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公司掘金农地，黄灯！

　　食品安全的源头在田间，三全食品董事长陈南决定租用农地，然而几年下来，他主动放弃了

　　文_本刊记者 林默编辑_吴金勇

　　【《中国企业家》】从2009年接替父亲陈泽民出任三全食品董事长时，陈南就开始为一件事大江南北地奔波—他想租几十万亩耕地，作为三全食品的原料供应基地。

　　但在忙碌了四年后，陈南发现，这条路上亮起了2个黄灯：一个是等待的黄灯，一个是限行的黄灯。

　　等待的黄灯是陈南给自己亮的。他认为目前商业资本大规模租种土地的条件尚不成熟。“我们已基本停止了在农业种植领域的探索。”2012年12月11日，陈南在接受《中国企业家》专访时表示。

　　10天后，另外一盏限行的黄灯也亮了。12月21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出面为工商资本租用农地定调—不提倡长时间、大面积直接租种农户承包地，要防止土地“非粮化”、禁止“非农化”。

　　政府部门关于“非农化”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

　　因为在有意愿租用农民土地的工商资本中，与粮食种植形成上下游产业链的需求的三全食品，只是个冷门的个案。而近年来，大量打着发展农业的名头租用农民土地的公司，几乎都怀揣着“变相进行房地产开发或发展旅游项目”的打算。据知情人士向本刊透露，前身系大型发电企业的山东某国企，在海南以农业发展为名，圈地达数万亩，这些土地至今闲置。

　　“对于工商企业进入租用农地，谨慎的不仅是中国的政策。其它农业发展较成熟的国家对于企业购买、租赁土地也会提出‘本身要有农业资质’等要求。”原国土资源部土地规划院院长、现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黄小虎告诉《中国企业家》。

　　而陈南之所以赶在政府前面，为自己亮起黄灯，则源于他几次的租地碰壁。其中让他碰得最疼的，是在安徽与吉林的两次经历。

　　触动陈南租种农地最初的原因，是近几年频发的食品安全事故。曾经受到波及的蒙牛、双汇、徐福记等巨头，危机的根源都或多或少地埋藏在原材料采购中。食品安全的核心问题，是原材料一家一户的分散供应模式，与食品加工企业大规模工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目前大型的食品加工企业的质检和质保能力已经很强了，但农民的生产经营模式在过去30年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一个大企业要面对千千万万的产品供应商，这需要破题。

　　于是陈南开始自己寻找破题的方式。由于在我国，农民的承包地可以通过转包、转让、出租等方式流转，如果三全食品可以从农民手中流转到大片耕地作为自己的原料基地，那么不仅可以保障产品的质量安全，也能保障原材料的供应稳定。

　　在三全的产品线中，水饺等面点需要的主要原材料是小麦，而汤圆的主要原材料是糯米。陈南粗粗算了一笔账，如果寻找糯米的原料基地，那么几十万亩的耕地可以保障部分的原料供应。但是如果寻找稻米原料基地，需要租用的耕地面积则更大。

　　考虑到三全的糯米需求量占到了全国总需求量的10%(包括进口糯米)，产品价格的稳定更为重要，加之稻米基地所需租用的土地量太大，陈南决定先从小品种的糯米入手。

　　在安徽的糯米基地租用尝试，是陈南几年的租地历程中，距离成功最近的一次。

　　安徽省怀远县，全国知名的糯米产区。从这里向东114公里，就可以到达30多年前推动生产承包责任制面世的安徽凤阳小岗村。

　　租地项目的开端顺风顺水—当地大批村民已外出打工，以较低的价格将土地留给其他村民租种；而当地政府对于三全希望长期租种农地的需求，态度也很热情。这一切都让陈南看到了三全租地的基础。

　　由于怀远的人口密度较大，农民人均占有的耕地大约在2-3亩，而每亩糯米种植地的年产值大约在2000元。

　　“4000万的销售收入，在一个工业企业所占分量并不重。但三全在怀远若想拿到这4000万元糯米产值，就要与大约1万个农民进行租地谈判。”算起这笔账，陈南显得很无奈。

　　但陈南还是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开始了与农民一对一的谈判。尽管相较于村民间的土地转租价格，陈南开出的租地价格高出了若干倍，但谈判最终只有三分之二的村民同意向三全转租土地。

　　由于土地的集约化生产，需要耕地整理的前期步骤。三分之一的土地不能被租用，也就意味着后续的耕地整理无法进行。三全的安徽租地行，倒在了最后一公里上。

　　曾经与三全有过类似经历的，还有近年来在农业领域多次露面的联想控股。2012年，联想也曾向河南省原阳县提出了“希望借政府力量流转全县耕地，对其进行整体开发”的合作意向。彼时原阳县农业局虽然乐见其成，但是最终，由于无法解决全县农民大批量离开耕地，人往哪里去的问题，联想控股的这一种田尝试也被迫搁浅。

　　话题拉回三全，安徽受挫的经历，让陈南想起了人均占有耕地面积较大的糯米主产区东北，如果将三全的原材料基地圈定东北，就意味三全要面对的谈判群体可以大大缩减。抱着疗伤的态度开始在吉林省延吉市等产地进行项目考察的陈南，却在这里做出了叫停三全租地 尝试的决定。

　　刚到延吉的陈南很欣喜，因为他在那里遇到了一对耕种着100多亩土地的老夫妻。在安徽，2万亩的农地租用要与1万个农民谈判，但按照东北的形式判断，只要与200户农民达成合意，就可以租到2万亩的糯米产地。

　　盘算着要给农户多少补偿款的陈南向老夫妻问起了种地的收入，对方的回答让陈南的心彻底凉了。他被告知，这对夫妻每年种地的收入在30万左右。陈南清楚地知道，即使由三全来集约化经营糯米种植，100亩地的年产值也未必会高于30万。

　　“后来我搞清楚了，他们的产出高是因为在田间搭了大棚，春天在里面育种，平时在里面种种香菇这些农副产品。这些事情在农业的集约化生产模式下，都做不了。所以从东北考察回来，我就基本放弃了短期内租种农民土地的想法。”陈南称。

　　对于折腾了四年，却最终搁浅的租地计划，陈南总结了两条经验—首先，在安徽模式中，农民愿意以较低的价格将土地租种给同村村民，却不愿高价长期交给企业租种，原因是对于农民来说，农地还承载着最后一道社会保障的职能。因而这不是一个企业与农民谈判的话题，而是等待城镇化加快、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提高的话题；第二，在大田作物的种植中，目前村民自发的适度土地规模化，也许更优于工商业资本参与大型规模化。

　　租地的尝试虽然功败垂成，但几年的“寻租之路”，也让陈南困惑良久的“中国的食品安全的核心问题，是原材料一家一户的分散供应模式，与食品加工企业大规模工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亮起了一线生机。

　　在刚刚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注重引导一般农户提高集约化、专业化水平，扶持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着力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和多元服务主体，通过提高组织化程度实现与市场的有效对接”已被着重提出。

　　“如果政策制定者可以像当年推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自上而下地推动农村土地的适度集中。那么对于食品加工企业来说，由小农场来提供原材料就已经提高了食品安全系数。”陈南称。

　　眼下，陈南已经把三全向上游产业链扩张的愿望，移情到农业技术领域与养殖领域。因为这两个行业对于土地的占用量较少，且游戏规则更接近于他熟知的工业生产领域。他甚至在2012年的11月，投资6097.74万元购买了万达期货4.96%的股权。

　　“既然在实体领域不能进入粮食生产，那就在金融领域进入吧。”陈南这样戏谑着自己的投资。其实这笔收购背后的商业逻辑是，隶属于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的万达期货，将向作为股东的三全分享对于主要原材料未来价格波动的预判，而保障原料价格稳定也是三全当时希望建立生产基地的初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