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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和中联同室操戈 双方矛盾由来已久

2013年01月11日 11:42  中国经济时报 

  2012:三一重工[微博]中联重科同室操戈

  三一重工与中联重科,有太多相似之处:两家企业的诞生,只相差两年;两家掌门人的年龄,仅相差一岁。同城、同行业,同为翘楚,产品重合度高,连重要的经济数据都非常接近。但他们的气质又是那样的迥然不同。前者张扬,后者内敛;前者草根,后者出身名门。在整个2012年,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之间的“口水仗”也愈演愈烈,成为本行业最大的年度新闻。

  本报记者 吕红星

  据中国广播网近日报道,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在接受采访时介绍说,2012年徐工集团营业收入将要突破1000亿元的大关。对此,相关人士表示从复合增长率看,由于2012年年报尚未公布,以2011年度数据计算,徐工机械近三年净利润复合年增长率和营业总收入复合年增长率分别为212.75%、114.21%,双双高居行业榜首。统计数据显示,同期增长居前的另有中联重科、三一重工[微博]华菱星马柳工山河智能,这五家公司净利润复合增长率分别是71.97%、91.46%、181.34%、57%、57.6%。

  与此同时,在整个2012年,身处同城的行业巨头、全球第六的工程机械制造商三一重工和同样在全球排名中名列前茅的中联重科之间的争斗也愈演愈烈,成为本行业最大的年度新闻。

  三一重工与中联重科,正如 《新民周刊》所评述的那样:身为同一片现代工业热土上结出的两颗硕果,三一重工与中联重科,有太多相似之处:两家企业的诞生,只相差两年;两家掌门人的年龄,仅相差一岁。同城、同行业,同为翘楚,产品重合度高,连重要的经济数据都非常接近。但他们的气质又是那样的迥然不同。前者张扬,后者内敛;前者草根,后者出身名门。

  很可惜的是,他们没有成为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而是在多年的恩怨交织下,结为一对冤家甚至仇家。2012年,对于三一重工与中联重科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就在“间谍门”议论纷纷之时,三一突然高调宣布由长沙“迁都”北京,成功吸引了公众视线,“为了规避恶性竞争”的说法,更吊足了大众的胃口,将矛头直指中联重科。

  2012年11月21日,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在内部早餐会上,突然宣布三一集团职能总部和各核心事业部将全部迁往北京市昌平区,长沙将只保留泵送事业部,不再作为总部核心,三一“迁都门”由此引发。

  事件的最新进展

  2012年12月18日,中联重科在内部发表《守正,凝聚发展正能量》的告全体员工书,中联重科在文中称受到了骇人听闻的指责和控诉,一直以来中联重科顾全大局,保持理性、忍让、包容,因为不希望升级“口水战”,希望通过法律途径来正本清源。

  2012年12月28日晚间,中联重科现有的四名独立董事发布联合声明,称将就三一“搬迁门”涉及的三一对中联诸多指责进行独立调查,并将根据调查结果在必要时候采取相应行动。而此时,双方公司管理层在微博上依然“口水不断”。

  针对中联重科的这一声明,三一重工一位副总裁表示:“调查这些内幕应该是公检法系统的事情,怎么轮到独立董事们介入调查?且看他怎么收场。”

  2012年12月28日凌晨,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在微博上发文:“国有企业是个很奇怪的东西,比如说:褚时健退休前分了一百几十万美元被判无期、女儿自杀,可谓家破人亡;有的人多发了点奖金、说是侵吞国资,被立案查处;有的把国企干成了自己的私企反而是改革楷模,名利双收!莫名其妙。”这条微博发布之后立即被大量转发。

  中联重科董事长助理高辉12月29日凌晨在微博中对此开骂,称 “有一种人叫‘道貌岸然’,质疑地方政府,质疑司法公正,质疑改制,”并且点名送向文波四个字:“恬不知耻。”

  双方矛盾由来已久

  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在行业“内斗”由来已久,媒体有很多报道。比如,双方在抢夺客户方面各有建树:中联重科人员曾混入三一重工的客户群中,且被三一重工查出;中联重科的参展车也曾在半夜三更被三一重工的人破坏,其客户也曾在飞机场被三一重工的人接走……

  在众多“内斗”事件中,在媒体上炒得沸沸扬扬的当属“间谍门”和“行贿门”。

  1.“间谍门”事件

  2012年11月13日起,多家网上论坛出现一则关于 “三一重工涉嫌派遣间谍和技术手段窃取商业秘密”的爆料帖子,称中联重科在内部发布材料,直指三一重工涉嫌针对包括中联重科在内的商业间谍案。

  帖子指出,2009年5月22日,三一重工成立了以 “收集竞争情报,监控市场动态,为三一重工高层决策和集团战略的制定提供重要依据”为目的,以购置与使用禁止民用的装备为手段,直接受命于三一重工高层的新洛普咨询公司。截至2009年7月底,公安机关查封新洛普咨询公司止,三一重工以新洛普咨询公司为掩护,通过采用间谍工具与手段,利诱、收买同行企业要害部门、关键岗位员工,非法获取了包括中联重科在内的34家同行企业数以千计的商业秘密。

  此外,中联重科指责三一重工雇佣黑客组织在2011年6月8日至27日,攻击中联重科OA系统,窃取中联重科商业秘密。

  中联重科还指责三一重工在本地高校毕业生中发展商业间谍,帖子指出三一重工通过2011届湖南农业大学毕业的三一重工黄镜明窃取中联重科商业秘密。帖子指出,2012年11月6日,三一重工市场部情报人员黄镜明因涉嫌 “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2012年11月9日,三一重工市场部副部长刘兵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相继被案发地的汉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2年11月5日,同案的甘翰宇被案发地的汉寿公安局移交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监视居住。此案正在深挖中。

  对于中联重科所指,三一副总裁梁林河在接受《环球企业家》采访时对此作出回应,“我们中了中联的圈套,这个故事搞得像无间道一样。”

  据梁林河爆料称,在此事曝出数月前,一位市场部副部长建议梁林河在三一外部单独设立信息搜集部门,如此方便撇开与公司之间的关系。该下属还建议购买摄像机等微型监控设备——这些事后均成为三一间谍案的罪证。极富戏剧性的是设备购回的第二天,警方就对三一市场部展开搜捕查封。公安部门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该市场部副部长竟拥有中联的集体户口。“我买东西签字的手续都在中联手上。后来我们得知被抓的人事后还去了中联任职。”

  对于中联重科称三一在湖南农业大学等本地高校物色商业间谍一事,三一表示,这样大的事,抓捕竟由常德市汉寿县的公安部门实施,而对此案件,湖南省、长沙市等公安部门却一无所知,其中蹊跷值得玩味。

  2.“行贿门”事件

  2011年4月19日,一个自称曾是三一重工的一名员工在铁甲工程机械论坛上发出了带有“三一重工”文头的“行贿证据”,称三一重工新疆公司在四起业务中,各向交易方行贿15万元。帖子还发出了三一重工 “2011年中字头客户行贿明细表”,共计500多万元。此帖一出,立即引起了业界哗然。

  而依照计划,三一重工拟于2011年4月20日上市聆讯发行约15.4亿股H股,三一将实现在港交所上市,募集资金达300亿港币。

  2011年7月15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向中国证监会、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港交所出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网帖举报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行贿调查情况的函》澄清称:“三一重工不存在匿名举报材料所述的‘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的违法事实。”

  但公函发布为时已晚,行贿门曝出的次日即2011年4月20日一天之内,三一股价跌幅就高达4.30%,创下2011年1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成交量高达28.18亿元,亦创下当日沪深两市之首,三一市值蒸发近60亿元。

  由于结案后,H股发行黄金窗口期已过,梁稳根被迫取消该计划。

  事实是双方矛盾由来已久,按中联品牌管理部部长刘小平的话说就是第一次公开的正面冲突是在2006年,这一年,中联一台设备在施工过程中断裂,“三一却把这个消息编成短信,满世界发给中联的客户。”

  而三一最早的回忆则是其创业早期拖泵液压系统被对手灌沙子。“真正的问题发生在中联改制以后,从那时开始,竞争就变味了”。“私有化之前,两家的竞争还比较理性,参与改制后,个别主要领导的子女成为中联的利益合伙人之后,竞争关系就变得非常复杂。对三一的打击都动辄利用公检法等国家公器来进行。三一没法在这里立足。”三一总裁向文波说。

  三一成“北漂”,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避走?

  关于三一迁都的问题,业内存在着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三一迁都是出于国际化的需要。这种观点认为,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在参加十八大期间曾公开表示,“三一将力图在2012年实现销售额达到1000亿元的 ‘五年目标’已经基本完成。10年后,三一的销售额至少实现3000亿元。其中,三一重工把国际化作为企业的第三次创业,今年的国际化收入将达到100亿元,只占销售额的5%,我希望五年以后能占到40%-50%。”

  而北京作为首都,无论硬件还是软件,都是地方城市哪怕是省会城市不可比拟的,对其目标的实现,可以起到助推的作用。在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将总部迁到北京肯定有积极意义。其 “性质和目标就跟1992年三一从涟源迁到长沙一样。”

  而2012年11月10日,梁稳根在十八大新闻中心接受采访时说,“三一的发展得益于湖南这块土地良好的投资环境,三一不会彻底离开湖南。”

  另一种观点认为,三一之所以要迁都,因素之一是不堪忍受中联重科的 “骚扰”。华宝证券工程机械行业资深分析师王合绪直言,“与对手的竞争或许不是主要因素,但三一在作出搬迁决定的时候,肯定也会将这个因素考虑进去的,毕竟三一和中联重科‘斗’得太厉害了。”

  据媒体报道,2011年9月28日是中联成立20周年,据说当时中联邀请了全国所有重工机械领域的“老大”参加庆典,也给梁稳根送了正式的邀请函,而最终三一重工一个人都没来。两家只有一江之隔、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企业,已到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境地。

  第三种观点认为,梁稳根要走“商而优则仕”的道路。很多媒体都报道,早在数年前,梁稳根就已是中央候补委员的热门人选。从2007年开始,梁稳根连续担任了十七届、十八届党代表。让梁稳根津津乐道的是,集团11名中国董事中,党员有7位。整个三一集团5万多名员工中,党员的比例约为10%。而十八大刚刚结束不久,梁稳根还带领三一集团50多位高管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的展览。

  所有这些,让众多观察家都在猜想:他,梁稳根是不是要从政?

  三一迁都震动业界,然而中联的镇定和不反驳却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料,“中联在公关方面显然是有高人。”一位三一内部人士评价,对方很清楚,一旦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出面反驳,更多的炮弹会呼啸而去(另一种说法是湖南省政府要求中联不出面回应,到此为止),从而陷入一场无休止的“口水战”。

  专家学者怎么看

  针对三一和中联的“口水仗”,一些专家学者也发表了看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经济法系主任黄勇针对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之间的“口水仗”表示,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间的竞争是必然的,借媒体、网络渠道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也很正常。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各企业都应该遵守商业伦理以及法律法规,一旦遭遇侵权,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如何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权益,而不是互相谩骂对咬。

  “企业竞争中所涉及的很多法律问题是极其专业的,其中的细微差别连很多法律专家都要详细研究后才能做出判断,无论是媒体还是旁观者,贸然做出判断是很不负责任的行为。”黄勇认为,对于企业来说,公平竞争、正当竞争是必须遵守的,而一旦在商业竞争上出现问题,比如发现竞争对手采取虚假宣传、商业诋毁等行为,应该选择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在这些方面,我们国内都已经有相关法律规定以及相应的案例可以参考。

  企业深受不正当竞争戕害时,为何不愿意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长江商学院副院长滕斌圣教授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认为中国企业总体而言,不愿意走法律这条路。我们国家反不正当竞争的法律环境很不健全。各地对法律的理解和拿捏本来就不一样,又有很强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如果企业不是很了解当地的法律尺寸,一般懒得去摸索这条路,往往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如果两家都是当地企业,那就看谁的公关能力或者与有关方面更能够协调。企业会认为诉诸法律,往往耗时、费力。最后的结果,要么不了了之,要么惩罚很轻,或者法院判了执行不了,不值得投入时间。久而久之,这便形成了一个路径依赖。

  滕斌圣认为,如果任由这种状况出现,那不光对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不利,对中国整个企业的发展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他认为,当某些企业采取了一些手段,没有得到任何追究,久而久之,就演变为一种风气。最大的危害就是心态会变坏。大家觉得最重要的不是练自己的内功,而是去搅乱别人。窝里斗很厉害,到国际市场上就一筹莫展了,到处挨打。

  对于三一重工“迁都”是否有利于中联重科,深圳远大前程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卓志建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正是因为三一和中联等大企业激烈的竞争,才成就了长沙这个工程机械之都。如果三一走了,不仅对当地产业不利,对中联也不一定全是好事。

  对于三一“迁都”对湖南的影响,华宝证券工程机械行业资深分析师王合绪认为,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的确是因为有竞争才发展得这么好,但三一搬迁以后,两者之间的竞争照样存在。另外,长沙以前是三一的总部,以后可能只是一个基地,但作为工程机械之都,长沙有很多基础性的优势不会因为三一的离开而消失。

  同样,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教授李鹏在谈到对三一 “迁都”对湖南的影响时表示,“湖南要有再发展起来第二个三一重工、第二个中联重科的雄心和信心,千万不能认为企业变迁有损政府面子,从影响本地政府形象角度去插手企业之争,过度干涉企业市场活动,导致扭曲企业合理的竞争行为。 ”

  李鹏表示,三一重工与中联重科分别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优秀代表,它们的成功充分说明了我国毫不动摇鼓励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是成功的,向国人及世界展示了中国市场经济蓬勃生机的活力面貌,这也是湖南省政府、企业和职工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贡献,能够坚定我们继续发展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决心和信心。

  针对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之间的 “内斗”,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市场发展部副主任冯宝珊却有着另外一番解读,她认为应该从重工行业近年来的困境来深入分析。她认为,重工机械行业是4万亿投资拉动政策的受害者。冯宝珊认为,现在出现的行业困境最根本的原因是4万亿投资拉动政策的刺激,透支了重工机械行业的市场。投资拉动建设就要使用工程机械,4万亿刺激造成行业不理性地过度扩张,从而造成产能过剩。如2012年挖掘机的在建能力和现有能力大概是60万台,而能够销出去的仅为11万-12万台。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胡迟认为 “三思而后行,三一应三思而后行”。胡迟认为竞争从来可以说都是 “双刃剑”,但竞争的作用首先是积极的,竞争可以使企业改善经营、大胆创新、不断提升产品与服务的质量。

  胡迟认为,三一重工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的规模,首先应当感谢行业内的市场竞争,而不应当过于看重事情的另一方面。即使搬迁本身已经不可避免,即使不在一个城市了,行业内的竞争对手仍然是那些企业。

  经济学家郎咸平[微博]在微博中这样评述: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政府要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维护公平竞争的秩序,当好“裁判员”而不是去当“运动员”,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不能为某个企业“开小灶”。对中联重科如是,对三一重工也如是。

  知名财经评论人叶檀[微博]在微博中写到:中国的企业家还在蛮荒的丛林里跋涉,常常进行突破底线的超限竞争。此时,他们不需要婆婆,不需要心灵鸡汤,而需要清醒剂,让他们从狼恢复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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