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变

　　在煤炭业的整合风暴下，煤老板从煤矿开采业集体退出，转战其他领域

　　这是他们的惊险一跃，也是2009年中国商界的一道奇观

　　请看《中国企业家》从山西、陕西、河北、内蒙古等省(区)采回的一线故事

　　我是山西煤老板，挖煤好似开金山。

　　看似风光实不然，提心吊胆怕矿难。

　　大好资源惹眼馋，孝敬不周要停产。

　　如今钱柜需易手，老板上面有老板。

　　这首打油诗在山西流传多年，最后两句，却是今年4月之后改的。

　　自4月15日，山西省启动了号称“史上最强煤矿整合”，一年半之后，境内2200个煤炭企业将砍到100个左右，矿井数将由2598个压缩到1000个，单井规模由平均不足30万吨提高至90万吨。而整合主体，是山西境内的五家大矿务局与两家国有煤炭销售企业，以及央企中煤集团。

　　2009年上半年，由于整顿煤矿，山西成为全国唯一GDP负增长的省，在“保八”背景中全省GDP下降了4.4%，财政收入下降了7.6%。“敢要负增长，说不定也是政绩。”山西晋城一位官员告诉本刊记者。

　　不独山西，一场席卷全国煤炭业的整合风暴从去年已降临。

　　根据2007年11月发改委公布的《煤炭产业政策规划》，中国将建十三个大型煤炭基地，到2010年底，全国年产量1亿吨以上、5000万吨以上的特大型煤炭企业集团要分别达到6－8个、8－10个。2009年8月，国家安监总局等14个部委联合下发《关于深化煤矿整顿关闭工作的指导意见》，重申力争到2010年把全国小煤矿数量控制在1万座以内，这也是各省纷纷将整合大限设在2010年底的原因。

　　黑龙江省将全省7个矿务局合而为一，河北号称到2010年底将原有349个煤矿减少到60个，形成南“冀中”北“开滦”两大集团。在内蒙古，央企神华独大，在河南，整合方式由之前的大矿收小矿，转变为大企业之间合并，拟将六大煤企合为三家。陕西虽无明确指示，也有意让陕西煤化工集团成为整合主体。

　　山西省行霹雳手段，效果如何，各煤炭大省都在观望。每场大整合都是利益大调整。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大矿利益与小矿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资源产地利益和资源消费地利益纠葛已久，各省都步履艰难。

　　是等待“收编”还是整合别人？应该要多高的价亦或出多低的价？被挤出的巨额资金出路何在？许多“煤老板”年龄在45岁以下，不会甘心落袋为安。

　　与之前出于理财目的的投资不同，煤老板们这次转型更无奈、更彻底，他们有可能借此机会，摆脱那个由“悍马”、“豪宅”、“情妇”、“矿难”、“污染”等组成的群体符号变身另一类商人，也有可能彻底自江湖归隐。

　　这群人从利润高、管理粗放、人员平均素质低、缺乏技术含量的煤矿开采业集体退出，转战其他领域，是他们的惊险一跃，也是2009年中国商界的一道奇观。

　　煤老板们在“第二人生”中或许能够摘掉不光彩的帽子，但很难摆脱第一桶金的底色

　　文 | 本刊记者 何伊凡  陈建芬

　　煤隐退

　　“我不失落，我放松了。”山西临汾市洪洞县煤老板刘恒飞说，“从前，一提你就是个大暴发户。像演员一样在台子上每天唱戏，每个人都挑你的毛病。现在，角色变了，我在台子下看戏。”

　　在刘的原恒富集团大厦门口，重组后成立的新公司牌子已挂上，红绸带分外鲜亮，新通讯录刚刚打印出来，四处分发。

　　十多年前，刘恒飞还是个普通的泥瓦匠，他性格活跃，喜欢交朋结友。后进入国有企业——洪洞县煤炭运销公司，升任经理。没过两年，刘家兴建了恒富洗煤厂。再后来，又收购了南庄、沙坪、王峪、石磊等多个煤矿，从此撞上了他的命运之神。

　　“2003年之前，煤矿行业效益很低，真正兴起是在2003年5月。”刘恒飞恰好在煤矿行业转折前后入行。挖煤赚钱，买更多的矿，挖更多的煤，赚更多的钱，如果不考虑那些隐秘的交易，煤老板们的发家史简单得可用一句话概括。

　　行情好时，煤老板的采煤利润率可达200%。一个年产15万吨的煤矿，一年的净利润在一亿元左右。恒富集团高峰时有5个煤矿，年总产量达到100万吨。也就是说刘恒飞的恒富集团每年的净利润已接近他山西老乡李彦宏的百度的2/3。

　　2006年前后，刘恒飞嗅到气氛不对，政府组织的大会小会每个月都开，刘觉得未来整合的基调就是国进民退。“我们手上还有那么一点积累，不能再只靠煤炭这一棵树。煤矿，这是个赚钱的行业，也是个高危行业。”

　　洪洞县在全国颇有名气，一是因京剧《苏三起解》，一是因频发的矿难。2007年的一场矿难造成105人死亡，这还不是最高纪录。前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因三次重特大事故三到临汾。第一次直斥“官煤勾结”，第二次怒骂“黑心窑主”，第三次叹喟出事故的煤矿“五毒俱全”。

　　“这三句话敲响了我们民营(煤)老板的警钟，或者说是丧钟。”刘恒飞说。李毅中就任工信部部长一年后，山西煤炭业大变局果真到来。

　　按照山西省补偿方案，煤老板可以选择两种补偿方式：一种是直接经济补偿，以2006年2月28日为限，对之前和之后交纳资源价款的，施行不同补偿标准。

　　第二种就是入股，对被兼并的煤炭企业的资产、资源进行评估后，按照资源资本化的方式折价入股，作为在新组建企业的股份。

　　刘恒飞没有选择七大国有煤炭整合主体，而是与同乡史元魁的陆合集团合并，后又拉上了上海云峰集团——绿地集团旗下一家集房产开发、汽车服务、钢材贸易等产业于一体的综合型企业集团。

　　2009年7月1日，洪洞云峰陆合煤化集团有限公司成立。新公司中，上海云峰集团派来的王韧任董事长，陆合集团的史元魁任总经理。恒富集团占新公司30%股份，刘恒飞和他的儿子、人称小老板的刘敏完全隐退，不参与管理。

　　“别人认为这个事很不正常，我认为很正常。我们不需要这个决策权。决策和责任是一对孪兄弟，谁负责谁决策。”刘恒飞说。不想再对煤矿负责，也许是因为他已身心疲惫。

　　刘恒飞听别人讲话时，总是支楞着耳朵，因为耳鸣得厉害。到北京宣武医院耳鼻喉科看过，总不见好。有人说这是压力太大所致的精神性耳鸣。

　　刘恒飞去佛山考察，在广州机场买了一本书——《山西煤老板》。“(作者)王进是我们山西人，对煤老板的事比较了解，基本情况差不多。”他自己说起了难以启齿的“煤老板”三个字，尽管他更喜欢别人叫他矿主。这本书中的主线就是官煤勾结，矿难层出不穷。

　　所有煤老板都三缄其口的是与官员的距离。官员入股煤矿一直是山西省严打重点。根据新华社报道，2006年6月，山西省就有1126名官员从煤矿撤资1.7亿元，入干股的更是不计其数。过去只要有一项关于煤炭的政策出台，各部门都能从中捞到油水。每次矿难发生，都能扯出一批官员。

　　刘恒飞和记者强调了两次：企业做事，要政府支持才行，过去是，现在做转型，也是。“你要和政府的思路紧紧融合到一块，不和它融合到一块，怎么行？”2006年之后，他涉足的非煤产业中几个都在垄断领域。

　　为将整合后的民间资金留在山西，山西省政府提出要开放投资领域。2009年至2010年，将把6500亿元投资项目向民间开放，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公路、铁路、桥梁、城建、环保等基础设施领域和城市公交、燃气等市政公用设施领域。2008年，恒富与华润燃气(集团)有限公司组建华润恒富燃气公司，恒富集团在项目中占30%股份，刘恒飞还任燃气公司常务副总。

　　地方政府还打算把一条600万吨的煤炭铁路专运线交由恒富集团建设、运营。刘恒飞当然很乐意——洪洞县每年2000多万的煤炭产量，都将通过这条铁路专运线运送出去。

　　刘的陶瓷厂也已经有眉目，其63%原料来自洪洞年产300万吨左右、废弃不用的煤矸石。“我们的陶瓷公司，将来年产值15个亿，好的话，20个亿、30个亿，再加上其他产业，还是一个轰轰烈烈。”刘恒飞声音略高，陶瓷项目能拉动就业很大，也为地方政府所支持。

　　“我就是一个土老帽儿，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他微微一笑。

　　煤坚强

　　“我姓吉，吉祥的吉，你就喊我大哥吧。我弟弟还在北京找融资，就是跑钱呢，你要是有钱，也可以过来。”

　　临汾市翼城县位于中条、太岳两山之间，大山阻隔，老吉电话中的声音忽远忽近，隐隐约约可以听清楚的是，如果想给煤矿投资，欢迎，其他的事，免谈。

　　老吉的煤矿一直在和阳煤集团谈判成立合资公司。阳煤集团占51%股份，他占49%。他也动过念头：将原来的煤矿卖掉变现算了，不要股权。关起门来抽了两天烟，改了主意，想尽快找人和他合股，把煤矿做大。要是把产能提高到90万吨以上，能符合政策的相关规定，他不一定需要投身阳煤，还能整合别人。尽管开煤矿麻烦多，骚扰多，但见惯了大进大出，老吉看不起一分一厘的赚钱。“有个朋友开了个纺织厂，一年纯利润才60万，还不如挖煤一天赚得多，干着干着，他自己都觉得没意思”。

　　但“煤坚强”的代价是老吉要承担双重风险。首先是资金，对于整合主体，各家银行趋之若鹜，而对于老吉这样的潜在被整合对象，银行避之不及。掮客倒是频繁出没，市里几次召集煤老板召开投资恰谈会，大批中间人都闻腥而至，不过他们所承诺的投资，不是代价太高，就是根本不靠谱。

　　资金不够充沛，老吉们担心大股东增资，“我们掏的是自己的腰包，人家掏的是银行的腰包。真要增资的话我们力度肯定跟不上，只能眼瞅着股权稀释到一点点。”

　　另一重风险来自政策变化，几番折腾后，老吉有足够理由相信未来政策天平不会向民营煤矿倾斜，剩下的股份也未必捂得住。

　　对把煤矿交给国有企业就能减少矿难的说法，老吉并不认同。2009年2月22日的屯南矿难，死亡70余人，而屯南矿是西山煤电集团所属的大型现代化矿井。

　　实际上，在开采领域硬挺的人并不多。部分“煤坚强”计划跳出原煤开采，在产业链上下游移动，许多“煤老板”早已将煤化工当作放鸡蛋的另一个篮子。晋城最大民营企业兰花煤炭实业集团走过曲折的转型之路，1998年煤炭市场掉到谷底，创始人贺贵元决定远离主业，跑到太原办过生物制药企业、跑到北京办了两个网络企业，还有纳米碳酸钙企业等，什么概念最火就做什么，但四处碰壁，幸亏及时撤退，又回到主业，转向煤化工，目前已是全国五大尿素生产企业之一。

　　在与山西河津隔黄河相望的陕西韩城，黄河煤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保平正运作全国规模最大的煤化工焦化项目——龙门煤化工。李不修边幅，皱巴巴的西装里套着件大红背心，他是“煤老板”中的思想家，做煤矿工人的时候，三年读了2000本书，读得最熟的是《资本论》，认为《资本论》中说得最对的是剩余价值。

　　李保平自称在《资本论》指导下，二十年前定下了三步走，第一，尽快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第二进入大工业，第三，进入投资领域。“除了和煤有关的我不干，在西北地区，离开煤就是放弃优势，可单纯搞煤是高危行业，你不能和政府对抗。”

　　李保平手里还有几个矿，地下大概有3.5亿吨的资源量，为降低风险，尽管陕西并未出台强硬政策，李主动将控股权给了国有企业，若发生事故由对方承担责任。化工项目则与陕西煤化工集团合作，陕煤地下有300亿吨煤资源，这是吸引李的原因之一。

　　时常有取经者拜访贺贵元与李保平，新一轮煤化工投资热隐约浮现，走进煤老板的办公室，往往会发现墙上钉着工程规划图。

　　不过，就在8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时，煤化工与钢铁、水泥等六大行业一起，被列入需要重点加强指导的行业。在煤化工长长的链条中，针对煤制焦炭、甲醇、电石等产品的调控之手已隐约可现。

　　绿标签

　　“戴上‘绿帽子’，能摘掉‘黑帽子’”。

　　李龙伟顺手抓起一把饲料扔到鸡槽里，这个大同市郊区的养鸡场是废弃的校舍。他养的是乌鸡，黑乎乎一片，细碎的阳光在羽翼上跳跃，像他打了十五年交道的煤炭。

　　投资农业的煤老板数量颇多，2009年9月，曾开过煤矿、铜矿、铁矿的大“煤老板”王志强，投资5700万，收购了古城乳业，这是一家山西销量甚佳的地方乳品企业。有人分析煤老板多出身自农民，熟悉农业，这一逻辑过于简单。

　　“我不是大老板。”他称自己身家不过一亿出头，为了建养殖场、果园等，已投了800多万。“搞农业舒服在哪里？做煤矿时，六证办下来桌面下花的钱也不止这么多。”他也搞过煤炭贸易，额定装载20吨的货车，地方煤检站一开就是100吨的票，要想不赔本，只能多加几个轴，加上挂车，超载五六倍。对农业项目，地方政府则带着特殊好感，支持企业朝此方向转型。

　　在河北张家口蔚县，煤老板余海龙从2007年底开始投资农业，“那时候天天说安全，月月有检查，我就觉得煤矿肯定做不长。”余海龙成立的农业公司叫欣奇典，暗含“新起点”之意。他包了36000亩地种枸杞，还有上万亩亚麻，500多亩胡萝卜。欣奇典主要生产亚麻籽油等深加工产品，竞争对手是进口橄榄油。“农业虽然利润不高，但非常稳，形象也好。谁转型动作快，县里的支持力度会大一些，现在自己资金也充足，晚几年转型钱也没有了。”

　　欣奇典的股东全是煤老板，“我说哥几个咱们不能总挖煤啊，不行干这个吧，大家就入股了，一共投了8000多万。”余海龙深吸了一口烟，“我们这些人简单，不像你们搞学问的。”他的煤矿已停产了，国企给的价格难以接受，自己开工又不允许，过去值2000万，现在卖200万都没有其他私营矿主敢要，只好放在那里。

　　矛盾之处在于，煤矿产区的生态条件往往已不适合发展农业。空气质量不说，采煤把地下水都破坏了，地面下陷，渗漏，沙化。“我养的是乌鸡，但就是养白鸡，过了一个月也能变成‘乌’的。”李龙伟自嘲。

　　经历过与煤共存的日子，矿区周围很难招到愿意种地的农民，大同郊区另一位搞绿色农牧业的煤老板杨子江，公司有个50多岁的老保安，被他转聘为农场技术顾问，就是因为他干过农活，有时连副总、行政、司机也要下地掰苞谷。蔚县的民营煤矿关停，富裕劳动力不少，可宁肯去外地挖煤，也不愿意重新摸锄把子，农忙时，余海龙常常急得绕着地转圈。

　　另一种绿色投资是旅游景点开发，产煤大省往往也不乏旅游资源。贺贵元投资5亿，力排兰花集团内部反对意见，投资了山西陵川县城东王莽岭景区，他还计划将旗下的旅游开发公司境外上市。靖烨集团董事长吴靖宇也算是个“大煤老板”，他投资了山西的文化名片之一王家大院第三期工程，吴的雄心是以一亿元打造“窑洞式五星级宾馆”。而高平市煤老板程广瑞，已连续7年修建大粮山旅游景区，那里是战国末期秦赵“长平之战”的遗址，程广瑞劈山填沟、修路盖房，口碑颇好。

　　仅山西省，煤老板对旅游业的投资已过百亿。

　　煤老板们可以去外地追求青山绿水，普通居民却逼得无处安身。如今山西塌陷区、采空区随处可见，而在陕西榆林，地面水位下降，河道断流，水库、水井干涸，地表植被枯死，严重的地方房屋倒塌、山体滑落、土地裂缝，如同遭遇了地震。有的煤矿大县，生态灾民数以万计。

　　山西省提出“以煤补绿”，引导矿主投资修复生态，例如临汾市乡宁县推行“一矿一事一业”，只要在当地开采一矿，就要投资一项社会公益事业和一项环保产业，以缓解社会矛盾。在此次大整合之前，煤老板通常只是被动配合，如今将其郑重其事的当作产业来做的，往往也只是多元化投资中的一项。

　　以每亩3元超低价承包了400多亩农场后，杨子江为环境治理已陆续投入800多万，还是要靠他的煤炭贸易业务，才能为农业输血维持。

　　挣快钱

　　农业或是旅游业，资金回收周期长，在许多煤老板的投资组合中，更偏爱周期短、利润高的投资。

　　9月中旬，天津土地运营公司团泊新城来临汾推介一级土地开发项目，沙盘在金海岸大酒店刚刚摆上，就围拢过三十多人，口耳相传，一天之内，来了100多个“煤老板”，有的当天已看了两个土地项目。

　　沁水县坪上煤业有限公司，煤老板老赵虽然还没有从山西撤出，但他和朋友们已开始在新疆、内蒙寻找各种投资机会，包括新能源。当然，也可以杀回老赵的老家浙江，在那里，他们本来就有很大的地产项目。

　　酒店餐饮也备受青睐，有人还动起了加盟如家、汉庭的脑筋，进入一个成熟模式，可以迅速习得管理酒店的经验。

　　酒店业职业经理人肖童告诉本刊记者，他之前在北京六里桥附近一个四星标准酒店供职，该酒店是一个来自山西吕梁交城山的“煤老板”开的。“一般酒店，四星的一个标间，所有家具、设施、电器、装修成本加起来也就是四万元，他们建饭店，一个标准间仅家具价值就过四万了，舍得花钱。”

　　可是，肖童觉得“煤老板”请来的管理人员中，一半根本不懂酒店，他做得不开心，两个月后就辞职了。

　　资金宽裕的煤老板也涉足金融领域，多集中在小额信贷。在山西，有人戏称这是晋商票号文化重生的契机。早在2005年12月底，做了20年煤老板的韩士恭就创办晋源泰，是全国最早启动的小额信贷公司试点，到2009年上半年，山西省有小额贷款公司近80家，其中至少60家的股东中都有煤老板。煤老板最集中的地区，如山西临汾、陕西神木，正是民间金融最活跃的地区。

　　小额信贷收益率虽不及挖煤，但也相当可观，新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市场利率一般为基准利率的2.5-3.5倍之间，满负荷运行的整体利润能达到15%左右。

　　也有部分煤老板觉得小额信贷后劲不大，按照银监会于2008年5月4日颁布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小额贷款公司可以改造为村镇银行，不过，银监会又规定，村镇银行最大股东或唯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这等于我们种树，别人摘桃。”晋中一位小额信贷公司的大股东说。

　　“转型当中，真是干什么的都有。”山西介休一位煤老板的儿子小李说，“我们这边大概有十多个人跑到缅甸开赌场了，去赌的也都是我们这边的人。”

　　做煤矿出身，谁也不敢说自己第一桶金毫无污点，转型进入一个新行业，与合作伙伴有了摩擦，往往也就打落牙自己吞了。肖童透露，在北京开酒店的吕梁煤老板还试图在附近开一家KTV，结果，花了300万，刚装修完，房东就把房子收回了，装修的钱等于全打了水漂，他们既没声张，也没走法律程序。

　　背景链接

　　山西煤老板对政策掀起的惊涛骇浪并不陌生。山西曾是最早鼓励民营企业进入煤矿开采行业的省份，到1999年底，全省登记在册的各类煤矿共有5831座，其中约一半为年产9万吨以下的小煤矿，星罗棋布的“黑煤窑”还不包括在内。2004年的“煤炭产权改革”成为分水岭，4000多座非法煤矿关闭，年产3万吨以下的小煤矿全部淘汰。2006年，又出台《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办法》，淘汰关闭核定生产能力9万吨/年以下的煤矿，整合的主体是规模达到30万吨以上的煤矿，同时，煤矿需从此交纳“采矿权价款”。2008年，山西省又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要求到2010年全省矿井个数控制在1500座以内，大集团控股经营的煤炭产量达到全省总产量的75%以上。

　　尽管准入标准不断提高，频出的政策也不无矛盾之处，但并没有终结煤老板们的暴利时代。直到2009年4月，《意见》进入实施阶段，门槛再度拉升。这一次，民营煤矿生存的制度空间已压缩殆尽，煤老板中的绝大部分将彻底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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