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煤勾结致巨额国资流失 国企改制遗留问题再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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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沁和”的办公楼都是租的，这在一些煤矿工人看来，也成了“随时准备逃跑”的迹象。不过这种说法被斥为“缺乏常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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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中流传的举报材料。资料图片 |
7月中旬，一篇题为《沁水县39名党员干部关于吕中楼“官煤勾结”侵吞巨额国有资产举报材料》的网帖开始在网上流传。
网帖中称，山西沁水县“沁和能源集团”的董事长吕中楼，因为“攀上了时任沁水县的嘉丰镇党委书记、现任沁水县政协主席的马刘勤，以低价获取了嘉丰镇南凹寺煤矿，成为其掘取沁水资源领域的第一桶金，并因此与马刘勤、申会(时任沁水县委书记、现任晋城市政协副主席)结成了官商利益共同体；不断效仿第一桶金的运作模式，直至将沁水县8座国有、集体煤矿800亿元资产装入个人囊中”。
800亿国有资产流失？如果属实，这应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天字大案。
很快，另一个网帖《山西沁水39名老干部检举：吕中楼意欲潜逃》随即出现，称“知情人透露，吕中楼害怕自己官商勾结侵吞国有资产的事情败露，一段时间以来陆续在向境外转移资金，目前正在计划外逃；呼吁中央领导和纪检公安等部门关注吕中楼等人的动向”。
南都记者调查发现，该举报已非首次，最早是密集发生在2001- 2002年的国企改制中；第二次密集发生在2005年；在目前山西煤炭“资源整合”和“煤焦反腐”大背景下，平息已久的争议又被“翻出”，煤老板和国企改革的“原罪”重遭“扒粪”。而随着煤价的扶摇直上，举报金额亦由最初的几千万一路飙升至目前的800亿。
“官煤勾结”由来
“博士煤老板”的第一桶金
在网上陷入风暴的沁水县，在现实中似乎波澜不惊，没有任何上级纪检和国资管理部门到访；而接受采访的干部多会反问一句：“那个事还在告呀”。
“沁水县要有800个亿，20万沁水人就什么也别干了，坐这儿吃吧”，沁水县委宣传部一位干部说。800亿，是沁水县2008年财政总收入的56倍。
也有人支持网帖———“那39个老干部所说的都是真的”———一位全程参加了2001年沁水国有煤企改制的沁水县前人大官员说，但他又表示：“我是受打击对象，不想再说这个事情了”。
按网帖说法，沁水政协主席马刘勤是导致巨额资产流失的“三主角”之一。马刘勤告诉南方都市报记者，“开始告是3000万”，后来陆续变成2亿、5亿、20亿……直到今天的800亿。为此，马刘勤接受过无数媒体调查采访，“我从来不怕告状”。
1998年3月前，马是沁水县嘉丰镇的党委书记。彼时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一吨无烟煤卖18元还没人要，镇办企业南凹寺煤矿发不出工资”。
马刘勤说，设计15万吨的南凹寺煤矿产量从来未上过6万吨，还背着300多万元的银行贷款。
马曾到省府太原去公关，最后让山西煤炭厅批复了1400万元的技改资金；没想到，批文拿到一个月后又宣布作废，110万前期费用打了水漂。
一筹莫展的马刘勤，突然想到了网帖称为“无业游民、称霸一方”的吕中楼。
按沁水百姓的说法，和赵树理同籍的沁水尉迟村农民子弟吕中楼是个“天生的好考家”，即“考霸”：上世纪80年代初，这个沁水一中的毕业生首次高考，考场十几名考生都去抄吕中楼的数学试卷，最后因“试卷雷同”被全部取消考试成绩；第二年，吕中楼又以绝对高分考取国防科技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山西经济管理学院教书，并在这里和后来的妻子发生恋情；接着吕又连续考取北京理工大学硕士和中国人民大学的西方经济学博士，毕业后又考取国家科委公务员，负责“星火计划”的投资工作。
尉迟煤矿矿长赵小宗也是尉迟村人，年龄和吕中楼相仿，他说“中楼这个人干什么都是响当当”的；在赵树理故居不远的一个小广场里，一座假山的底座上雕刻着“我村骄子吕中楼身为博士、企业家，居都市心系乡亲福祉”等话语。
1998年春节，吕中楼回老家过年。马刘勤大年初一请吕中楼吃饭，希望对方能投资。
“星火计划搞个傻大黑粗的煤矿？”对方毫无兴趣。
马刘勤劝说吕中楼接手“净资产只有100多万元”的南凹寺煤矿，方案是“净资产买断性经营”。马的设想是：吕中楼每年给镇政府交40万费用外，每产一吨煤再交2元，“每年10万吨又是20万”；如果吕中楼再把100多万的煤矿净资产交给镇政府，镇办煤矿就属于他个人。
彼时的煤炭领域，改制从无进展，这和公有制地面企业到处承包、拍卖形成鲜明对比。最后，吕中楼对这个“煤矿私有化方案”产生了兴趣。
“官煤勾结”这个词当时还未出现，地方政府反倒鼓励干部到企业入股。
吕中楼接手南凹寺矿后，成立了“晋城中嘉煤炭公司”，从北京引来资金，开始进行30万吨的技改。
直到2001年前，这个“博士煤老板”都默默无闻，并未卷入任何国有资产流失传言。“他开始也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发家也在这轮煤炭涨价后”。
网帖上称“当时周边地区村办煤矿对外发包价格为每年600万-1200万元”，“到1998年时，该矿可采量为1260万吨，总资产达65亿元”，所以吕中楼是“以超低承包价每年60万元取得该矿永久经营权”。
对此，晋城煤炭局一干部称，1998年时“一吨煤一二十元，按年产10万吨，一年总销售额才一两百万”，“怎么可能600万-1200万元包出去？”
65亿元，除以1260万吨储量，每吨煤炭是510元。按照公开资料，这正是晋城今年7月无烟煤的含税价。
“哪能这么算账呢？2006年山西出台的煤炭有偿使用方案，一吨无烟煤是3.3元；难道把煤炭从那么深的地下挖出来没有成本吗”，煤炭局该干部称，“况且2006年后，山西的煤矿都按照储量，以每吨1.3到3.8元价格，交了政府几千万元，取得了采矿权”。
“三矿一站”改制
5000万还是数百亿？
网帖称的最大一笔国有资产流失是“吕中楼侵吞三矿一站国有资产数百亿元”，“低估漏估国有资产”，“采矿权等高价值核心资产被忽略不计”等等。
三矿一站，是指沁水县永红、永安、侯村3个国有煤矿和嘉丰煤炭集运站，其股份制改革发生在2001-2002年。
很明显，所谓数百亿元，依然存在着“每吨煤炭储量3 .3元和510元的算法之别”。
沁和集团的口号是“百年沁和”，意思是近几年又收购了90平方公里后备资源，能够开采百年；若按其所占有的资源储量，乘以每吨煤的510元现价，金额将超过千亿元。
南都记者的调查结果是：山西采矿权的 有 偿 使用 ，是 在2006年3月该省出 台《 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办法》之后；同年9月，国务院才批复了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上报的《关于深化煤炭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试点的实施方案》，和三矿一站的改制有着数年的时间差。
沁水文联一干部的说法是，“三矿一站”改制始于2000年。那年沁水财政收入7200万，不够给全县吃财政的8000多人发工资。当时，化肥厂等地面国企全部崩盘，只留下3个国有煤矿“效益还算不错”。
永红、永安两矿是多年的老矿，3号无烟煤资源几近枯竭，而建成接替井需要巨额资金；永安煤矿的接替井“端氏基建矿”，靠500万元贷款建设了5年，离建成遥遥无期。
当时三矿的银行贷款总额是2.7亿。晋城建行一干部回忆说，各大银行当时纷纷把煤炭列为高危行业，不仅拒绝继续放贷，反而要求退出。
此前，晋城市六个国有煤矿扎木成排，共同组成山西兰花集团，其“兰花科创”股票1998年12月在沪市成功上市，圈得3亿多资金。
这让沁水县羡慕不已。沁水也提出把三矿一站和嘉丰发电厂五家企业捆绑，组建“沁水煤电集团”，学兰花上市融资，“当时设想是上市能还了银行贷款、建设接替井”。
2001年3月，沁水县派出以已升任县委宣传部长的马刘勤，带队赴京寻求上市的合作伙伴。马刘勤称，他当时每天住在建国门附近地下室改 成 的 小 旅 店里，频频到国贸一带联系各大投资公司，却频频碰壁。
其中原因 ，一是煤炭不景气；二来嘉丰发电厂是国家要求下马的小火电，且负债率100%。资产包最终剔除了嘉丰发电厂。
2001年12月，沁水国资局终于和北京和平投资、中国大通实业、北京润新投资三家公司以及吕中楼的中嘉煤炭公司5家达成合股协议；马刘勤说，这三家北京公司分属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科学院和林业部，“和平投资在中国证监会大楼上办公”，马认为其对“上市”大有帮助。
此次网帖举报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和平投资等3个北京公司实质上都是吕中楼一人操纵，并非属于宋庆龄基金会和中科院等等，“完全是以虚假公司设计好的资本运作圈套”。
据南都记者调查：中国和平投资公司在国内多次股权收购中都表现不俗，尤其是2005年9月对*ST云大的股权收购大战中，《中国证券报》的报道中用到了“具有宋庆龄基金会背景的中国和平(北京)投资公司”字眼；关于中国大通实业，武汉证券公司曾称：“1994年6月经中科院批准，由广西防城港银港物业发展总公司、中国科技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北京国际经济合作公司三家企业注册成立并正式更名为中国大通实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6000万元，董事长为侯军”；而北京润新投资公司，上市企业“林海股份”曾经注资150万，2006年前的年报多有提及；2006年8月11日该注资才被清算注销。
南都记者另了解到，和平投资的董事长黎志明，1995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学位，“而当时吕中楼亦在人大读博士，两者肯定有些关系”。
马刘勤说，当时他在北京招商引资时，这些企业北京市工商局都出过资信证明，“你不信这个你信什么呢”。
三矿一站的资产包当时到底有多少国有资产？为何改制能引发如此争议？
沁水县一位科级干部讲述了当年清产核资的过程———“这个事情在沁水早就不是敏感问题了”———“但我不想在网上挨骂”，故仍然要求“隐去姓名”。
“当时的最初结果是三矿一站的经营性资产为3.8亿元，包含2.7亿银行贷款”。“三矿一站原来的负责人都曾经认可签字的”。
在1.1亿元净资产中，经中喜会计事务所与沁水双方核查，“有近6000万不良资产”。
不良资产被描述成如下细节：几卷电缆，账面反映每卷60万元，但却是不值10万元的非防爆电缆；过期的挂历堆满一个仓库，每个工人能分10本；购买的放炮线可使用50年以上；二分钱的螺丝垫，卖给矿上就涨到一角二分……
最大的黑洞是三个矿竟有“27万吨煤炭”不翼而飞。其实，这是“众人皆知的秘密”：县里的许多干部，长期在各个国有矿上白拉煤、白用煤。按8000财政供养人员算，每人平均34吨———这个算法并不科学，财政供养人员绝大多数是教师，无权无势，不可能白用煤。
最后，1.1亿净资产又被刨去5800万元不良资产，可进入股份合作的“经营性净资产只有5000万元”。按照合股协议，四家民营企业出资3750万，就获得了三矿一站75%的股份，其中吕中楼的晋城中嘉占20%；沁水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占25%，即为1250万。
“2001-2002年的告状，就是说三矿一站几亿资产变成了1250万”，“这种心情也可以理解；但这就比如你盖房子花了11万，但其中有10万贷款，虽然你很辛苦，但你不能说11万是你的净资产呀”。
沁水县进行了讨价还价。最后，沁和煤业定于在两年内收购近6000万的不良资产，“国有资产没有任何流失，还增值了”。
网帖举报称，申会、马刘勤和吕中楼3人操作了改制；马刘勤则称：“当时县里成立了改制领导组，办公室就设在土地局”，“那是集体决策”，“有的领导现在说不知道，但他说过的每句话我的本本上都记着”。
华丽改制背后
隐藏“无数的虱子”？
沁水2008年的统计公报称“沁和能源”的总资产为40多亿元，其中负债20多亿，2008年利润高达8.76亿元。按沁水县国资局现在18.75%的持股比例，其增值和分红也十分丰厚。
“如果不改制，现在煤价这么高，国企也会经营得很好”，永红煤矿一老工人认为。
为什么必须改制？面对疑问，马刘勤讲了一个他“从没有给任何记者说过的秘密”：在改制前，晋城市属的山西兰花集团正对沁水的永红和侯村两矿垂涎三尺，一直想收归麾下。但时任沁水县长的申会坚决反对，他认为两个矿一旦收走，税收也就交到了晋城市里，会严重损害沁水地方财政收入。马刘勤认为，这是典型的“屁股决定脑袋”。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后来又当了沁水县委书记的申会最后被调到晋城市政协，和兼任晋城政协副主席的兰花集团董事长同一单位办公。
对此，现任晋城政协第一副主席的申会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态度坦然，“社会上芸芸众生，谁想说啥说啥”，但“不管每一件事情，都要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看)”。
南都记者调查发现，这场华丽的改制，绝非马刘勤等所说的毫无瑕疵。其中一个对三矿一站改制最大的指责是“空手套白狼”，即沁和公司成立并接管三矿一站时，“并没有一分钱注资，外来公司按照出资比例在一年内分三次付清转让费，直到2002年12月所谓的3750万元实物购置资金才到位；这一年时间里，煤矿利润大增，这3750万元极有可能是从沁和煤业拿出一部分利润来支付的”。
据当时的公开说法，四家民营公司的资金分两步到账：2001年12月底预付了县财政账10%的定金，即375万；其余90%在2002年5月18日沁和公司正式挂牌前到位。
这样，已经接管企业财务的新公司和“注册资金足额到位”间，留下了近5个月的时间差；而晋城党报《太行日报》后来曾报道，“三矿一站”中的永红煤矿，“2002年前5个月的利润就超过了5000万”。
更受社会指责的，是该次改制的方法，“改制程序违法”。2001年12月20日，沁水县政府印发《关于出资组建沁和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决定》前，是采取的协议转让国有股份，并没有进行任何公开招标或者拍卖等现在的流行方式。
针对网帖“改制前未召开职代会”的说法，永红煤矿老矿长王忠育说，职代会是绝对开过的，但却是“不能不同意、不敢不同意”。
沁水一位县直工委的退休干部说，“群众其实并不质疑改革方向，是在质疑改革方法”。
马刘勤说，当时协议转让国有股份，的确是看中了那几个北京公司的关系，目的还是为了能上市，这也是转让股份的一个附带条件。
查看“沁和”的网站，其高管的讲话中亦多次提到上市；但吕中楼在2008年度的总结表彰大会上，却讲到“公司计划9月份向香港联交所递交申请表之时，爆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股票发行出现困难，无奈之下上市工作暂时停止”。
今年3月，媒体还曾报道“*ST泰格正与沁和能源进行接触，沁和能源欲借壳，已密谈两次”等，但*ST泰格后予否认。
由于此案已是“八年抗战”，物是人非，众多历史细节已经很难完整还原，但许多质疑的确无人回答。马刘勤和申会都称，当时一直有人告状，中央领导也批示过，山西省有关方面也查过，都没查出任何问题；
但沁水个别退休干部和永红矿退休老矿长王忠育却称，山西省财政厅的确下来调查过此事，但一个礼拜就撤退了，“他们官官相护，结果始终不公布”。
“沁和模式”
高层首肯却触犯人情潜规则？
2002年5月18日，“沁和煤业”在沁水挂牌；几个月后的9月，煤价陡起，山西煤矿迎来亘古未有的“黄金时代”。
2004年10月，国家统计局工业交通统计司宣布，若以吨煤实现利润排名，沁和能源位居全国第一，比全国行业十佳首位的兖州煤业集团高出2.5倍。
同年，一份来自山西省委政研室的报告称：短短三年，沁和能源的净资产就从5000万增加到6个亿，并涉足到金融、服务、研究等多个非煤领域；三年沁和上缴税金3.7亿元，吨煤上缴税金是同行业的4倍多，其以沁水39%的煤炭产量，提供了全县财政总收入的66%；沁水县财政三年共收回资产置换和土地使用权租赁等各项资金12500万元。
这种“双赢”，被山西高层称为“沁和模式”。
彼时的吕中楼已经辞去北京的工作，却“挖来一堆文人挖煤”。其团队有博士5人、硕士3人，平均年龄40岁，除了管理人员，其中最珍贵的是深谙资本市场运营的资深人才。其得意之作是沁和成功收购晋城城市信用社51%的股份，后来又争取到美国摩根士丹利1.5亿美元投资。
正因为大量融资，沁和有实力大量兼并小煤矿，为各矿缴纳资源价款3亿多元，并进行机械化改造；沁和甚至投资4亿多元参股兰花集团，资产出现了几何式膨胀。
相对于沁和董事会的高知团队，沁水其他乡镇煤矿则在煤价低落时大多包给温州商人承包经营。沁水县政协委员长张丑堂去年写了一篇社情民意，题为《引进来的煤老板已成一大公害》。张丑堂承认，他说的主要就是承包经营的外地煤老板，并不包括吕中楼这样的北京团队。
2004年，博士吕中楼也被评为“山西省优秀企业家”、“晋城市十大青年企业家”。
2005年3月30日，素以改革派著称的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吕日周在沁和调研。他认为，沁和最大的特点是拥有一大批高学历、高智商的人才，“这在山西是从来没有见过的，特别是在煤炭行业”。
尽管高层首肯，但这场“看似充满瑕疵”的改革还是争议不断。从2001年底开始，状告三矿一站改制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举报曾有三次高潮，近期的网帖是第三次。
按照马刘勤的说法，改制“触犯了大批既得利益者的既得利益”。
因为沁和一成立，北京股东们不允许任何人“不掏钱拉走一车煤”，也拒绝社会各界向企业摊派任何东西；所有采购均是招标，这导致采购成本直降30%，比如液压支柱，竟然从每根1350元直降到900元，靠回扣推销的产品没了市场。
杜绝了人情采购、人情用煤，也就“没有了人情”。永红煤矿工会主席张国胜说，博士们的做法“从内行看是科学管理，外人看则是不近人情、不会办事”“不懂潜规则”。
过去，企业进人调人，矿长只要同意就行；和矿长有关系、送了礼，安排子女上个班稀松平常。但现在不同了，人才开发部按制度管人，不符合条件的一律拒之门外。
吕中楼的堂兄吕满楼，原在沁水发电厂上班，因为发不了工资，找堂弟要求进沁和上班，吕中楼硬是不答应，“他肯定有这个权力，但他不愿意违反规定”。
永红煤矿的工会主席张国胜说，有十几个职能单位能管着煤矿，平时去这些单位办事，他们“怪话比较多”，什么“你们是上市公司，找我们干什么”，骂骂咧咧“拉点煤不行，吃个饭不行，安排个人也不行”，总是不停刁难。
“你说，是沁和2008年的3.6亿税收贡献大呢，还是其他煤老板给干部的那点好处贡献大呢？”
沁水政协委员张丑堂说，有人曾向他反映，“引进来的煤老板”出手大方，“凡到煤矿检查，老板都要发误餐费，一般干部500元，有权势的1000-3000元”。
沁和董事局秘书刘军民也提到，沁水县好多中层干部都对沁和不满意，“我们经常提醒吕总请人吃吃饭”。
改制后遗症
“堵矿”风波与“内退”事件
2005年，吕中楼和沁和被媒体一骂成名。
据当时的山西媒体报道：2005年6月3日上午8时，永红煤矿20多名内部退休人员占领了该煤矿的井口；进入控制室，切断提升皮带电源，矿井被迫停产13天，造成经济损失上千万。
永红煤矿一位退休职工辩称，当时“参与堵矿的职工有上千人，不是20多人”。
满脑西方经济学的吕中楼和他的“博士团队”，从未经历过这样的群体性事件，一时束手无策。
群众的不满源自“退股”。早在1997年，永红煤矿建设了永红洗煤厂，总投资2300万，其中永红职工520个职工在矿长号召下入股172万。沁和公司成立后，决定将股金退给职工，借口是“有限公司由2人以上50人以下的股东共同出资建设；520名职工入股违反了《公司法》”。
永红职工对此坚决反对。最后，沁和把这部分钱分户头存入银行，把存单交给职工，算是完成了退股。
永红职工认为强行让职工“退股”不合理，要求“分红”等等。对此，晋城市长夏振贵作出批示：“沁和的改制是正确的，市政府坚决支持改革，任何影响生产和安全的行为都是不对的”。
最后，对峙双方达成妥协，堵矿职工撤离；沁和对永红职工的入股按3倍补偿，即入股2000元给6000元。
网帖称“在职工上访、停工时，采取恶劣手段，寻求有关领导支持，出动警力镇压工人”。南都记者了解到，沁水警方的确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抓捕了赵社会、焦金虎等5名堵矿者，“后都判了缓刑，工资照发”。今年，赵社会已经离世。
此间，全国数家重要媒体对吕中楼和沁和展开“新闻大战”，沁和的改制第一次被翻出来细细审视。
媒体发现：沁和成立后股权结构多次调整，国资比例从25%降为18.75%；让沁水“看到上市希望”的北京和平从股东名单上消失，出现了持股35%的首都控股，中国大通、北京润新也都降为15%和7.5%。
按说，只要半数以上股东同意，股权转让、变化就毫无障碍；但这一切，却被严重质疑。
吕中楼当时的解释是：和平公司把股份置换给首都控股，是因和平公司正在酝酿发起民商信托公司，需要首控帮忙批手续；而沁和能源之所以让首控持股35%，成为最大股东，是因为沁和能源在沁水新获得的36平方公里资源是首控帮助批下来的；他正力邀加盟的中信集团，是因对方能够搞到车皮计划。
这种逻辑，后来被媒体评为“从这场盛宴中分一杯羹，关键是要拥有某种很少人具备的特殊能力”。换言之，要有以公共资源换取经济私利的本领。
与吕中楼的话一起被广泛诟病的，是申会著名的“烟灰缸理论”，当时名噪一时。
山西一报媒的老总则回忆说，当时的报道高潮后来“被上面紧急叫停”。
而对今年7月这次网帖举报，永红煤矿的老矿长王忠育分析说，肯定是因为“内退人员的工资问题引发”。
一直以来，国企内部一直存在着可以提前5年“内退”的制度；而煤矿因是重体力活，执行的内退年龄一般比国家规定早5年，即男50岁、女45岁内部退养。
地处山区，经济落后，矿区子弟多在父母上班的矿山就业；因岗位有限，父母内退的最大社会功能就是“给子女早点腾地方”。
永红煤矿的工资分为两部分：岗位(工人)或职务(干部)工资；俗称奖金的效益工资。岗位职务工资高则1780元(矿长)，低则620元(普通职工)，差别并不大；而奖金的额数则远超岗位、职务工资。
对正式退休人员而言，享受的是社会养老，和企业无关；最惨的是内退人员，只能领岗位职务工资，而奖金一分没有，比如永红煤矿的普通职工内退，就要领10年的620元工资，“内退后，所领工资是原来工资加奖金的30%左右”。
2007年4月，因效益较好，沁和开始给内退人员发放30%的奖金；去年5月又被提高至80%。
多发钱是好事，但却迅速引发200多名“双退人员”(即先内退，后又正式退休)的不满。他们要求补发他们在内退10年中80%的奖金。
有理无理暂且不论。200多名“双退人员”先到沁水劳动部门申请仲裁。今年1月下达的裁决书显示：200多名申请人却只留下了33人，其余的160多人“2008年12月3日向我委提出撤诉”。
“我们没有申请撤诉呀”，这160多人惊奇地发现，撤诉申请上签的全是儿女的姓名。这160人随后听说，他们的子女都受到了单位部门领导“不把老人劝回来，就下岗”的威胁。
对这个说法，永红煤矿工会主席张国胜认为是无稽之谈，“那33个没撤诉的，他们的子女没有一个下岗的”。
没撤诉的33人中，17人是在沁和能源成立后内退的，劳动部门裁决沁和能源“把内退年龄提前到50岁的做法侵害了职工权益”，要求沁和补发17人5年的效益工资；并驳回其余16人的申请。
沁和后把这17人告到法院，要求驳回申请；而另外16人则准备把沁和告到晋城中级法院；另外的“被子女撤诉”的近百名职工，则四处上访，要求恢复申诉权。
劳资纠纷，是国企改制难以避免的后遗症，沁和今年焦头烂额。张国胜承认“吕中楼对告状非常头疼”。
“原罪”之说
资本运作的高手？吞噬国资的大鳄？
7月出现的网帖举报，因800亿等内容过于骇人听闻，迅速引起转载高潮。
“现在告状人又在翻历史，但我们自信没有问题”，沁和能源董事会秘书刘军民说，这些年沁和一直在努力实现海外上市目标，“企业就不能出现一点点资信污点”。
而引爆这次网络举报的背景，他分析是山西煤炭大政策发生了逆转，“以前是鼓励国有煤矿改制；现在是鼓励大型国企兼并民营小煤窑”，再加上煤焦领域反腐，一些对改制不满的人借机发难。
在山西此次“煤矿大吃小的资源整合”中，混合股份制的沁和，却达到了整合别人的门槛——— 年产300万吨。这意味着，其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张。
对“吕中楼意欲潜逃”的说法，永红煤矿的部分工人非常相信，“沁和不建办公楼，都是租赁房子，就是随时能跑”；而刘军民和沁水一些干部则认为该说法“缺乏起码常识”：沁和资产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交了资源价款的100多平方公里煤炭资源，“他跑了，煤矿能搬走吗？”
吕中楼，到底是资本运作的高手，还是吞噬国资的大鳄？在晋城，两种说法都大有市场。
晋城宣传部一干部称：“煤老板和国企改制，在国人眼中都是有原罪的”；不幸的是，博士吕中楼身兼两项原罪。
南都记者在晋城采访期间，得知吕中楼近期一直出外跑煤矿整合手续，行踪不定，等了一周也无回音。熟悉吕中楼的人说其“一回北京，就躲在友谊宾馆看书写书”。
吕中楼出过多本著作，其中有一本《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南都记者查到其1995年的一篇论文，题为《对“科斯定理”的三点质疑》。
科斯得过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新制度经济学断言“只要产权清晰，即产权私有，一切经济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公有制必然缺乏效率”；所以新制度经济学家主张通过产权交易和股份制改造实现私有化，甚至主张“通过低估贱卖甚至赔钱出卖国有企业来实现私有化”。
1995年还在质疑科斯的吕中楼，今天已被别人质疑是一个新制度经济学的拥趸，并在“三矿一站”的改制中付诸实践。这颇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
晋城市煤炭局一干部称，“既然这次老百姓反映了这么多问题，不妨一一查实；现在政府这样不理不睬，只会引发更大猜忌”，“而告状，就是不透明引发的”。
网帖举报中的官商链三主角
网帖中称，吕中楼、马刘勤、申会三人合伙同谋，构成了侵吞数百亿元国有资产的官商链条中的主线。
举报材料中列举的三人“罪状”主要为：
马刘勤在1997年-1999年任沁水县嘉峰镇党委书记期间，将年产15万吨年净利润2000万元的南凹乡镇集体煤矿，以每年60万元的低价承包给吕中楼，坐收渔利；在2000年任沁水县委宣传部长兼“三矿一站”改制组组长时，再次成为吕中楼的帮凶，将价值数百亿元的“三矿一站”四家国有企业缩水评估，使其未花一分钱，就取得了国有资产75%的股权。
申会在2001年-2006年任沁水县委书记期间，借改制之机，纵容并与吕中楼、马刘勤合伙，将数百亿元国有煤矿资产以低价赊销的方式拱手相送，从中获得好处。
而本报记者的调查证实，当事人对以上“罪状”有着完全不同的说法。
□采写/摄影(除署名外)：本报记者 李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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