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理想很简单，就是希望有一天，知我者罪我者都会中肯地说：这个平庸的家伙在平凡的一生中做了一些不平庸的事情。——朱德付

　　朱德付归来

　　东南三环的联合国际大厦，微雨中掩映着初夏特有的清新绿意。采访这位几经起落的“传媒游侠”，思绪一度为之“空结雨中愁”。但面对他爽朗的笑声、豁达的回顾、活跃的手势，熟悉或不熟悉的人都会感觉到，当朱德付带着他的最新梦想《中国周刊》归来时，其内心认定的“情怀”二字始终未变。

　　初涉传媒，情系南方

　　1990年，中山大学文学硕士毕业，朱德付被分配到南方日报社江门记者站工作，传媒生涯由此开始。一年之后，出于市场需要，《南方日报》编委会决定将《南方周末》由对开四版扩为对开八版，借以扩大社会影响力。于是，一纸调令朱德付复归羊城。

　　当时的朱德付并不像现在这样以这份记录时代进程的报纸为荣，“那时满肚子不高兴，《南方周末》1984年创办，到1991年已有7年历史，但一直是一份以报道影视歌星为主的娱乐报，发行量也不过区区18万份左右。别说全国读者看它不上眼，就是《南方日报》同仁也认为它不是主流报纸，是花边新闻小报。说心里话，我们那拨受命参加《南方周末》扩版的同事，当时没有一个人想到《南方周末》会做到今天这一规模和影响。我们不过当这是一次正常的工作调动，不过是想尽力恪尽职守”。

　　尽管如此，一群在如今报界都数得上的人物还是在1991年齐集广州，新人初到便点起了一把火，琢磨着怎样改变由来已久的党报面孔，形式上让《南方周末》与众不同起来。“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尽可能地吸引眼球，于是报纸上就出现了美女、红唇，在那个年代算是惊世骇俗了”，“当时的美编叫张向春，是一个自学成才的资料员。狂得很，扬言少了他，《南方周末》的发行量至少要降一半”，“现在回头看，我自己也承认当时版面是低俗，但还是起到了我们希望的作用。《南方周末》在扩版后报价随之而涨，由原初的3毛提高至5毛一份，但1992年第一期发行量不仅没降，而且升了几万份，达到20万份左右，超额完成任务，这和版式改革关系密切。事实也证明，从传统党报版式风格几十年如一日的不苟言笑、正襟危坐，到周末报的生动活泼、哗众取宠，这一改变本身是顺应市场的必然结果。这就像改革开放初期，喇叭裤、长头发对于传统观念的冲击一样”。

　　内容与形式恰如光与影，从来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与版式改革同步的内容建设，在扩版初期，采用的是大特写的形式，用来揭露社会阴暗面。“在当时社会公共信息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大特写之类的文体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读者关心社会的强烈愿望，尽管现在回头看这类文体内容空泛、意气太重，但在当时是合时的”。然而，到了1995年，在版式改革取得成功之后，“我们痛感大特写一类的所谓新闻的没落，经过不断尝试，在内容上进行了“二次革命”，把新闻版面的主体内容定位于调查性报道。《南方周末》虽非调查性报道在中国的发轫者，但却是调查性报道在中国的集大成者。这种形式使《南方周末》成为一张真正有价值的新闻纸，在舆论监督方面也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风格”，朱德付所写“刘秋海事件”的报道便是经典一例，这一事件《南方周末》5年间发表近20万字的报道，创造了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个新纪录。

　　此时的《南方周末》在内容上已走向严肃，版式风格便也随之改变，装饰性的版式风格让位于简约，自此结束了这张报纸以形式取胜的历史，走向以内容为王的人间正道。“我在《南方周末》工作了6年，最大的收获是找到了一种职业的使命感，另一方面也树立了一种自信。作为《南方周末》的创业者之一，我们知道自己是三流人才。但我们知道，三流人才只要树立理想，同心同德，全力以赴，就可以创造一流的事业，我们从中也就能找到所谓一流人才的感觉”。这个“三流人才”的新舞台很快就出现了。1994年，席文举首创《华西都市报》，全国党报兴办都市报的帷幕自此揭开。1996年底，《南方日报》编委会决定取消《海外市场报》的刊号，改出《南方都市报》，朱德付调任《南方都市报》副主编。南都创办在当时不啻为救市之举，因为《南方日报》的经济状况在1996年已非常恶劣，累计欠银行贷款1.4亿元，单靠主报或《南方周末》创收已是回天无力，于是《南方都市报》出生时便已承担起救母重任。

　　“但是刚创刊时，由于《南方日报》内部编辑记者都不看好南都的前途，加上所谓大报情结，很少人愿意加盟，只好到社会上招聘员工。当时广州城中村中住着许多内陆而来风云一时的流浪记者，他们构成了南都最早的采编力量。时人讥为：‘招降纳叛，藏污纳垢’。2000年《南方日报》社长总结时还说.。

　　‘《南方都市报》在3年内犯下的错误是《南方日报》50年所犯错误之总和’”。但从如今看来，“聘用制的用人制度是都市类报纸彻底摆脱传统党报积弊的重要一步。如果当时《南方都市报》的编辑记者都是在编干部，则不可能形成日后的竞争力，也不可能改变由来已久的传统新闻观念，更不可能形成良好的人才平台”。

　　此外，“我们还是较早运用泰勒考核的报社，当时母报《南方日报》编委会痛受报社经济困扰，不可能有充裕资金保障员工待遇。但不解决分配问题，编辑的积极性也就不会提高，这就迫使我们实施计件工资制，按照版面稿件吞吐量的大小，核定每一个记者的基本工作量，然后对每一篇稿件的质量进行评定等级，每一等级拉大差别，以求保质保量。这套分配方法在当时的《南方日报》是一个革命性的创造，其效果是《南方都市报》狂飙突进”。

　　回首在南方报系多年的时光，朱德付话调低郁。离开南方报系，短暂沉寂后，受当时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社长黎元江所邀，朱德付创办《信息时报》，任社长兼总编辑。但这段经历也很快结束，因为他人生中另一场重头戏在命运的安排中已悄悄开场。

　　十年一剑，风起京华

　　2001年朱德付辞别妻儿，孤身北上，参与筹创《京华时报》。不少圈中好友对他的决定抱着南橘北枳的担忧。但此时的朱德付已经拥有多年打拼广州报业的经验，在他眼中，较之南方报业激烈的市场竞争，北京报业格局分明，却不过是一池温吞的清水，无论出身如何均能分得一杯羹。于是他大开山门，“招降纳叛”，坐镇京华采编。

　　有人曾言当时朱德付在京华初办时的生活状态是一幕广告剧，其名为“京华时报.. ——工作狂的精华时报”：剧目场景是办公室，时间是夜半三更，道具是大样香烟，动作单调，不过翻阅与吸烟两个。

　　由此可见当初创业之难，“最早的那批人，多是其他报社不如意者，或者是从网站回归平媒的异路人以及平均年龄不过24岁的应届毕业生，文章常常是不得要领，采编平台乱七八糟，第一期试刊时连样刊都出不来。但我不曾怕过，创业本就如此。而且比起南方报业时代的流浪记者们总是好带一些”。面对人才困窘，创刊初期，朱德付曾硬性规定每版至少要有“10+1”条信息容量，严杀长文。这种短平快的海量信息被认为是京华创刊时的杀手锏，但幕后的朱德付也因此“深受其累”。

　　几年下来，这张曾被许多北京报人看不上的“民工报”，借助谭军波“魔鬼发行”的策动，一路攻城略地改变北京报业原有市场版图。这些朱德付当然看重，然而让他更诚惶诚恐的却是市民读者的倾心，“2004年元旦过后，便不断有人问我：今年春节京华是否休刊。因为去年春节我们曾经休刊七天，旨在让员工养精蓄锐。但没有想到这次休刊却成为春节期间北京工商局发布的十大投诉之一，消息一出我们既抱歉更感念”。

　　读者对京华的阅读依赖由此可见一斑，追溯之与朱德付坚持的内容为王、市民口味可能渊源颇深。“越是有人说京华是民工报，我就越高兴，因为这是最好的赞美。你想如果连民工都愿意从微薄的收入中每天拿出5毛钱来买报纸，这还不是对办报人最大的奖赏吗？这张报纸就是办给市民看的，就是草根情怀”。

　　京华创刊四年之后，本着“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想法，朱德付《采编管理基本手册》、《理念与方法》两本厚书整理成册，供采编内部交流和执行，历史、思想、准则、故事包涵其中。以致当记者不得不问他

　　为何最终辞职这样一个不具“人文关怀”的问题而无解时，便想要从书中寻得答案。

　　终是无解就像许多的报业集团一样，纠结在体制机制中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的问题让人即使觅得是非却觅不得因果。也许朱德付片时的深沉无语与一句“离开就是离开了，我不想也没有特别要说的”是一个更好的答案，至少我们在其中寻得他一以贯之的游侠情怀。.。

　　“我来了，我看到了，我征服了”，这样即使是走下事业的巅峰，也不过意味着迎来了下一个主动选择的时代。

　　追逐梦想，携刊归来

　　“有可能的话，我想办一份取向深刻的新闻周刊，传媒的结构其实是一座金字塔，网络在塔的最底层，不限时地影响着尽可能多的人；报刊是中间的一层，在一天内影响尽可能多的人，但和都市报的一马平川相比，时政类的新闻周刊就是奇峰突起了；塔尖是图书，时间上能够达到永恒来影响后代。老了以后，如果精力允许，我还想做图书出版，就是只出一百本都可以。.. ”静听这段肺腑之言，细品他对传媒的了解和逐步的规划，这才理解他为何会钟情于那句明训“人生在世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

　　所以，记者的眼前出现了这本红色封面的《中国周刊》。巧合的是，创刊号中的人物专栏题目恰好是《柳传志归来》。两个不同领域，风头一时无俩的人物又都归来，其各自的事业与之前相似又有着极大地不同。

　　“办杂志和办报纸有着很多的不同。报纸影响的是最广大的人群，而杂志它的定位会更加精确。就像我说过的传媒金字塔是从最底层的互联网不断提纯到达顶峰。对于《中国周刊》我希望它成为一本高端杂志，能够影响社会阶层中的精英人物。能够做到入乎其用，由专业的人员做专业的内容，同时又能够出乎其外，从读者的角度解决问题”。

　　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中国周刊》最核心的两点就是，第一要有原创的东西，旗下的记者一定要出去采访；同时，还必须要有专家的观点，比如做一个军事专题，很多杂志也许会选择《南方周末》早已用过的大特写的形式，但是这绝对不专业。我们就会想尽办法邀请张召忠将军来写，当然邀请他们会很困难，但幸运的是我们有“中国周刊”这样一个名字，而且在未来的岁月里不会有比它更大气的”。

　　5月5日出刊的《中国周刊》会如何，我们尚且不得而知，但目前为止它已拥有2500万元的资本。“我希望它能够在两年之内做到一定的高度，能够从独特走向独到再走向独创。现在的栏目设置主要是按照文体来划分，核心的两个板块和许多杂志都不同。第一个是“创造”，无论成败与否的各行各业的创造，“创造”这个词有人会觉得虚幻，但是你回过头来看没有创造就绝对不会有今天的中国；第二个是“人物”，不仅仅是名人、是精英，即使是一个小人物的命运、一个小事件的纵深只要它能够反映出中国的一个侧面，我们都会去做，而且要用高度文学化的形式来讲述”。看来，擅长内容的朱德付对于如何打造这本承载梦想的杂志，思绪已经清晰明了。

　　“桃李春风一杯酒，十年夜雨十年灯”，时光的烛照中恍惚仍能看到一个充满情怀的传媒人在激扬文字，期间挫折众多却凭它过去，回忆起来笑容童真。“一切事物都有始有终，重要的是开始与终结之间的过程”，何况一份新的事业正握在他的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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