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活体器官买卖黑市中，中介、受体、供体和医院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 本刊记者 罗洁琪 | 文

　　和很多“肾贩子”一样，蔡少华(别名蔡源)的身影曾经活跃在武警总医院、朝阳医院等器官移植权威医院。为了说服肾病患者购买活体器官，他长期在透析病房分发名片，甚至在病房进行小型演讲。

　　活体器官买卖中介这个“行业”曾被蔡少华认为“挺好挣钱”，最终却把他和自己的弟弟蔡少侠推上了刑事被告席。

　　2010年5月26日10时，蔡少华因介绍买卖肾脏器官被诉非法经营罪案，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检方指控，从2009年3月至5月，短短两个月之内，蔡少华为四个肾病患者介绍了活体器官买卖的业务，收入共计约58万元。事实上，蔡从中赚取居间费用10余万元。

　　此番庭审，揭开了人体活体器官买卖黑市的一角。

　　中介生意

　　蔡少华入行不足九个月，最初是从“跑腿”开始做起。2008年8月，经由老乡介绍，30岁的蔡少华离开河南郸城县农村的老家，来到北京，为“肾贩子”做“跑腿”，即负责带“供体”(卖肾人)去医院做配型检查等，每月领薪1000元。大约半年后，蔡少华于2009年3月开始单干。

　　2009年5月，北京市海淀区发生了一起群殴事件，被打者是一名卖肝人，施暴者则是肝脏买卖的中介。在侦查过程中，警方追查了案件背后的活体器官买卖中介行业，由此迁出蔡少华。2009年5月29日，蔡被刑拘。

　　蔡少华的弟弟蔡少侠，系25岁的在读学生。在京游玩期间，帮哥哥“跑腿”，被指控为共犯。

　　2009年3月以后，蔡少华在武警总医院、朝阳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附属医院的透析室门口寻求买肾者。

　　2009年3月初，来自河北的40岁肾病患者闫发(化名)，到武警总医院求治。闫已病危，急需换肾。该院的主任医师对72岁的闫父称，医院的供体主要来自于死刑犯和去世的病人，需要等待供体，时间多久，“说不准”。

　　救儿心切的闫父曾向医生提出，切除自己或者老伴的肾给儿子救命，被医生否定。闫父决定购买肾源。他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与蔡联系。见面后，二人谈价格，从17万元谈到15.6万元，条件是由蔡负责供体的补偿、手术费等。

　　之后，闫父将闫发的移植器官配型单交给蔡少华。按照惯例，蔡在互联网上用QQ联系专门养供体的中介。一般情况下，蔡少华对患者通常收取12万元，由患者支付供体的肾切除手术费用。12万元包括外地中介的费用，供体的卖肾钱。蔡本人从每笔业务中约赚2万元。随后，外地中介负责将匹配的供体输送到北京，由蔡少华管吃住。蔡少华安排供体和患者见面。患者同意后，蔡少华准备符合医院规定的文书。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受体限于活体器官捐献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蔡少华为此伪造了供体的身份证、身份关系等文书，此行为被检方指控为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

　　卖肾者

　　闫父告诉本刊记者，供体是个高瘦的年轻小伙子。他曾问对方是否愿意。对方称，愿意，因为家庭困难。

　　行医出身的闫父清楚地知道切除肾脏的风险。但是他认为，自己买肾并非损人利己。很多肾病患者求肾，同时也有很多中介帮人卖肾。如果自己不买，其他人也会买。

　　手术后，这位卖肾者曾和家人通电话。不知情的家人听到虚弱的声音，以为他病了。他谎称自己只是感冒。出院后，供体就从闫父的视线中消失了。

　　“为患者提供肾源，我以为这是做善事，救人命，而且那些供体都是自愿的。”在法庭上，“肾贩子”蔡少华痛哭流涕地为自己辩解。庭审显示，本案所涉的供体，确实配合蔡少华签署了符合医院要求的自愿捐赠器官声明书。

　　17岁的邓歌(化名)是某技术学院的学生。邓称，因在老家欠了人家1万元，想到卖肾还债。他通过QQ联系了网上专门寻找供体的中介，对方承诺，来了厦门之后，管吃管住。手术前一个小时内，汇钱入卡。行规是，一个肾4.5万元左右。

　　于是，邓歌从西安坐火车到厦门，后来还辗转多地，只为把肾卖掉换钱。

　　到厦门后，中介让邓在房间呆着，不要乱跑。因为配型不成功，中介把邓派到保定。保定的中介告诉邓说，厦门的中介“养不起你了”，“才把你卖给我的。”在保定住了七八天后，邓歌和求肾者又不匹配，再次被转让给福建漳州的中介。

　　“南征北战”整整一个月之后，邓歌又被“卖给”蔡少华。2009年5月9日，蔡少华确认，邓歌和其掌握的患者匹配，于是，邓歌北上武警总医院。

　　18岁的天津农民王某、20岁的江苏农民陈某，与邓歌有着类似的“求卖肾”经历。

　　28岁的赵某则是因为养牛和猪生意失败，赔了5万多；买房花了2万多元，共欠下7万元的债务。于是他“上网看哪有卖肾换钱的买卖”，然后随便打了几个电话。手术后，他就看到银行卡放在了自己的枕头边上。

　　在蔡少华一案中，相对于40岁到60岁之间的受体，供体都是过于年轻的生命，最小者才17岁。

　　医院角色

　　在蔡少华被捕之后，涉案的四例移植手术的医生都提供了证言，证明院方根据法律规定向患者收取所需文书。文书证明，供体和受体存在亲属关系，并且自愿无偿捐赠器官。据此，医生实施了手术。

　　但是，蔡少华在庭审中称，有些医生和护士曾对自己说，这是做善事，挽救生命。在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开会时，医生和律师都在场，“他们知道证明是假的”。他们还把材料给了患者，要他们比着样本去路边做一份。蔡少华还称，有个患者曾给他跪下，请他帮忙找活体肾。还说，医生那边他不用管，由她来摆平。

　　受体闫发的父亲，则向本刊记者介绍了一个令他疑惑不解的情况。他说，儿子移植手术成功后，自己对蔡少华以及供体都心存感激。鉴于自己的遭遇，他曾走进武警总医院的移植科门诊部，对医生表示，自己和老伴要在去世后无偿捐赠器官。但是，医生对他捐肾的表态“很惊讶”，说“这里不接待，要找主管部门”。然后，把他当怪物一样轰出去。

　　“既然想捐赠器官，人家都不要。我的儿子当初又怎么可能等到合适的供体呢？”闫父感叹。

　　活体器官买卖黑市中，医务人员起到了什么作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翟晓梅告诉本刊记者，确实有少数人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但是，她称这是“个别的现象”。

　　蔡少华的辩护律师胡益华称，蔡的行为系由一系列社会原因造成的，不利后果不应由其一人承担。

　　尴尬现实

　　在蔡少华被关押在看守所的日子里，72岁的闫父曾向多家媒体提供了一份名为“为蔡源叫屈”的材料，称蔡并非黑心的“肾贩子”，而是在国家政策严重缺失的情况下，弥补了不足，“使尿毒患者见到光明，挽救了垂死的生命”。他呼吁，面对和解决每年几十万患者死于肾病的现实困境。

　　翟晓梅认为，活体器官移植是以伤害另一个人为代价的，并不值得鼓励。全世界都严禁活体器官买卖。器官移植的商业化会，会加大社会的鸿沟，甚至会催生愚蠢的、罪恶的念头，巨大的利益链会让一些人为了器官而谋杀他人。

　　据卫生部曾公布的数据，中国每年约有150万人因器官功能衰竭需进行器官移植，但每年仅有1万人左右得到供体。翟晓梅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改变目前捐献的模式，鼓励身后捐献器官。而且，政府要设计切实有效的渠道。

　　然而，中国器官捐赠制度进展缓慢。只要需求不减，仍会有更多“蔡少华”活跃在透析病房的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