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大连石化准备搞出几连烧

　　大连石化“转包之祸”

　　工程转包是世界大公司的惯例。然而在中国，央企的工程转包却可能变异为央企“双向得利”的制度：一方面，有权直接承揽工程的央企子公司成为分包“食利者”，坐吃差价；另一方面，当事故发生后，承包商和临时工又成为央企问责的“减震

　　刚刚进入初夏，大连市就被中石油的“火药桶”再度炙烤了一把。

　　2013年6月2日中午，焊工陶崇海与其他四位工友一起走近停产多时的三苯罐区的939号储罐，准备对仪表平台进行更换作业。陶崇海是一位老焊工，年初求职时，他介绍自己“工作经验丰富”，曾在北城新港和中石油第十建设公司从事“焊工和铆工”。这使他很快找到了新的东家——大连林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下称林沅建筑公司)。林沅建筑公司虽是民营企业，但所承包的仍是中石油第七建设公司(下称中油七建)的工程。就是这份本驾轻就熟的工作，将陶崇海抛向了不归路。

　　下午2点多，陶崇海和工友们正在工作的939号储罐罐顶突然发生爆炸，随之引发大火，邻近的936号、935号和937号储罐均被引燃。近三年来连续被中石油“五把火”灼烧的大连，对事故的处理已相当熟稔。在第一时间内，大连市启动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调动近百辆消防车、300多名消防人员实施现场救援。

　　事故当天16时左右，大火被扑灭。随后大连市政府成立了事故调查组，对这起事故开展调查。

　　“幸好没有引燃旁边更大的储油罐，没有发生连锁爆炸。不过，几条命就这样没了。”一位在现场参与抢险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下午抢险时，还说他们是重伤，在抢救，等到撤离时，传来的消息已经是死亡了。”

　　这位人士透露，当时上工的“死亡班组”工友共五人。其中陶崇海和姚衷利重伤不治，另两位当时失踪的工友张洪伟和石成泉随后被证实死亡，仅一人因事故发生时距离储罐很远而侥幸生还。“爆炸时在储油罐附近还有没有其他人，我不敢打这个包票。”

　　中国式转包

　　经大连市安监局确认，在“6·2”事故中遇难的四名工人并非大连石化的正式职工，他们都来自于同一家民营企业——林沅建筑公司。

　　2013年，受中石油大连石化公司委托，中油七建负责对939号储罐仪表平台进行更换，但其把工程转包给了林沅建筑公司。

　　如果不是这场爆炸事故，这家与大连石化系统有千丝万缕关系的承包公司，仍隐藏在公众的视野之外。

　　林沅建筑公司成立于2003年，原法定代表人张小林以建筑业起家，曾经在大连市第一建筑公司和大连市国际合作公司担任中层职务。林沅建筑公司成立后，其营业范围一直是“建筑工程施工和机械设备租赁”。

　　2009年，林沅建筑公司发生重大变更，张小林所持有的全部股份转让给杨氏家族。变更后，林沅建筑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杨福顺持股35%，其妻子汤丽娟持股25%。户籍资料显示，其二人的住址在大连市甘井子区的同一幢民房内。这个家族的晚辈——出生于1986年的男孩杨超成为林沅建筑公司的最大股东，持股40%，随后他被其他股东选举为林沅建筑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和总经理。

　　从照片上看，杨超身穿普通的红色短袖衬衫，脸型清瘦，皮肤黝黑，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稚气未脱的眼神。

　　2011年5月，林沅建筑公司向工商局申请将经营范围扩大至“建筑施工、机械设备租赁、钢结构网架工程安装、储存罐安装”等项目，显然针对石油石化等行业扩军。此时，公司掌舵者，仍是当时年仅24岁、缺乏行业管理经验的杨超。

　　“这个作业危险性比较高，大家都清楚。”一位接近事故救援的人士介绍，“6·2”事故发生的三苯罐区是生产乙苯、苯乙烯的原料、中间品和成品罐区，虽然去年5月已停止运营，“罐中肯定还是有残留，只是没那么多。”这个高危的工程，最终转包给了杨超掌舵的民营企业，这家企业获得从事此经营范围的业务资质仅仅两年。

　　大连石化的员工不少人称，杨超亲戚曾在系统内工作。“我们都清楚，中石油的这类工程，没有关系包不到。”一位父辈在中石油系统、自己也投身于工程建设行业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这种情况在法律上界定不一定违法。”中石油集团一位曾经负责安全管理的人士表示，其是否违规“还要经过调查，要看各部门的规定”。

　　在2010年“7·16”事故中有相似一幕，当时负责具体操作的承包商，其危险品行业从业资质备受业内质疑——爆炸发生时，负责生产原油脱硫剂的天津辉盛达石化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天津辉盛达)，其经营范围中并没有原油脱硫剂；而在现场注入脱硫剂的上海祥诚商品检验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下称上海祥诚)，只是一个进口商品检验的企业。

　　中石油燃料油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天津辉盛达进行原油脱硫剂作业，辉盛达公司安排上海祥诚在国际储运公司原油罐区输油管道上进行现场作业。上海祥诚原本从事的是进口油品检验鉴定及技术咨询，由于其工商登记中并无脱硫剂业务，一吨原油加多少脱硫剂、什么时候加、什么时候停，上海祥诚的员工也不十分清楚，需要天津辉盛达指挥。在合作过程中，外方“宇宙宝石”号油轮已暂停卸油作业，两家缺乏经验的公司操作人员还在继续向输油管道中注入含有强氧化剂的原油脱硫剂，造成输油管道内发生化学爆炸，引发了震惊全国的“7·16”事故。

　　2010年7月，国家安监总局、公安部发布了《关于大连中石油国际储运有限公司“7·16”输油管道爆炸火灾事故情况的通报》，明确指出，要加强对“承包商和特殊作业安全管理”，坚决杜绝“三违”(违章指挥、违章操作和违反劳动纪律)现象；要求严禁“以包代管、包而不管”的现象。

　　减震式问责

　　“现在方方面面还在问责，等结果出来政府肯定要面对媒体，面对社会。”大连市安监局局长杨吉奎称，联系局长办公室、打电话询问并不是“正常采访渠道”。

　　《财经》记者多次与大连石化、大连市安监局以及事故调查组方面联系均被婉拒，而发生火灾的厂区属于危险地带，也严控人员出入。厂区附近，仍能闻到刺鼻的气味。

　　一位大连石化前员工称，现在公司下达封口令，事故调查组所在的石化宾馆，也被严密“布控”。

　　截至记者发稿，距离“6·2”爆炸事故已逾十天，公众所能知晓的信息途径，仅是事故发生第二天，大连市安监局召开的一次小范围的媒体通报会议。大连市安监局副局长李昊在会议上介绍，发生事故的三苯罐区是生产乙苯、苯乙烯的原料、中间品和成品罐区，2012年5月已停止运营。中石油大连石化公司委托中油七建对三苯罐区939号储罐仪表平台进行更换，在更换时引发火灾。

　　“实时环境监测表明，二氧化硫、硫化氢、氮氧化物、氨气等均不超标。”李昊在发布会上还着重强调，“有关事故的调查进展和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大连市安监系统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大连市非常重视此次事故，已经成立事故调查小组，科学分析和认定技术原因，彻底查清“源头性”问题。同时，调查组也会依法依规界定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提出处理意见。

　　然而，类比“7·16”事故的处理方式，此次被严厉追究责任的，可能仍是林沅建筑公司法定代表人杨超，那个年轻的承包人。

　　一位多次向中石油集团提出安全整改建议的咨询人员称，工程转包是世界大公司的惯例，但在中国，央企工程转包有可能变异为央企“双向得利”制度：一方面，有权直接承揽工程的央企子公司成为分包“食利者”，坐吃差价；另一方面，当事故发生，中国的安全监察体系严惩“临时工”“承包商”，地方为其负责，央企总公司则可以通过上述机制过滤大部分风险。

　　大连石化三年之内，连续发生爆炸事故，频率之高，实属罕见，在同一个地点不断栽跟头，可见问责并不到位，问责后的安全管理措施和规范也没有发挥应有效力。

　　这些连续爆炸案的责任主体到底应该是谁？2011年底，国务院下达了对中石油接连四事故的处理结果。其中，上海祥诚大连分公司经理李伟，天津辉盛达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张海军、总经理张德胜，大连中石油国际储运有限公司运行管理部经理刘昌东，中燃油公司市场处处长沈璠等14名责任人被追究刑事责任。时任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受到警告处分，时任中石油集团副总经理廖永远受到处分。

　　显然，在大连“7·16”事故责任认定中，受到最大惩罚的是两家承包商；中石油和大连市分担了次要责任。

　　在公司层面，大连中石油国际储运有限公司、天津辉盛达公司、上海祥诚公司等相关责任单位，分别被处以规定上限的行政处罚，天津辉盛达公司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被吊销，上海祥诚公司不得从事除商检外涉及危险化学品作业的有关业务。

　　而对于第一责任主体——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处理，仅仅是向国务院国资委作出“深刻检查”。2012年，在上述事故中受到处分的廖永远升任中石油集团副总，2013年3月成为中石油集团总经理。

　　“检查是否深刻，改进是否到位，落实是否有效，公众也不得而知。”一位著名咨询公司的安全顾问说。

　　北京大学教授姜明安曾公开表示，一些领导干部或国家工作人员，受到党纪、政纪处罚之后，可能逃过了本该追究的刑事责任，问责变成“暂时受点委屈”。他认为，追究政治责任，不能取代追究法律责任。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范围、问责程序都应该规范。

　　不过，国家安监总局一位相关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表示，责任认定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不是表面看起来这么简单”，如果承包商确实有问题，还是应该“承担相关的责任”。

　　【作者：《财经》记者 李涵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