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北影厂拆迁背后：地产还是电影

　　张汉澍

　　9月中旬，一批在演艺界德高望重的前辈高举横幅聚集在有着62年历史的北京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北影厂”)门口，他们高喊口号，义愤填膺。与此前他们现身公众视野不同的是，这一次并非电影拍摄，而是真实抗议。

　　在由老一辈演员及北影厂老职工组成的抗议队伍中，93岁高龄曾参演过《红楼梦》、《卧虎藏龙》等巨作的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原北影厂著名演员黄素影坐在轮椅上，其手举的一副标语异常醒目。上书：“中影集团，你的本质是电影不是房地产。”

　　这条标语的直接指向正是当下广受外界关注的北影厂拆迁问题。

　　一个月前，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信息称，位于北三环中路77号的北影厂开始部分拆迁。随后，中国电影集团也宣布，各单位人员必须于9月30日前撤离北影厂。届时拆迁后的旧址将投资建成一个新的城市综合性建筑——北京益田国际梦工场。

　　成立于1949年的北影厂是中国最大的电影厂之一，在经历了五六十年代的“黄金岁月”，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最后辉煌”后，北影厂此后开始走下坡路。1999年2月12日，经国家经贸委批准，由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直属的中国电影公司、北影厂、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中国电影器材公司、电影卫星频道节目中心、北京电影洗印录像奇数场、华韵影视光盘有限责任公司等8家单位进行资产重组，中影集团就此组建成立。

　　作为北影厂的母公司，中影集团在此次项目拆迁中扮演的角色则备受关注。

　　《凤凰镇》、《晚安北京》等热播剧的导演徐向锋向本报记者表示，中影拆掉了北影厂就等于拆掉了我们的一段记忆，历史的传承在向利益低头。

　　“对于老北影厂，很多人是有深厚感情的。有些传统的应该被保留，而不是看到利益就往前冲。”《草芥》、《刺青》等剧的导演王笠人对记者说。

　　不过，这些声音似乎正与中影集团发展的思路背道而驰。

　　“中影集团有房地产方面的战略规划，让房地产、物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此前表示。

　　但对于韩三平的战略方向，也不乏一些行业人士的质疑：“长影厂的红旗街厂区拆了，上影厂的漕溪北路厂区拆了，现在北影厂北三环的厂区也卖了，都去做房地产了，谁来拍电影？”

　　而在争议的另一端，支持者则认为，地产业务本身就是电影全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特别是在中国电影市场整体环境存在先天缺陷的背景下，拥有一个多元化经营的母公司更是显得十分必要。

　　截至目前，围绕中影集团地产业务的正反激辩仍未平息，本报记者多次联系中影集团，但中影集团官方未作出任何回复表态。

　　保卫“老北影”

　　“钱可以再赚，赚了也会贬值，但文化这种东西，断了就是断了。”

　　自官方正式公布北影厂拆迁的消息后，围绕北影厂的“保卫战”便就此打响。

　　“我是长春人，曾经长春最有名的就是长春电影制片厂，这些年长影经历了卖地、搞地产的痛苦蜕变，直到现在，长影的员工依然是痛苦和残缺的。我不希望北影有一天也变成这样。”《铁齿铜牙纪晓岚》的知名编剧、策划人史航对记者如此说道。

　　1971年出生的史航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他回忆，自己人生的第一部戏《京城镖局》便始于北影厂，拍摄地点也正是位于现在即将被拆除的明清风情街。

　　“钱可以再赚，赚了也会贬值，但文化这种东西，断了就是断了，我不信在那里建了几个大酒店和文化中心就能够延续北影厂的文化意义。”史航说。

　　事实上，明清风情街是北影厂中最具特色的拍摄点之一，曾经有1000余部电影在这里拍摄，其中包括《末代皇帝》、《霸王别姬》、《红楼梦》等经典影片，而相比此前这一拍摄点人群涌动的拍摄场景，眼下青砖古墙上那个硕大的“拆”字则显得异常刺眼。

　　去过北影厂的人士描述，在明清风情街的对面，有一块工地正在施工，一辆挖掘机已经在工地上刨开一个大坑。而北影厂南侧的“荣宁府”也已经呈现一派荒废的景象，上面贴着一份通知，“自2012年7月27日起，北京电影旅游城公司停止营业。”

　　“推土机是不长眼睛的，在它看来，就是把两米高的东西推倒变成一个坑。但人是长眼睛的，如果中影执意要把电影文化的东西，用纯物质的角度来衡量的话，那未来北影厂的命运一定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多留下几十个坑而已。”史航说。

　　在北影厂保卫派中，史航只是代表之一，这条“统一战线”里还有北影厂原厂长兼党委书记、国家一级导演宋崇。

　　9月20日，宋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反对北影厂拆迁，原因有两点。一是电影文化是需要靠原址来获得传承的，你把这个厂抹掉了，那么这段历史也就一起被抹掉了，现在韩三平他们想的就是如何赚钱如何增值，对于电影文化、历史的传承都考虑的少了。二是这场拆迁没有透明度可言，我们反对暗箱操作，不透明就会产生猫腻和腐败。协议说建成后分给北影厂5万平方米住宅区，这个5万平方米职工可以分到吗？分配权在谁手中，项目惠及到大家，还是少数人？”

　　宋崇认为，这次的拆迁事件，他们事先没有接到任何的通知，事后也没有收到任何交代，没有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没有公开评估，也没有公开招标。“中影集团瞒着我们把北影厂给卖了。”宋崇说。

　　此前，相关报道显示，中影决定将整个北影厂东迁到怀柔基地时，曾鼓励居住在北影厂里的老员工签字支持，并许诺每一名签字者将获得现金补偿。

　　起初，少数老员工仅以为是改迁住址，均签字同意。而拍摄基地的拆迁消息传出后，老员工才意识到被蒙蔽，随即纷纷表示抗议。

　　9月3日，中影集团党委书记焦宏奋与北影厂职工见面，就北影厂拆迁问题探讨看法。北影厂退休职工、著名电影洗印专家王雄激动地说：“不是说你们什么都不能动，不能改变。而是你们事先不和我们商量。现在媒体上都说北影厂拆迁，其实这是不对的，北影厂只有拆，没有迁。拆完北影厂就没有了。你们现在发通告说怀柔建的是怀柔北影基地(新北影厂)，可那儿写的是中影集团电影数字生产基地，根本没有北影两个字。”

　　对此，一位地产界人士则向记者表示，法律上没有规定公司土地产权转让需要经过职工工会审议的，这不是企业破产清算，在程序上没有任何问题。

　　土地产权纠葛

　　“土地证在总参手中，这就成了历史遗留问题，拖了很久。”

　　除了文化传承及情感因素外，北影厂的拆迁内幕似乎也并非那般简单。

　　中影股份的一位知情人士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透露：“因为那块地的产权是属于部队，不是中影的，所以放着也很尴尬。”

　　而针对这一土地产权归属问题，宋崇向本报记者证实了这一说法。“最早北影厂的地址在沙河(现北京农学院所在地)，文革期间，江青抓起了样板戏，要把样板戏拍成电影，因此经常要来北影厂看样片，看拍摄过程。因为觉得沙河太远了，所以决定要将北影厂搬至市区。”

　　“当时江青就和李先念坐车在北京兜圈子寻找空地，后来车开到测绘局那就停下来了，测绘局是总参谋部的地，测绘局旁边就是解放军测绘学院，当时恰好总参要把测绘学院迁到外地去，留下的空地就给了北影厂。”宋崇回忆道。

　　宋崇说：“那个时候谁也没想到过土地产权证的事。后来总参提出，北影厂的这块地其实是他们的，这时候我才发现当时我们办手续的时候土地证都没有办，土地证在总参手中，这就成了历史遗留问题，拖了很久。”

　　或许是土地产权的问题，2009年5月，北影厂的三个摄影棚在拍摄完新版《红楼梦》后，就很少再开拍新片，外来剧组租借场地拍戏的情况也少了很多。

　　而与此同时，中影集团获得了国家从怀柔地区划拨的一块土地用于建设厂房，因此此后数年间，北影厂的主要部门已陆续迁往位于北京怀柔的中影集团数字制作基地。

　　宋崇称，中影集团这次把北影厂的土地还给总参一起开发，从而获得了10亿元补偿。土地所有权只是北影厂拆迁的一方面原因，还有另外的因素则是因为韩三平考虑到中影股份的上市问题，“他或许需要这笔钱来包装业绩”。

　　公开资料显示，今年2月8日起，北京环保局已经对中影股份进行环保公示，中影股份的IPO之路已开始启动。不过对于中影股份的财务情况，目前外界并无实际掌握。

　　据媒体相关报道，北影厂拆迁后建设的北京益田国际梦工场总占地面积17万平方米，规划总建筑面积66万平方米，定位为“北京创意文化特区”，项目建成后将集国际五星级电影主题酒店、国际5A级中国电影大厦、高端精品益田假日广场购物中心及顶级豪宅为一体。

　　不过，反对者对此并不“感冒”。史航说：“现在把北影厂拆迁，就等于把黄金的艺术品融化成了金疙瘩。”

　　上海交通大学(微博)媒体与设计学院副教授邵奇向本报记者表示，电影集团追求多元化发展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对经济利益的追逐不能压倒对历史的正确态度，北影厂拆掉就一去不返了，“文化的东西没有后悔药。”

　　“就像有一次电影节我去江苏江阴，当地领导说，现在我们后悔啊，江阴本来是著名电影演员上官云珠的故乡，以前我们不懂，把她好多的旧址都推倒了，现在看来这些旧址个个都是非常好的文化展览地，可以对当地的旅游经济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邵奇说。

　　目前，北影厂原址仅有主楼、东楼和西楼三处被列入《北京市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将会予以保留，而其他原址拆迁完毕后都将进行房产项目建设。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近300名北影厂职工和离退休人员联名写信反对北影厂拆迁用作商业地产开发。

　　对此，史航感慨地表示：“当我看到那群老艺术家们联名反对，用自己的行动来保护北影厂的时候，我觉得深具同情，但毫无信心。但如果我们不去保卫，一声不吭沉默，那过后想想可能会是更悲伤的事情。”

　　地产的现实逻辑

　　除中影集团以外，长影等国营老厂也都面临着事业单位转制企业后的经济压力。

　　操刀建设北京益田国际梦工场的是北京中影益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称“中影益田”)，据中影益田总经理许劲介绍，中影益田是中影集团和深圳益田集团全方位合作的结果，两者在资源上是共享的，除上述项目外，两者还在中影怀柔影视基地的奥斯卡城项目上有合作。

　　北京市国土资源局信息显示，中影集团和益田集团在2009年7月份取得了上述项目的土地使用权，拿地价为1.39亿元，折合楼面地价仅为804元/平方米。该项目总面积5.6平方公里，益田集团投资120亿元建造中国影视主题综合体，其业态涵括了酒店、写字楼、风情商业街、高端公寓以及目前在售的住宅项目影人四季花园。

　　目前，中影集团和深圳益田的项目具体合作方式，以及收益分成比例外界知之甚少。而在与益田集团合作之外，中影还下设全资子公司中影房地产开发公司，承担集团内部有关的房地产开发、经营项目。

　　韩三平称，中国电影行业现在需要多头发展，中影集团未来除了发展不同的电影类型，同样需要开发其他附属产品。由于房地产业务尚处于培育阶段，因此还不好谈未来房地产收益占集团收益的份额问题，但跨界房地产的步伐正在加快已毋庸置疑。

　　尽管来自北影厂的导演和编剧们反对中影涉足地产业务，但邵奇认为需要更理性来看待电影界的这一趋势。

　　“可以说不单是中影，长影、上影这些国营老厂都面临着事业单位转制企业后的经济压力，他们和华谊兄弟不同，后者没有任何历史包袱轻装上阵，但是中影他们还需要解决一大批老职工的养老待遇问题。”邵奇说。

　　宋崇在采访中向记者证实了邵奇的这一观点。身为北影厂原厂长兼党委书记的他2004年从北影退休，退休金仅为1200元。“我做厂长的时候北影厂职工有1200多人，因为北影厂当时是企业，因此退休金参考标准依据的是北京市平均工资。当时我们100多个老艺术家联名写信给国务院，说我们辛辛苦苦为电影奉献了一辈子，退休后这个待遇太低了，后来国家特批给我们加了退休金，从1200元涨到3000多元后来又涨到5000多元，其中多额的部分是中影给的企业补助。”

　　无独有偶，上世纪90年代初，广电部启动了中国电影机制改革3号文件，中影公司不再统购包销国产故事片，各制片厂必须自负盈亏。在此背景下，四大制片厂之一的长影也在转制过程中举步维艰。从1991年开始到1997年，长影连续6年亏损，累计亏损3000多万元。3200人的电影厂流动资金只有3万元，濒临倒闭。

　　事实上，退休人员工资偏低、厂办大集体改制和退养人员工资封顶问题一直以来是压在长影头上的“三座大山”。

　　本报记者了解到，长影退休导演的退休工资仅1500元左右，作为企业补贴，长影每年要自掏1380万元作为补助。同时在长影改革时，为防止事业退休办法政策有变，因此采取一次性缴纳了退养人员所有的社会保险，工资封顶政策。此后埋下后遗症，退养职工存在工资偏少的问题，长影为此必须再掏出2088万元资金解决问题。而长影的厂办大集体附属企业公司和服务大队，涉及人员900多人，改制成本则需3800万元。

　　重压之下，长影也开始变卖土地，涉足地产业务。

　　其先将长影老长区21公顷土地以3亿元价格卖与长春国信集团，此后又于2005年在长春圈地540亩，投资10亿建造了长影世纪城。今年又在海口圈地7000亩建设“环球100”电影主题公园。

　　长影集团董事长刘丽娟此前向媒体表示，长影改制之后，拍电影的资金不再有国家投资，都必须由企业自己筹措，因此发展房地产业务是为了反哺主业。

　　对此，前瞻产业研究院电影行业分析师罗娟向记者表示，目前全产业链是国内外电影集团都一致认可的发展方向，而地产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比如美国迪士尼，在全世界投资建设主题公园，迪士尼约17%的收入来自电影票房，其他的主要收入来自电影主题公园等衍生品。中影长影尝试多元化运营，涉足地产业务无可厚非。

　　但中投顾问文化行业研究员沈哲彦则认为，这将使电影企业脱离本质，当电影企业利用政府优惠政策进行赤裸裸的房地产开发成为普遍现象时，不仅电影业发展受阻，也给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重大影响。电影企业进军房地产行业虽然能让电影企业短期内获得暴利，但也会将使电影企业的业务本末倒置。

　　史航说，他对于电影集团出于历史包袱而转做房地产的“借口”也难以认同。“这让我想起《乱世佳人》里面曾经打过一个比方，一群人坐船经过一个海峡的时候风浪很大，于是他们就把船上的面粉都扔到海峡里，想等到风平浪静的时候再去捞，但到时真的还能收得回来吗？”

　　“长影在经历了地产化的改变后，许多长影厂里珍贵的档案，珍贵的剧本、各类资料，以及演员的私人影集现在就当废纸一样在地摊上贱卖，我哥哥就在长春的地摊上买到过这些东西，这难道就是地产化经营反哺主业的成果？”史航质疑说。

　　虚火产业链

　　国内严格的电影审批以及宣发的高成本让许多电影产品“尚未面世，便已谢幕”。

　　邵奇认为，电影集团频频涉足地产背后的另一大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电影产业链的畸形现实。

　　2001年国内电影产量约100部，票房收入约9亿元，此后电影市场每年以约50%的速度疯长。2010年，国产电影产量为526部，票房收入突破100亿大关，同比增长63%，2011年票房收入131.15亿元，同比增长30%以上。在目前国内GDP持续放缓的背景下，电影行业几乎呈现出不可想象的高增长。

　　但高增长的背后，电影企业亏损日盛。博纳影业董事长于冬说，中国电影产业看似风光，不过，超过90%的投资处于亏损状态。

　　华宇电影有限公司总裁孙航宇对本报记者说：“小成本、小投入的影片要在扎堆上映的如今脱颖而出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但高投入、大手笔就一定会有回报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国内电影市场风险丛生。”

　　一个在业内传道的案例是，2009年台湾首富、鸿海集团创始人郭台铭投资上亿元、历时五年制作的史诗大作《白银帝国》上映，为还原影片中主角康老爷父子票号“天成元”的庞大建筑群视觉效果，影片就此花掉了1000万，同时为追求大规模使用特技效果，又花费2100多万人民币，然而这部投资上亿的影片最终的票房收入仅为1800万，扣除院线和发行的票房分账，整部电影出品方的实际投资收益不过600万元左右，尚不足某个拍摄环节的零头。

　　邵奇评价说：“中国电影市场最大的问题在于票房收益成了投资方唯一的寄托，在好莱坞的电影产业链中，投资收益的30%依托于票房，而剩下的70%都是来源于电影衍生品。因此不会像国内因为一部电影的票房收益而亏损至血本无归。”

　　电影衍生品包括电影音像制品、光碟、游戏、玩具、形象授权、在电影频道和付费电视频道播放等。“但是国内的尴尬现实是，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盗版横行让DVD、形象授权完全没有发展的土壤。而向电视台转让的放映价格又极为低廉，总体来说就是中国的电影公司除票房外，缺少稳定的营收渠道，随时都有亏损的风险。”邵奇说。

　　“在影视投资风险较大的情况下，中影尝试做多元化经营，涉足房地产无可非议。中国电影厂背后需要有一个抗风险能力强，造血能力突出，可以有资金持续投入能力的母公司。”孙航宇认为。

　　而上述还算是能将电影拍出来并成功上映的“理想情况”，由于涉及意识形态等因素，国内严格的电影审批以及宣发的高成本让许多电影产品“尚未面世，便已谢幕”。

　　根据相关政策规定，公司筹拍电影如果最终没有获得备案通过，将做剧本报废处理；已经拍摄完成，经过审查、修改、审查后最终未获得通过的，须将该影视作品报废处理；如果取得《电影公映许可证》后被禁止发行或放映，该作品也将做报废处理。

　　导演徐向锋向记者举例阐述了这一政策风险：“我身边的一位朋友曾经拿着广电总局的许可证在国家允许的情况下开机的，结果拍完后由于广电总局觉得不是很妥就不让播出了。几千万投资就这样付之一炬，打了水漂。”

　　孙航宇说，在管理部门报告中，2011年拍了故事片580多部，但一个月仅30部左右影片上映，这其中还包括进口影片。这样算下来全年上映的影片不过300部左右，这意味着至少一半左右的国产影片其实是进不了市场的，而没有放映自然等于没有收入，其中的风险可想而知。

　　“很多人可能会问，既然如此，为什么涌入电影的资本依然风起云涌？那是因为电影产业的投入产出和其它商业非常不同，在电影市场，价格不是围绕价值转的，其他行业成本决定定价，而电影是凭观众的感觉决定收益。一旦成功，回报率不是100%、200%，而是1000%、2000%的收益。这是一个永远看上去很美的行业，总有投资者会前仆后继地进来。”孙航宇如是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