投资计划得以翻番等等。

　　即使很难打交道，但既然匡新在那个位置上，手中又掌握着机场建设和飞机采买的审批权，无论是机场系统还是航空公司系统又都必须跟他打交道。“机场建设与一般的土木工程可不同，除了普通的工程项目外，还有很多高科技设备的采购。”业内人士觉得其中的利益池不言而喻。

　　而一位航空公司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对于航空公司来说飞机采购至关重要，但采购计划又必须民航局和发改委共同审批，其中有很大的弹性，“例如公司本来准备采购三架飞机，匡新说你们用不了那么多飞机，为避免浪费买一架就可以了，那么最终获批的计划远远满足不了发展；但如果民航局本来没有那么多的指标，匡新在其中稍加斡旋便有可能增加指标额，”该人士称，自己亲眼见过匡新为一家航空公司的飞机采购指标致电民航局，希望对方多加通融。

　　知情人表示，由于浸淫民航圈多年，匡新结交了一些民航朋友，例如已经被执行死刑的首都机场原董事长李培英便与匡新交情不浅。由于牵涉社保案，李培英于2007年开始接受调查，终获死刑。尽管就公开披露的情况来看，李培英的案件并没有牵涉到他的老朋友匡新，但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匡新从实权的民航处处长位置上调任综合处处长也是在2007年。

　　上述知情人告诉本刊记者，无论是个人性格还是行事作风，多年来匡新得罪了很多人，也有很多人看不惯这位匡爷。尤其是近两年，针对匡新的检举信纷至沓来，但上层领导一直没有对他进行查处，“还是顾念他的工作能力确实很强，也对民航业多有建树。”当然，对于匡新个人而言，做了十几年的处长得不到提拔，更从实权部门调离已经是一种惩罚。

　　那么，最终压倒匡爷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上述人士表示，“在民航处处长那样一个实权位置上，匡新便成了一个很特殊的人，他和很多事情都有关系。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最后都能跟他联系起来，要解决这些事情，则又必须把匡新身上的结解开。”

　　最近发生了什么事？仍是南方航空那份掀起轩然大波的审计报告。

　　“黄登科既不是庞汉章人情关系链条中的第一个人，也绝不是最后一个。”知情人士这样对本刊记者断言，当初作为一个小的下游商，庞汉章搭上时任南航某二级部门主管的黄登科必然需要有人引荐。2000年黄登科进京做官，庞汉章也跟着“鸡犬升天”，将公司的业务中心转到了北京市场，从一个小票务代理和包机商摇身一变成了日进斗金的南方航空合作伙伴。这时庞汉章的公关术又有了新的施展空间。

　　本刊记者获悉，在南方航空的审计报告中，除了南航与日美航空广泛开展的包销航线、合作经营航线等业务，还有一项特别的财务支出——“航班协调费”。根据“湛江Ⅰ号”的帖子，南方航空“2005年至2008年在'运输成本-其它直接运营费，航班协调费’和'销售费用-国内业务，交际费-航班申请协调费’科目列支相关费用共计约4547万元。南航股份在成本中列支的上述航班申请协调费用于对民航总局、华北、新疆空管局和民航华北、西北、中南、新疆管理局及空海军等赠送礼品、茅台酒及支付接待餐费、旅游费等。”

　　对于巨无霸式的南方航空而言，4年间花了4547万元用于送礼、接待，却非大钱。但知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这笔小钱却引起了上层的足够兴趣。那么南方航空为什么要列出此项开支？仍是那位知情人表示，飞行运输过程中的迎来送往，早已从民航业的潜规则变成了显规则，是航空公司日常经营的一项必要开支，“如果一分没有，自己都觉得说不过去了。”

　　上述知情人表示，南方航空用于人情往来上绝非仅仅一年1000万元左右，例如给日美航空的所谓合作经营费用，实际用途还是通过庞汉章来搞定黄登科手中的优质航班时刻资源。但对于南方航空这样的上市公司来说，大笔的人情往来费用如何走账是一个问题，这时，寄生于公司的下游企业便成了很好的途径，“公司可以通过业务合作的方式将资金输入下游公司，至于下游公司如何运作，与自己就没什么关系了。”本刊记者了解到，实际上很多大企业都养了一些类似庞汉章这样的“门客”，这些“门客”胆子很大，手眼通天，可以完成一些难以摆上台面的任务。

　　这些任务又是什么任务呢？知情人婉转地表示，比如，让类似匡新这样的人，在必要的时候多说点好话，不必要的时候免开尊口，便是恰当的任务。

　　一个女人的包机生意

　　魏景波被尊为雅宝路大姐大

　　尽管早在2009年12月已经被刑事拘留，但匡新出事的消息到了今年6月间才被公众知晓。而另一位民航系统官员出事的传播速度便快了很多。2010年5月21日，首都机场原董事长张志忠从家中被带走并刑事拘留，几天后有关张出事的报道已经见诸报端。

　　2010年3月17日，首都机场发布公告称，张志忠因届退休年龄，已辞去执行董事和董事长职务。5月27日，民航系统开会传达了张志忠因涉嫌经济问题被带走并刑事拘留的这一消息。张志忠是继李培英之后，首都机场第二个因经济问题被刑事调查的董事长。

　　本刊记者多方调查后证实，张志忠案发主要与一位在北京雅宝路经营俄罗斯货运包机业务的女人有关，即联洲国际物流公司实际控制人魏景波。魏早于张志忠被刑事拘留。

　　知情人表示，正是魏景波的供述，为公安机关直接提供了张志忠犯案的证据，以至于张志忠未经过“双规”，直接被刑事拘留。该人士还表示，魏所供张志忠的事情，实则陈年往事，是在1996-2003年张志忠任民航总局运输司司长时的事情。

　　魏景波可以说是雅宝路的一个传奇，是雅宝路上第一批做俄罗斯包机的人，也是第一批赚到大钱的人，其掌管的联洲国际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已经形成很强的规模，是雅宝路货运代理的龙头企业。根据联洲国际的兄弟公司联洲航空服务公司公开资料，90年代中后期，联洲航空服务公司的发货量曾一度占据北京雅宝路地区对俄货运总量的二分之一，最大年发运航班约600余架次，运量达到35000吨。经过多年磨合，公司与俄“东方航线”、“阿特鲁维拉”、“大西洋(600558,股吧)”、“伊拉维亚”等航空公司建立业务关系。

　　雅宝路商人告诉本刊记者，魏景波现在的年龄大概是四十岁左右，按此推算，她的发迹年龄不过是二十五六岁，但当时仍十分年轻的魏，已然被尊称为雅宝路大姐大，也有人说她是雅宝路的四大天王之一。年轻的魏景波又是靠什么发迹的？雅宝路同行张岩(化名)介绍，魏靠的是拿到的包机架次比别人多。

　　张岩告诉本刊记者，自1990年代初，雅宝路的国际商贸氛围逐渐成形，采购商大多来自俄罗斯等东欧国家，于是从中国运货到俄罗斯等国的货运代理行业应运而生。直到前几年，从中国到俄罗斯的货物还主要走“灰色清关”，大多采取空运的模式，其中“包机包税”是一种主流的模式。包机比用正常航班运货要灵活很多，正常航班是到点来到点走，而包机的起飞时间以货备齐为准。

　　由于俄罗斯航空公司的运费比中国航空公司便宜，因此雅宝路货代基本以包俄罗斯航空公司的飞机为主。“90年代走空运的货很多，基本上俄罗斯有多少飞机发来，就都能装满。”张岩说。公开资料显示，1997年华北地区俄罗斯货运包机架次量和货邮行吞吐量达历史最好水平，天津、太原、呼和浩特、石家庄四个机场全年共保障俄罗斯货包机达5849架次，实现货邮吞吐量11.9万吨，占华北地区机场整个货运量的77.1%。

　　于是供需矛盾便出现了，雅宝路是有多少飞机都能包下，但出于空中管制和安全等因素的考虑，民航局不可能“把所有的飞机都放上天。”张岩介绍，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这种供需矛盾非常突出，负责运货的航空公司需要每个月把飞行计划报到民航局，但民航局一般不会满额批复。例如航空公司当月报了10架次的飞行计划，但最终民航局只批了3架次。

　　俄罗斯的航空公司当然是根据中国货代公司的需求量上报的飞行计划，因此民航局多批一架次，就意味着货代公司多赚一架次的钱，反之亦然。因此，张岩说，为获得民航局的额外批复，雅宝路各货代商便开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位老雅宝路商人告诉记者，每个货代后面都有背景。

　　张岩说，所谓背景，最重要的当然是与握有飞行架次审批权的部门搭上关系，这个部门便是民航局运输司，而这个权力又集中在这个部门的“头儿”手中。于是，原本关联度甚远的民航局运输司司长便成了雅宝路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自1996年开始，张志忠任民航总局运输司司长长达8年之久。张岩表示，当时在雅宝路，张志忠是非常有名的人。另有知情人表示，当时年轻貌美的魏景波通过人介绍，认识了张志忠，两人十分投缘。

　　然而，尽管有张志忠扶持，魏景波的生意也并非一帆风顺，联洲国际的包机竟先后失事了两次。一次是从天津起飞后失事，最近一次是从太原起飞经停乌鲁木齐至阿塞拜疆库。

　　2004年5月18日，一架来自阿塞拜疆的货运包机(伊尔76型)从太原起飞经停乌鲁木齐机场前往阿塞拜疆巴库，在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加油后起飞不久坠落。当年的5月28日，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决定，自2004年5月29日零时起，暂停批准独联体国家部分航空公司飞往中国的普通货物加班包机业务。

　　“两次坠机影响很大，尤其是乌鲁木齐那一次，飞机上80%的货物都烧毁了，雅宝路上很多商人跟联洲国际的业务往来就少了。”一位向俄罗斯出口皮鞋的雅宝路商人透露，当时她的货物就在失事飞机上，她告诉本刊记者，两次坠机之后，魏景波的生意日渐衰落。

　　“实际上，接连两次飞机失事后，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关注并调查魏景波。”知情人表示，但魏景波早于几年前就将公司转给他人经营，并举家迁往了国外，这些年来有关部门一直在催促魏回国接受调查，去年下半年迫于压力，魏终于回国。

　　另有雅宝路商人认为，魏景波与黄登科案亦有关联，理由是境外航空公司要到国内来执行飞行任务，则必须在境内注册公司，而相关公司的审核权便在各地方管理局。魏景波的包机多在华北地区机场起飞。

　　近日本刊记者从河北衡水检察院得到消息，魏景波和张志忠的案件侦查已基本结束，很快将面临起诉。但民航业人士都认为，刘亚军的轻生，张志忠的即将被判，都不会是民航“地震”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