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思磐

　　我确实在宋山木疑似强奸案发生后的一两天就决定做这个题目，当时，我已经联系了一次北方出差，行李已经打好包。然而，宋山木案的第一条新闻让我想留下来，而第二天，更多的细节让我直觉，这是一个典型的职场性侵害。

　　跟部门主管喻尘提出来，他犹豫地说，他正在考虑。然而，不知道为什么，他随口说这个新闻我“不合适做”。这激起我的斗志，我振振有词地说，没有任何一个记者比我更合适做这个新闻—虽然我内心底气非常不足。

　　不过，谢天谢地，喻尘从善如流，压抑着他的不信任，让同事顶替我的出差，派我去做山木案了。

　　女权身份的“偏激”

　　我大约能了解他为什么犹豫，又为什么觉得我不合适做。在大多数人看起来，这条新闻虽然够劲爆，但是动态新闻正在几何级数地抛出大量新情节，很可能在案发一周以后才能刊出的调查报道还有什么可报？况且，在很多调查记者眼里，这新闻真的只是普通的社会新闻。调查还能做什么？

　　另外，相信他认为我不适合做的理由，是因为，我是一名女权主义者。在我的写作和志愿工作中，我严肃地承担着这一身份。为了能够改变大众传媒报道的性别误区，我有一份志愿工作，定期开展一些讲座和培训，让记者们讨论涉及性别的报道如何可以祛除对妇女的污名话语，不囿于成见，对妇女和性少数更加友善。然而，很多人认为女权主义会带来价值的偏激，很自然，我的主管认为，女权主义者的身份，会让我失去新闻的中立性，“只顾为女人说话”。

　　关于工作中的性别歧视和压迫，关于性骚扰和性侵害的文化和制度支持—通常，那些都是国外的经验研究。我很少看到国内的研究，能够非常形象、贴切地描述一个发生性侵害的工作环境。而作为记者，我唯一的机会，就是新闻发生的时候。

　　说到强奸，长期以来，我对大多数关于强奸的媒体报道持不同立场。譬如，去年我批评过一个关于奸杀的报道，记者花了很多笔墨，描述强奸的受害人发型是“爆炸头”、穿着暴露，喜欢晚上外出、交友复杂以及晚归宿舍等等。这样的报道，记者是否思考过自己的伦理立场呢？确实，社会的成见就是如此运转：那些遭遇性侵害和骚扰的女性，首先要反思自己是不是“不自重”—虽然事实上，强奸受害者是各式各样的，甚至老年妇女和男性都可能在其中。当记者质疑强奸案受害者“不自重”的时候，他们不会怀疑自己的“客观”。因为这种客观得到了社会成见的强力支持。

　　然而，在关于暴力的研究中，这种逻辑叫“咎责受害者”。正是这种咎责受害者的机制，让被强奸者心理的受挫远甚于生理伤害，于是，报案成为自取其辱—尤其是熟人强奸发生时，受害者跟加害者交往的一切细节，都会被用来佐证她“愿意”或“另有所图”。同时，咎责受害者减轻了强奸者的罪恶感，因为这一恶行是“有道理”的。正是这种文化机制，支持了强奸。

　　在收集资料、到处打听的那一两天中，我跟一位男性朋友争起来了。他跟宋山木有过交往，但完全不愿意给我任何信息。他说，这种男上司和女下属的“潜规则”不是很多见吗？有什么公共性？媒体真够八卦的；就算是强奸，也是个人行为，跟这个人的企业家身份有啥关系？跟他的企业和他的成就有啥关系？民营企业老板的事业，都是自己一砖一瓦建立起来的，你们舆论监督应该去监督国企老板啊，打个小老鼠算什么？这位朋友曾经留学国外，他至少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想法。也许，我的采访，就应该回答他这一系列的驳诘。

　　那些关键的细节

　　然而，作为记者，光有理念没采访，一切都是痴人说梦。如何操作，是一个问题。还好，在报社内部协调下，深圳呼叫中心给我一堆爆料者的电话。

　　这些爆料者，非常有趣，主要是男性。然而，即便最核心的两位，知道的信息也较为边缘。一位是女友受到侵害，自己愤愤难平，这个很有责任感的男朋友很希望帮助我，但很难说服自己的宝贝女友出来跟我谈。另一位，是非常资深的员工。他们都在外地，我暂时还找不到飞过去跟他们面谈的理由。另外，还有一些神秘的爆料者。他们说的情况也许很重要，但是我目前没能力证实，或者跟性侵害没有关联。

　　跟两位 “核心”数小时的电话中还是得到不少信息，那位资深员工还指导我看山木培训的官网，山木集团基本的管理情况逐步清晰了。并且，偶尔有些小细节跳出来，譬如，《山木基本法》的一些苛刻规定，企业内部的个人崇拜和对新闻的“管理”，宋对风水命理的研究，总部女生必须穿黑丝袜，和宋山木的摄影爱好。

　　一边继续拜托男友劝女友，一边，我完全不抱希望地在天涯上留了一个广告帖：找宋山木案线人，留了我的QQ。

　　我希望能够见到罗云之外的受害人。然而，深圳的受害者李晶的朋友在电话那头抱怨我的同事没有保护她的信息，质问我报社怎么负这个责任。电话信号不好，我换QQ，那天晚上和她们在QQ上聊到凌晨两点，她的朋友说她在那边又痛哭起来了。她仍没有答应跟我见面，我觉得自己完全接触不到真相。

　　所有爆料者都很恐慌，不肯给我关于他们自己身份的信息—这样的爆料怎么可以用？两三天了，永远是没头没脑的电话、看不见面目的爆料人，精疲力竭。我甚至愿意相信，这是一个圈套，一个策划集团在行动，要把我这样的记者哄得团团转，让我们认为山木大有问题，他们就是要让山木倒台，然后渔利……

　　没有办法，我决定先见罗云。这时候我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我问最早报道这个新闻的叶飙：“你有没有怀疑过，这可能是个局？”他说，他和同事都认为，事主是个实在的孩子。见完罗云，我稍微心定了。就像叶飙说的，她讲的内容，措辞和语气，有着无法伪装的一致性。

　　见罗云之后，几个投诉者加了我的QQ—天涯竟然有用。当性侵投诉人沈薇加我的时候，我又已被匿名爆料者弄得头晕脑涨。我冷淡地对她说，我要睡觉了；我还发牢骚说，QQ上乱讲一气对我有啥用呢，因为验证不了对方身份，我不能用这些资料。没想到这个女孩后来跟我谈了很多，到了某个时候，她把她的电话号码交给我。她说到的细节，跟我从其他消息源获得的资料印证，我也终于发现，这是可以确信的陈述。

　　蓝羽最初是给叶飙写信，叶飙把她的联系方式给我，我终于说服她见面了。当叶飙得知她不愿意见男记者时，只是憨憨一笑说，你去吧。我很庆幸自己所在报社的工作文化，同事之间能如此合作无间，没有这个，我啥也干不了。

　　很多人都想知道，我如何在访谈已经被同事和警方询问过无数遍的对象时，能发现性侵嫌疑人的隐疾。

　　我想通过当事人看见宋山木。确实，和很多网友说的一样，宋不缺乏买春的条件，为何要强奸？我想知道强奸这一行为对他的意义。我跟受害者谈话，更像一个社会学的结构性访谈。我请当事人仔细地重复他在整个过程中的语言和行为。细节的描述也有助于我甄别，投诉者是否真实的受害者。于是，之前没有被注意的“负能量” 被我抓住了—这个细节非常重要，工作关系中的权力，和组织的驯化，与性侵害行为之间有了直接联系。

　　性侵犯发生时有一个情节，宋山木事前总是对女孩表示自己生理上的 “无害”。宋的行为，我和罗云都无法解释。第二个受害人沈薇出现后，类似的程序以不同的方式又出现了一遍，我开始怀疑宋有生理隐疾，于是我鼓起勇气向罗云求证，她证实了我的怀疑。而后来，我跟蓝羽是见面谈的，这女孩更是坦诚。不过沈薇和蓝羽都没有性经验，她们要描述一个男性的特征，很困难。报道发表之后，第四位受害者也给我来电，继续证实了这一点。这也能够解释为何强奸行为中会有按摩器。思考再三并请教了专业的医生后，我决定报道中点明这一点—在不暴露侵害者太多个人隐私的前提下。我要说，这不是一个八卦。和通常对强奸者的想象不一样，一个有性功能障碍的男性强奸女下属，展现的“雄风”，到底是“能力”，还是“权力”？

　　女记者的“特长”

　　报道出来后，一位男记者跟我说，他认为采访这些强暴案件的女事主，是女记者才能做好的事情。

　　过去，我认为男女记者在任何领域都可能旗鼓相当。然而，这一个报道，却让我发现，性、性别和暴力，确实是女记者值得深入的报道领域。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是如此多发，我们不去理会，是因为在我们衡量新闻“重要性”的那个天平，给这些题材很低的权重。然而，只有女记者的经验和体悟，才能发现这些题材的价值。

　　在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中，男性很难像女性那样，对于性别歧视和性骚扰有着切身的体会，因而也就难以建立与受害者之间沟通的敏感。在采访中，经历了那么漫长和紧张的接触，我了解受访者的担心。我确实可以非常自然地用中性的语言、尊重和同情的态度(有时候同情心也会伤人的)，来跟她们谈论受暴过程。举例说，对这些比我年轻十岁的姑娘，我一直以“您”称呼，尤其是问到尴尬问题时；何时使用隐语，何时直截了当，也是需要把握的技巧。

　　在报道山木案之后，细读台湾的性侵害防治法，让人不得不服的是，这部法律不仅规定了医疗单位、社工和警察应该如何对待性侵害当事人，也规定了媒体的报道原则。

　　为了不影响这些勇敢站出来的女孩现在的生活，我尽最大努力隐去了她们所在的地域、现在的职业和生活状态，以及她们的样貌和性格——尽管对于调查报道，这是在 “客观性”上巨大的损失。稿子出来前，我给接受采访的所有人看稿。蓝羽指出了一个问题：我描述宋山木看中的女主角都有着某种相貌特征，她认为这样，很多人会据此去揣测山木培训的女员工是否被性侵害。于是我删去了那些特征。

　　性与权力

　　新闻真的是客观的吗？事实上，有经验的记者都会了解，我们能发现什么样的“客观”，取决于我们自己有着怎样的“主观”。如果一名记者认为，上下属的性关系，是你情我愿的“潜规则”，或者荷尔蒙作用下的个人事件，那么他看到的可能只是八卦。而我则坚信，任何一个职场的极端事件，无论是自杀或是他杀、性侵或是性爱日记，都可以放到日常的制度和管理环境下去分析。简单地说，很多人在这个事件中看见的是性，而我看见的是权力。

　　一开始，我就从这个方向寻找。如果找不到，那是能力和运气问题。但我真没有想到，山木培训集团在这个层面，有那么多让人“惊艳”的事实可供收集。有些细节看起来相当不可思议，譬如控制体重、监控隐私，取“黄金”名字和穿黑丝袜。然而，这一些看起来可笑的事实，是如何被组织成一个 “正常”的环境？280条罚则组成的“基本法”，如何让员工认同或服从？

　　我想，我的报道已经描述了山木企业的教化过程，从身体到精神。以藐视劳动者人格权的取名为入口，军事化的身体管束和生活控制为手段，加上他对所谓“传统文化”和“礼仪”的推崇，无非是希望在企业内部建立一种伦理秩序，这种秩序的本质，就是崇拜、追随和服从。那是一种强化等级的王朝秩序，而不是个体独立、享受着尊严与自由的现代秩序。在这个环境中，男女员工都不会被当成有尊严的人，发生侵害是题中之义—只不过他感“性趣”的，是女人。

　　这只是一家企业、一个人的造神运动吗？在军事化管理上，宋山木今年出版的《山木方法》序言中表示，跟他有共识的企业家不乏其人。而山木企业内部的种种管制逻辑，总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更大的系统。而服从这种管理的个人心态，跟大多数人奉行的生活原则并无太大不同：崇拜和服从有力者，只问结果，不管是非的犬儒心态，基于恐惧的对恶行的熟视无睹。

　　从“客观”的立场，我对自己一直放心不下。我怀疑自己对山木集团的企业文化过度解读。在成稿之前两天，和一位朋友的通话，让我有信心写下去。在这一小时的通话中，TA告诉我TA之前工作的一家企业集团，跟山木集团是多么相似。家天下的管理结构、后宫式的职业上升道路，而TA也描述工作在其中的女性员工，只有离开和性的服从两条道路可以选择的尴尬。有意思的是，那个企业的掌门人，也喜欢经营传媒中的“儒商”形象。

　　我认为我的采访，在权力的压迫和性的压迫之间，建立了逻辑自洽可信的联系。可惜我没有足够多的资料，可以分析貌似强大的当事人，内心的虚弱从何而来—他总是通过吹嘘来夸张自己的地位和手腕；他不断攀附体制内资源；通过员工相互监视和派遣枕边人去管理分支机构，显示了他对权力的不自信。那是很重要的另一个维度。我对这个主人公，仍缺乏了解。

　　新闻确实是希望收集真相、报道 “客观”，但这个过程，伦理选择无处不在。

　　作者系《山木王朝——性侵害疑云中的山木集团调查》报道作者、南方都市报深度新闻部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