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剑丽

　　80后或90后，平均年龄23岁，八成未婚，多数初中毕业，总计约1亿人——这是官方课题组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勾勒的大致轮廓。

　　6月21日，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以下简称全总课题组)公布了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现状的调研报告。

　　课题组建议，下一步，通过户籍、社保待遇、工会组织体系完善等改革措施，改善该群体生存现状。而这也被认为是下一步农民工权益改革的可能路径。

　　采访中有社会学者对本报坦言，关键是真正消除“区别化”的政策导向，政策要奔着将农民工真正市民化走，而非默许其继续流动的现实；否则，许多政策只能停留在纸面上，不能化作农民工的日常生活。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原所长、社会学家陆学艺直言，战略方向上的调整殊为必要，社会改革不能再继续长期滞后于经济改革。

　　此外，有专家指出，搭建畅通的官方或非官方利益表达机制也很重要，“近半数农民工承认，反映问题不方便”。

　　典型轮廓

　　17岁的云南女孩胡源最近来到中关村某酒楼，成为一名服务员，月薪1400元，业绩好还能提成。

　　这是她一年来在北京换的第四份工作，工资比起初涨了600元。她爱漂亮，不爱洗衣服，一次甚至把老板娘给她的工作服也扔掉，“太脏，冬天水凉，懒得洗”。

　　在每周惟一的一个休息日，她像许多北京本地少女一样，起早跑到动物园批发市场淘最潮的仿名牌，由于这笔花销，她的工资基本上“月光”。

　　“花完了再挣。下一份工作工资一定要更高。”目前，她的老家只有爸爸和仍在上学的弟弟，姐妹两人和妈妈都已外出打工。

　　胡是一亿新生代农民工的大致缩影。在忙碌的工作之余，他们也和城里年轻人一样，爱打扮，喜欢发短信、上网，购物；不喜欢忍辱负重，工作不顺心就辞掉。

　　他们分布在餐饮、建筑、家政、速递等各行各业。这批16岁-30岁的年轻人在外出农民工总数(1.5亿人)中已占61.6%，俨然主力军。

　　课题组调查显示，这批1990年代陆续进城的年轻人，似乎没有父辈那么能吃苦，“他们挑劳动环境，就业条件，总想更好一点”，更加青睐于去制造业、服务业，脏累的建筑业，就业比重逐年下降。

　　一位川籍的农民工在浙江某工厂谋到一份月薪高达4000元的灯泡抛光工作，但干了不到两天就走人，“这是拿命在干，粉尘太多，完全人工抛光！”

　　他们的“挑剔”，和教育程度提高、权利意识提升，乃至从小受到更多的家庭疼爱分不开。

　　“2009年，这个群体高中及以上程度，在30岁以下人群占26%以上；年龄在21-25岁之间的达到31.1%，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达36.9%，均高于农民工总体平均水平。”报告称。

　　由于成长背景不同，他们更多认同自己是工人，而非农民，课题组介绍，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认为自己是“农民”的只有32.3%，比传统农民工低22.5个百分点，认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32.3%，高出传统农民工10.3个百分点。

　　他们习惯了城市，未来选择“回家乡务农”的新生代农民工只有1.4%。而农村也确实回不去，近九成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土地也早闲置或转包。据安徽阜阳市统计，该市无地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26.3%。

　　最早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称谓的学者、中国社科院社会学者王春光指出，“他们对城市化有更高期许，希望外出不仅能赚到钱，更要改变自身命运，渴望成为市民”。

　　群体问题

　　全总课题组总结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面临的若干难题。

　　工资水平低是其一。

　　陆学艺在上周中科院一次公开论坛演讲时抨击了农民工低工资制度，“1980年代中期后，我们去深圳调查时，当地工人工资就那样，到现在，基本工资仍然几百元”。

　　户籍也是个问题，购房落户和高中以上学历落户底限，将很多农民工阻拦在外。社保体系也不完善。全总课题组调查显示，目前新生代农民工中，享有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的比例仅分别为21.3%、34.8%和8.5%。

　　住房也是问题，众多农民工的收入增速，追不上房价，“七成农民工表示能够承担3000元以内的房价，但这样的价钱在他们打工的地界，找不到”。课题组称。

　　子女教育也是问题，“农民工子女半数以上都转过学，转学3次及以上的比例人群中，大城市最高，中等城市最少”。

　　此外，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率高等劳动权益受损问题，也亟须解决。

　　面对诸多问题，利益表达机制也不健全。

　　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特聘研究邓秀华曾针对湘、粤两地数千位农民工进行过专项调查。她发现，只有21.5%的农民工所在单位成立了党、团组织；农民工所在单位或社区成立工会的比例只有16. 2%，专门代表农民工权益的独立组织几乎没有；75. 6% 的农民工没有参加任何打工地组织，参过过所在单位民主管理活动的农民工仅占12. 9%。

　　城市梦的理想和苍白现实，煎熬着年轻农民工。

　　应对之策

　　课题组提出了应对之策。

　　首要的，他们建议，将农民工问题的解决，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常住地公共预算。“中央政府各部门应就该群体最需要的职业教育培训、子女教育、住房改善、社会保障、户籍改革等方面，制定专项规划，并督促各地制定地方规划。”

　　课题组为户籍瓶颈排定了解决步骤。对在中小城市、小城镇实现稳定就业创业而又放弃农村责任地的农民工，取消准入门槛；对于农民工有条件投资，拥有不低于城市人均住房面积住房，或单位提供相应面积廉租公寓的，准许转入城镇户口。

　　对于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则建议研究放宽相关落户条件，实行积分落户，优先考虑将农民工劳模、高级技能人才、人大代表等农民工优秀分子转变为市民。

　　采访中一位专家直言，各项政策初衷都不错，但关键是要落实，他感叹，在调查中曾深切感受到，许多所谓政策还停留在纸面。

　　当中的原因，恰在于很多针对农民工的社会政策，都以不改变农民工流动为前提，未真正计划将其纳入城市化进程，因而为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提供空间。

　　政策惠及对象的讨价还价能力也很弱，“不论在《劳动合同法》规定的三方谈判机制中，还是在与政府的谈判上，农民工都非常弱势”。

　　邓秀华在粤湘两地的调研就曾发现，有近半数的“新生代”农民工(49.7%) 认为表达意见、反映问题“不方便”。

　　此外，专家建议提速社会体制改革，“我们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光用经济的办法不行。我们这一套农民工制度、工资制度、劳动待遇报酬制度，30年没有根本大变，肯定会对经济的长期良性发展掣肘。”陆学艺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