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公司！？

　　《中国好声音》和它贩卖的产品

　　正宗好声音，正宗好公司。

　　这是一家在国内炙手可热的创新“公司”，它诞生的背景是如经济危机一般的选秀市场——充斥着绯闻、潜规则和信任危机。

　　“公司”的核心团队是旗下拥有星空卫视、Channel [V]、制作过《中国达人秀》的星空文化传媒，以及《我爱记歌词》的东家浙江卫视。“公司”的大投资人是加多宝。在后来的融资中，啤酒、毛巾、饮料等“风险投资人”也纷纷入股，从巨大的影响力和利润中分羹。这家“公司”从成立开始，便从国外寻找可获利的大项目，大牌的核心团队最终从荷兰人手中买下《The Voice of Holland》版权，他们把它带回国内，然后就火了。

　　主笔 郝博闻  新金融记者 王海琦 淮纯菊

　　特约撰稿 阿兰 上海 杭州 北京报道

　　“公司”的发言人、HR兼PR，是从前名不见经传，但之后蜚声圈内的华少——他经常以令人费解的语速和VC、投资人进行沟通，并了解每个员工的幕后往事。他们的员工，那些生产者，都是百里挑一的种子选手。他们和他们的产品、故事，将被放大、包装，在投放市场的时候，为“公司”带来更可观的利润。

　　刘欢、那英、庾澄庆、杨坤——没有比他们更了解如何挑选制作出更好的产品、提升员工价值的人了。他们曾经是老师、乐坛一姐、能说会道的歌手兼主持人、拥有数字“32”杀手锏的经纪公司小老板，但在这家“公司”里，他们是生产线上的“产品经理”。

　　未来，他们可能还是合伙人。这家“公司”的聪明之处在于，绑定了所有参与者的利益，产品经理不遗余力地选择和训练员工，并向市场投入产品，公司高层则开始利用市场的狂热需求进行进一步融资。他们甚至正在尝试“股份化改革”——成立新的经纪公司，将产品经理、员工与高层的利益链绑定，出产专业的员工和更多的产品，并将所获利益分摊。因为有好项目、好创意、懂包装、会用人、精制作、玩大牌，所有这一切看起来妙极了。在登陆市场后，这家公司创造了最高11.39%的收视份额。

　　这家“公司”还会讲故事，并懂得煞有介事地包装产品——声音。它提供的舞台让“公司”中所有员工都为之利用——有的产品经理在之前已经销声匿迹多年，却通过进入这家“公司”让普天下都知道“32”这个数字。

　　这家在贩卖声音、故事、彩铃、广告的“公司”就是《中国好声音》。某种意义上，用公司化的形式来解构它，就是解构了一家如何在经济危机中站稳脚跟，并持续做强的好公司榜样。

　　声音 秀场 操盘手

　　一家好公司如何“卖唱”

　　2012年8月24日深夜11点30分，接受新金融记者电话采访时，金磊还在从杭州回上海的路上，近两个月来的每个周四、周五，他需要盯着《中国好声音》节目的后期制作，直到播出结束。

　　金磊是《中国好声音》总导演，倘若把这档节目比作一家公司，他应该是公司的操盘手。他的工作就是搭建一个舞台，引入“最好的商业模式”，说服那些苛刻的投资商过来砸钱，并让一个嘴皮子快得不得了、脑子反应神速的人充当公关经理。之后，他还需要找到如同每个选手那样好的“员工”，让他们保持最佳工作状态，并生产出最有卖点的产品——好声音。当然，为了把控什么是“最好的”，还需要更懂行的“产品经理”作为合伙人——四位评委导师。

　　这就是总导演——这家“公司”的高层应该做的事情。现在，他们赚了钱，并开始让那些原先的“雇员”成为现在的“股东”。

　　立项

　　8月24日晚，《中国好声音》第七集播出，这是“盲选”结束后，“导师考核”部分的第一场，刘欢队伍的队员们捉对厮杀。

　　节目收视率数据还没出来，但前几期的收视率早已足够让金磊兴奋。

　　就在上一周的周五晚，《中国好声音》第六集播出后，收视率突破了4.0，这一成绩超出了金磊的预期。“导师盲选的最后一集，我们的期望是收视率突破3.5。”金磊说，他对导师考核阶段第一集收视率的期望，也只是4.0，“没想到提前完成了期望。”

　　直到节目播出结束，金磊才能离开浙江卫视，然后回到上海，继续其他的录制工作，“每周四、周五，节目要做最终版的修订。”金磊告诉新金融记者。

　　两天前的8月22日晚，金磊还在做杨坤队伍的“导师考核”录制。这一天，杨坤要求他的“杨家将”们穿上印有32的T恤，并戏称“这是属于我的‘32之夜’”。这是两周后要播出的内容。

　　而现场导演则在热场时高喊：“这是全国最顶尖的音乐节目，这是全国最二的音乐节目。”他举着话筒，跷起食指和中指，比划出《中国好声音》标志的手势。

　　自开播以来，《中国好声音》一次次占据同时段电视节目收视率第一的宝座，“好声音”这家“公司”无疑是一家“能赚钱的好公司”。但在金磊看来，“最好的模式”则是支撑起这一切的最重要的因素，这是一次成功的“立项”。

　　这一模式舶来于《荷兰之声》节目，他们制定所有与节目相关的规则，并拥有版权。

　　2010年，金磊初次接触到《荷兰之声》，当时，他和灿星制作总裁田明便认定，“这个模式在中国一定能做出影响力。”他说：“这个模式太强大、太纯粹。”

　　这是一个真人秀的节目，关注小人物的大梦想，在这一点上，与金磊之前做过的很多节目相似，不同的是，“它只关注音乐”。

　　那个时候，国内已有许多家电视台在做音乐类选秀节目，而在金磊看来，“有些做得急功近利，或者有点变形走样，不那么纯粹，掺杂了过多的偶像选秀因素，他们需要考虑选手的长相、气质、谈吐，甚至在将来市场上的走向，他们有太多诉求。”

　　彼时，音乐选秀节目的市场正趋向低迷。

　　“其实市场低迷是有原因的。”金磊告诉新金融记者，“所有的音乐都像碎片一样，已经很久没人去梳理。”

　　而“好声音”的模式要求节目必须只能尊重音乐和声音本身，“在选择之前，导师只能听到学员的声音，看不到他们的形象。”

　　于是，《中国好声音》甚至还产生了“这是一场为中国音乐正本清源的运动”的概念。

　　今年年初，灿星制作花了近300万元人民币从一家国际性模式代理公司买来“好声音”三季的中国版权，并开始启动。

　　买下模式版权后，便要按照模式方的要求来操作，节目的所有流程，包括灯光舞美，甚至音乐导师的转椅，都已在模式中做了规定——这是一桩从一开始就很苛刻的生意。

　　合作

　　项目成立后，这家“创业型公司”的发起人所要做的则是寻找能与之资源互补的“合伙人”，而在此之前，灿星制作还必须让人相信，它的模式一定可以成功。

　　“我对这个节目的模式有信心。”金磊向新金融记者介绍，近两年国内收视率较好的电视节目，用的大多是国外的模式。

　　就像西药需要长时间的临床试验一样，产生于欧美国家的电视节目制作的标准也需要通过层层科学实验与数据搜集的论证。“好的模式需要在上千个方案中精选淘汰后才能锤炼出来。”金磊说，“通过一个非常苛刻的标准制定下来的，一旦成为模式，就可以在全世界所有国家获得成功。”

　　而事实也已证明，“好声音”在近50个购买版权并播出的国家中都已经取得成功。

　　实际上，灿星制作曾操作过不少电视节目，金磊说：“我们是操作国内电视真人秀节目最优秀和最有经验的团队之一。”

　　另一方面，模式中已有规定，音乐导师必须为这个国家里最顶尖的音乐人。倘若能达到这一要求，无疑又为这门“生意”的成功增添了砝码。

　　随后，灿星制作将寻找合伙人的方向定在浙江卫视，金磊说：“浙江卫视本身已经有六七年一直在做大众的歌唱类节目，我们觉得它们的平台适合做音乐类节目。”

　　但双方的谈判并不顺利，最早谈的模式是最基础的制播分离模式，全部由浙江卫视出资。然而，缺乏利益捆绑，与以往的模式并无差别，灿星制作不能完全保证节目收视。

　　灿星制作还有另一方案：整个节目由灿星自己全额投资，最后由浙江卫视直接播出。这一方案等于浙江卫视仅是一个播出平台，不能得到更多的利益分成。

　　几十轮谈判后，双方才敲定最终的“紧密捆绑式的合作关系”，两家共同投入，浙江卫视主要负责整体运作和营销推广，而灿星主要负责内容制作。

　　共同投入的同时，灿星制作与其合作伙伴还需共担风险。有媒体报道，灿星制作与浙江卫视最初签订的合约中提到，“如果《中国好声音》在每周黄金时段(周五21：15-23：00)的收视率超过2%，则灿星参与浙江卫视的利益分成。否则，广告商的损失由灿星单方负担”。

　　灿星制作似乎为自己下了一个必须要赢的赌注。

　　节目收视率越高，获取的利润越大，双方可以分成的利益就越大。为了更高的收视率，就必须提高节目的品质，这也使得灿星制作不吝惜成本，以换取可观的收视率。

　　“我们与浙江卫视合作是投资分成的模式，节目的制作是灿星全额投资，最后的广告收入两家分成。”金磊告诉新金融记者，节目一季的制作成本接近8000万元。

　　至于两家如何分成，外界并不知晓。

　　PR

　　接下来，灿星制作需要考虑的是如何负担高昂的节目制作费用，它需要让这家刚成立的“公司”获得大笔融资。

　　《中国好声音》需要广告赞助，正如节目主持人华少向新金融记者所言：“我们节目投入很大，基本上，靠广告才能持续进行。”

　　事实上，这家公司的融资环节还算顺利，它拿到了国内多家知名企业的广告赞助费，网上传言，仅国内一家凉茶企业拿出的冠名费，就高达6000万元。

　　但赞助商的权益必须在节目中得到最大化的体现——他们才是这家“公司”真正的“投资人”。

　　在上海市源深体育中心的《中国好声音》节目录制现场，获得冠名权的凉茶企业LOGO随处可见，录像大厅的后墙上，四块屏幕不停播放冠名商的广告。节目正式录制之前，先要录下这几块广告屏幕，以便在播出时植入。

　　工作人员也会有意或者无意地将赞助商的广告植入节目。现场导演在暖场时会高喊：“气氛再热烈一些，就可以喝到免费的加多宝凉茶。”音乐导师偶尔也会拿冠名商调侃：“我砸你一个加多宝。”

　　但金磊告诉新金融记者，这些并非赞助商的要求，“他们很随意地说出来而已。”

　　在节目中，向广告赞助商不停反馈情况，是主持人华少的工作，他在这家“公司”中担任“PR”(公共关系)的职位，他要跟所有人沟通，包括“投资人”。除了需要告诉“投资人”，这个“公司”有一个好的前景，他还需要让“投资人”知道，他最大限度地维护了他们的权益。

　　华少因节目开始时的一段广告串词“贯口”，被网友称为“中国好舌头”。

　　在录制中，为了将时间更多地留给节目本身，他只能加快语速，但他也清楚，必须保证赞助商的权益，“我就耍了小聪明，其他内容可以快，但读到赞助商名字的时候，必须特别放慢语速，至少要保留基本LOGO。”

　　有时候，这位PR还需要满足“投资人”的其他要求。

　　通常情况下，节目录制之前，华少要先把播出时节目中间的广告串词录下来。“有时候赞助商会告诉我说，我觉得你在录制的过程中状态会比较好，能不能在录制时再帮我录一遍广告？”

　　这时候，他也只能在不影响节目录制氛围的情况下，重录一遍广告。

　　但华少的工作不仅于此，他还兼任这这家“公司”的“HR”(人力资源)，他要让音乐导师们更加了解他们的队员。

　　如播出的节目中一样，制作组中只有他一个人陪伴所有的学员和他们的亲友团，从头到尾，了解他们所有信息。“所以我可能更了解他们更多的台前幕后的状况。”他说，“我是一个人力资源总监，我需要跟每一个学员和他们的亲友团沟通。”

　　四位音乐导师在节目录制过程中，会向华少询问关于学员的情况，“因为他们做什么，我看得到，我做与学员的沟通，他们是看不到的。”

　　产品

　　在这家贩卖声音的“公司”里，四位音乐导师一直扮演着“产品经理”的角色，他们的“生意”是需要挑选出最好的员工——学员，然后指导他们生产出最好的产品——声音。

　　但“模式”对“产品经理”的人选有要求，他们必须是国内一线的顶级音乐人。“如果不是这个国家最顶尖的音乐人，效果会大打折扣。”金磊告诉新金融记者。

　　拿到版权后，灿星就已经打算请刘欢和那英，稍后他们又确定了庾澄庆和杨坤，“至少两位顶级大腕，而且我们自己希望还能有一位受年轻人喜爱的港台歌手和一位经历很励志的歌手。”金磊说的励志歌手，便是杨坤。此外，作为“公司高层”的金磊，在选音乐导师上，还要考虑很多问题，包括他们的档期、表达能力，以及是否适合做电视节目。

　　他们曾考虑过王菲，“但她不是一个愿意表达和善于表达的人，不适合做电视节目。”

　　在港台歌手中，制作组也考虑过陈奕迅、王力宏甚至张学友，联系张学友时，他正准备在暑期陪女儿去世界各地旅游，时间上起了冲突，也只好作罢。

　　后来，制作组想到了庾澄庆，“因为我们跟哈林很熟，他的音乐很多元，掌握了各种音乐类型，而且他非常懂电视，也是优秀的主持人。”

　　然而，这些大牌的“产品经理”们并不能从“公司”里拿到类似于“按月酬劳”的出场费，他们只是以“技术入股”的形式进入“公司”，而报酬只存在于节目的后期产业链开发，说白了，把所有学员的现场演唱制作成彩铃，提供给全国的手机用户下载来收费，然后他们拿到分红——这样作为“产品经理”的评委们，又成了“公司”的“股东”。

　　这便生成了简单直接的利益逻辑关系——更好的声音催生更多的下载，也将为他们带来更多的分红，这迫使“产品经理”们愿意在录制现场抢夺“好员工”。

　　他们的“员工”不用通过前期海选，也不能报名参赛，“我们自己找学员，这也是模式要求。”节目组要自己去全国各地寻找，“我们每次下去都会有几个星探队伍，每个星探队伍都带有专业的声乐老师，到各地，包括艺术院校、酒吧、演艺机构，去寻找有才华但默默无闻的有天分的人。”

　　标准在星探和声乐老师那里，只要先打动他们，就可以参加节目——这简直像极了一家初涉业务的公司，在汗流浃背的天气里跑市场，并试图根据大众及公司高管的需求，寻获被雪藏的有利可图的商品。

　　然后，这些费尽辛苦找来的“员工们”还需要生产出足够好的“产品”来打动他们的“产品经理”，才能最终进入这家“公司”。因为“产品经理”已经无数次告诉他们：“你跟了任何一位导师，都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虽然目前还没人知道，“光明的前途”是什么。

　　但“好声音”也只是这家公司前期的“粗加工产品”，他们还要打造更宽广的产业链。

　　有媒体报道称，灿星制作后期会成立一个经纪公司，签约学员，将来由导师帮他们做音乐上的指导，市场开发是由灿星完成，双方共同去推动这个产业。

　　目前四位导师都利用一些圈内的人脉和各类资源来共同打造这个产业，最终是由灿星考虑如何进行产业化运作的问题。

　　这是灿星制作总裁田明所要考虑的问题，而金磊所要做的，是回到上海的录制现场，使尽浑身解数来确保收视率的好势头。

　　凉茶 正版 投资人

　　一分钟贯口中的风险生意

　　如果将《中国好声音》的制作、播放团队看做是一家公司，那么《中国好声音》实际上是一个“项目”。而主持人华少，在一分钟“贯口”中所提到的公司，实际上是这个项目的投资人。

　　接洽

　　8月23日，加多宝集团品牌管理部副总经理王月贵第一次因为《中国好声音》接受媒体专访。当天上午10：30，他还和同事、律师团队一起面对十几家媒体，并接受记者的提问和质疑。那时的他，情绪里充满无奈，甚至有些愤愤不平。

　　午餐间隙，他和身边的人聊到了《中国好声音》，还提到前一天节目录制应该到了什么阶段。偶尔还会陷入思考状态。13：00，在与新金融记者聊《中国好声音》、并以投资人的身份去回顾投资过程时，他传达的讯息却是：坚定且愉悦的。

　　投资给《中国好声音》，加多宝以一种看似“赌博”的方式进入这桩有“风险”的生意，但在王月贵的记忆中是“一拍即合”的。

　　今年5月下旬，他接到了浙江卫视方面有关《中国好声音》的电话，“对方想问问我们的态度。”按照惯常的流程，电话之后，还发了一些资料给王月贵。

　　“看完资料，我们觉得这个项目不错。”王月贵说，“正宗版权”的概念很好，与“正宗凉茶”的诉求完全吻合，甚至是“绝配”。当时的判断是：“这会是一个互相印证、互相提升的结合。”王月贵说。

　　很快，由加多宝高层组成的5人核心团队诞生，并与浙江卫视方面约定了面谈时间。一个星期后，浙江卫视的团队、灿星的团队到了北京，“大家开始沟通。”

　　对方将这个项目做了详细的介绍，主要是节目本身的特性、未来推广的方式方法，以及双方如何结合。“当时的合作方案实际上是为加多宝量身定做的，他们事先做了很多事情。”王月贵对新金融记者说。

　　因为节目本身是固定模式，所以，讨论的核心就放在了如何推广、传播，如何在社会上放量——让他更大，还有就是双方的权益。

　　“毕竟，加多宝是冠名商，在商言商，是一定要考虑投资回报率的。”王月贵强调。

　　当然，这样的沟通，一次是不够的。第二次，加多宝团队去了上海。可双方沟通最多的并不是钱，钱很快就搞定了，“我们一直在要资源，想让对方拿出更多的资源来做这个节目，同时，我们也告诉对方，我们能拿出多少资源，能为这个项目做什么。”王月贵说。

　　据王月贵回忆，决定投，包括谈判、沟通一共用了十来天。“速度很快，也很顺畅。”

　　风险

　　从目前《中国好声音》的火爆程度来看，加多宝的投资无疑是物超所值的。但，并不代表节目本身没有风险。

　　有媒体报道，浙江卫视在寻觅冠名商时，曾经联系了很多以往浙江卫视的大客户，但均无功而返。“别人没投，可能是风险问题或策略的匹配问题，有方方面面的原因。但，现在大家纷纷跟进，这值得思考。”王月贵说。

　　王月贵始终不肯透露冠名费用，说与浙江卫视签有“保密协议”。而外界的版本很多，最多的版本是6000万元。不论其真实性与否，毋庸置疑的是，这是一笔较大的投资。

　　当然，对这次投资行为，在加多宝的核心团队里，并不只有一个声音。后来能够达成一致，也建立在内部有效沟通的基础上。

　　“第一，凉茶与项目本身在‘正宗’诉求上是匹配的；第二，在和广药PK的这个阶段，我们也需要这样的品牌资源，浙江卫视的平台也很好；第三，节目本身是原版引进的，还有灿星这个制作团队对品质的保证。”很快，加多宝的核心团队达成共识。

　　对此，王月贵解释说，加多宝在理念和营销方面的原则是：关键时期把握关键资源。所谓关键资源，有的时候真的只是一种契机，没有复制的可能，过了就过了，这个时候，企业要有投资的战略性眼光、要有前瞻性。

　　“《中国好声音》是一个全新的东西，肯定有风险，但通过与浙江卫视的沟通，加上之前运作一些电视节目的经验，还是比较乐观的。当然，企业有时候要敢于冒一些风险，我相信，这个团队能够承受压力。”王月贵说。

　　正如王月贵所言，亚运会期间，加多宝与广东卫视合作过一档娱乐节目——“先声夺金”。因此，他们非常清楚，对一家卫视而言，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不同的是，奥运会、欧洲杯、亚运会，这些必然会成为当时社会关注的焦点，其成功率要高很多。

　　其实，加多宝对项目的投资回报率进行了详细的评估，不论是在定性还是定量方面。也采取了非常系统的评估手段极其模型，“项目的投资是在评估的预算之内。”王月贵说。

　　参与

　　《中国好声音》的成功，王月贵清晰地感受到了。他说，他觉得现在大家对加多宝冠名该节目的关注度，远远高于加多宝和广药的争夺战。

　　对观众而言，节目的成功依赖于“项目”的管理、运营团队能够开发出好的产品——声音。但对加多宝而言，其成功与自己的付出不无关系。“其实是合力，是双赢。”

　　之所以如此定性，是因为加多宝除了项目投资人之外，足以配得上“项目合伙人”这个身份。

　　“从开始的权益谈判，到后期的利用线下、终端、网络做推广。加多宝实际上是一个参与者、一个合伙人。不同的是加多宝没有参与节目制作，只做了自己擅长做的。”王月贵介绍说。

　　他还强调，加多宝一贯的风格是：确定了一件事，并不是看着对方做、不是盯着对方说你没有这、没有那，而是“一起来做”，不是把钱扔给对方就不管了。浙江卫视作为媒体，线上是它的强项，但线下绝对是加多宝的强项。组合起来，影响就会变得很大。显然，这种执行，从上而下。所以，“正宗凉茶、中国好声音”很快就出来了。

　　事实上，《中国好声音》的每期节目，镜头总会在加多宝凉茶上稍作停留，也会有哈林“砸你一罐加多宝”的“真情流露”。当新金融记者去质疑加多宝“植入广告”时，王月贵当即否定——“没有，完全是随机的。是在那样的情境下，导师们的正常反应。当然，在现场摆放产品，是加多宝作为投资人的权益。”

　　王月贵坦言，因为版权来自荷兰，在谈“权益”的时候，浙江卫视、灿星、版权方代表、加多宝四方是在一起谈的，有些环节还跟荷兰方面进行了现场沟通。最终实际上是互相理解、互相妥协的结果。索性，《中国好声音》中的很多元素与加多宝凉茶的元素不谋而合。除了正宗，还有红色、黑色。

　　如果说加多宝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投资人，用较短的时间做出了明智的判断。并在第一时间投入线下推广，使得《中国好声音》能有立体化的呈现，并最终促成了项目的成功。

　　那操作这个项目的“公司”也自然是个好公司——它寻找投资人的眼光、它为投资人量身定制的回报方案、它最大程度地为投资人提供资源等，这些都是促成投资人豪掷千万的理由。正如王月贵所言，“有时候，盈亏之间是需要去平衡的，它是一种科学、一种理念、甚至是一种艺术，全在自己把握。”

　　学员 转椅 产品经理

　　大牌评委的声音与自我营销术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杨坤今年要开32场演唱会了。

　　但在《中国好声音》这家“公司”里，杨坤与刘欢、那英、庾澄庆一样，是音乐导师，更是产品经理。所不同的是，杨坤利用“好声音”，完成了自我营销术——完美地将“32场演唱会”打造为最“霸道”的植入广告——免费、不限次、不限时、还有乐坛大腕儿即兴配戏，这让他在入行十年之后再次登上事业的巅峰。

　　逆转

　　《中国好声音》首期节目播出之后，在社交网站、微博上疯传，在见识“好声音”之前，节目最大的卖点是四大音乐导师——刘欢、那英、庾澄庆、杨坤。这个组合的搭配非常讲究：刘欢、那英是电视综艺节目的“冷面孔”。这四个为“公司”把关声音的产品经理人，代表了资深、分量、严谨、靠谱——庾澄庆是台湾综艺红人，是港台流行音乐代言人；相对来说，杨坤从资历到人气并不占优，曾有的北漂经历使他成为亲民、励志的草根代表。

　　在《中国好声音》的前两期中，作为导师的杨坤略显被动，不但转身次数最多，还逢心仪选手便拿“32场演唱会”说事儿，求才之心溢于言表，前两期的数据统计显示，杨坤共为学员转身13次，其中有8次都是第一个转身，但两期下来，只有3位学员选择了杨坤。然而在盲选的最后一期节目中，杨坤却是第一个完成组建队伍的导师。

　　谈到为何总是“沉不住气”第一个转身，还总拿自己的演唱会“诱惑”学员，杨坤告诉新金融记者：“其实争取学员的形式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喜欢一个好声音，不能错过。我的初衷很简单，就是希望给学员一个锻炼的机会，舞台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而我的演唱会太合适不过了。”

　　从杨坤团队的学员组成来看，当中有农民歌手邹宏宇、屡败屡战为音乐最后一搏的丁少华、渴望从幕后走到前台的倪雅丰……他们的经历都或多或少暗合了杨坤曾经的人生轨迹。

　　杨坤对此解释说：“这是一档音乐评论节目，它不是比赛，更不是选秀。它是承载希望的舞台，我想让更多有音乐梦想的年轻人得到一个离梦更近的机会，也许他们不完美，但有潜质。我也曾漂泊追梦，深知不易！”

　　眼光

　　有关《中国好声音》，网上盛传一个调侃四位导师的冷笑话，说哈林是来做主持人的，杨坤是来做宣传的，那英是来唠嗑的，刘欢是来开家长会的，而华少就是来卖凉茶的。玩笑间总结了几位导师的分工。杨坤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他说这有点儿偏激。

　　杨坤加盟《中国好声音》是通过那英的推荐，他和他的团队考虑再三，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靠谱的事情，“到现在也确实证明了这点。”

　　四位导师的工作是负责挑选心仪的好声音，但是否为了节目效果做一些分工，这件事在杨坤这里得到了否认，“我不知道别的导师是什么情况，我的位置完全没有设定的，节目组对我的要求就是说我想说的话，挑我喜欢的好声音。可能这也跟我之前给大家的印象有关联，我比较直，敢说，节目也让大家看到了我更加真实的另一面。”

　　导师的选择代表了他们的眼光，杨坤这样总结自己挑选好声音的标准：一要有个人特点；二要有唱功；三要倾注情感。在盲选阶段，杨坤最看重的部分是个人特点和演唱情绪，技巧还在其次。因为他坚信，登上好声音舞台的学员都是很厉害的，在导师的指导下一定会有很大的突破，但具体发展还是得靠他们自身的努力。

　　在第一期节目录制前，杨坤对“好声音”的理解是，“只要是好声音，并且有自己的特点，就一定能够打动我。我要寻找的就是有特点的好声音！”而在盲选的六期节目结束之后，他说收获更多的是感动，他对自己亲手组建的队伍非常满意。

　　8月24日晚播出了节目的导师考核第一场——刘欢团队，质疑声随之而来，导师的选择似乎越来越偏向于人气高、形象好的学员，身经百战的网友认为电视节目终究是奔着收视率和广告去的，《中国好声音》也不会例外，这个节目将会越来越不纯粹。

　　杨坤却不这么认为，“这是《中国好声音》，不是‘中国好长相’，这不是重点。但在后面的节目中，长相靓丽的学员肯定是有优势的，因为越往后，就会有多一些的舞台表演，最优秀的往往是综合的、全方位的学员。”他一再强调，“我们是靠谱的人在做靠谱的事，我们呈现的是好声音，真感动！我之前承诺过的也会一一兑现。”

　　收益

　　《中国好声音》在舞台上营造了一个被好声音、梦想、坚持、热情填充鼓胀的音乐乌托邦，而在台下，盈利模式、风险承担、利益分配早已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制作方、电视台、广告商、导师、学员之间有一条非常严肃清晰的利益纽带，在这个层面，作为挑选声音的“产品经理”，从挑选、包装、上市，伴随每个环节的推广，他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在营销这些“好声音”，让他们在每个环节都能产生价值。

　　在杨坤看来，这些“好声音”的确是有价值的，但是他更愿意给自己定位为一个伯乐，“如果非要给我一个角色的话，我应该是一个伯乐，我可能挑到的不都是千里马，有的还有不足，但我坚信我选的每一个学员都是非常有潜力的，在我们师生共同努力下一定能跑得更远。”

　　在四位导师中，杨坤是一个纯粹的“个体户”，他的杨坤工作室是一个自负盈亏的公司，作为老板的他也打着自己的小算盘——选择优秀的“好声音”签约自己的工作室。

　　“的确考虑过这个问题，但签约还是挺复杂的，我和工作室的高层讨论过看重的人才，但具体程序还是要经纪人去谈。”

　　而对于《中国好声音》要成立经纪公司的传言，杨坤表示听说过，但不清楚具体情况。

　　不管怎样，杨坤已经是赢家了，因为《中国好声音》，他的身价至少涨了10倍，微博粉丝猛增至140多万，“杨32郎”、32号战袍、还有因为演出商追加价码已经不止32场的个人演唱会……

　　故事 创新 经济危机

　　秀场危机下的“好声音”创意

　　就算夹杂着各种荒诞事、奇葩人、生意经的音乐大秀场垮台，好声音也一直存在。好生意也是。

　　这个秀场，在《中国好声音》火爆之前，另一个由灿星制作、东方卫视播出的《中国达人秀》，曾在总决赛中达到了全国收视率5.7%的纪录。

　　再次炒高的收视率并不意味着这片市场的持续火热，这也许只是一种幻象。

　　事实上，无论怎么看，歌曲选秀市场都和当下不景气的经济环境堪有一比。前者绯闻满地、乱象丛生，糟糕的创意罗列出令人啼笑皆非的丢人现眼，其中的潜规则和丛林法则几乎注定了每个节目生而赴死的结局；而这正是后者鲜明的写照——哪一家公司不是在有“特色”的环境中巧取豪夺地赚得第一桶金，经济危机下的信任危机又何尝不是各种丛林法则和坏创意造就的成果；人们像厌倦无聊又吹嘘的收视率一样厌倦经济指标，而那些好公司——哪有好公司？好比人们会相信哪个选秀节目没有潜规则？

　　《中国好声音》的成功模式之一在于真正的制播分离——由专属公司制作节目，卖给电视台进行平台播出。“这也是一家好公司应该具备的特点之一：知道自己能干什么，需要外包什么产品，以便让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星空文化传媒首席执行官田明说。

　　除此之外，让《中国好声音》从歌曲选秀这片糟糕的蓝海中脱颖而出的缘由，还在于它的真实性——那些释放出的好声音，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屏蔽了“以脸选人”这种幼稚的规则。就好像人们很久没有见过真的东西——假报表、假财务、被披露的假信息，甚至是假的产品——要知道，一个接近“真”的公司，确实是大时代下人们好奇心所追逐的对象。

　　而每个选手都能心酸地吟咏出一段与音乐有关的梦想和故事，田明称其为“符合中国年轻人的梦想。”但这些令人潸然泪下的桥段，在微博上总被冠以对选手的“包装过度”。    

　　“什么是包装？这不是包装出来的。”田明说。

　　但无论是否在乎被指为过度包装，《中国好声音》也算暗合了经济危机下那些被券商包装上市的公司——他们总是在一段时期内特别有人气，不过，但愿好故事能一直讲下去。

　　新金融：歌曲选秀类节目在国内实际上已经不景气了，你们当时是怎样考量购买《荷兰好声音》版权的？

　　田明：实际上，虽然选秀类节目整体来说不是很景气。但《中国好声音》具备了三大看点：一是草根真人秀的看点，这点和《中国达人秀》如出一辙；第二它还具备了明星看点，这一点又比较符合《舞林大会》的看点；第三点还有把老百姓变成大明星，把大明星还原成老百姓的看点。它实际上将现在比较火的几个节目的看点进行了一个融合。

　　新金融：“好声音”带回国内后，针对国内的市场和观众群，做了哪方面改变？

　　田明：这个节目的模式只是一个壳，我们做的还是国际模式，中国表达。在《中国好声音》里，我们很注重选手背后的自信与自强，除了歌声，还有更高的一层价值追求。因为不管是《中国达人秀》还是《中国好声音》，我们拿到版权后，都加入了很多的中国元素。比如更多的情感和故事元素。这是中国观众不同于老外的看点。老外的这类选秀，总是爱看很多奇特新鲜的玩意，但中国人不喜欢这个，中国人重情义，总是爱听故事。

　　新金融：你们将选手的故事在这里放大，并试图用观众“重情义”这一点来推广选手？

　　田明：我们首选的当然是歌声，另外就是选手的故事。故事吸引人的地方在哪里，传递什么样的正能量，整体来看《中国好声音》就是一个大的故事。我们也会对不同选手的性格特点进行进一步的描述。

　　新金融：有没有一个团队，来负责包装选手背后的故事？

　　田明：这种故事，不属于包装，每个VCR都有故事，这些故事都是这个人的点而已。

　　新金融：从荷兰购买版权后，《中国好声音》的制作就脱离了模式方了么？

　　田明：荷兰方面参与到《中国好声音》的制作。也就是模式方，他们当时派了两个人过来，帮助完成的节目制作，这两个人相当于监理的意思。

　　新金融：合作中的分成模式，是中国独有么？这种分成模式以后还会在哪个节目上做推广？

　　田明：我们之前，实际上和东方卫视也采用过这种对赌的分成模式。包括《中国达人秀》、《舞林大会》，我们要在这两个节目上将分成模式做推广尝试。这种模式，全世界只有我们采用，其他的一般都是委托制作，收视奖成。因为模式方只把节目的壳给你，怎么赚钱是你自己的事情。当时这种模式是我们提出并原创的。

　　新金融：网传今后你们要借这档节目组成新的公司，好像湖南卫视(微博)借《超级女声》成立天娱。

　　田明：我们今后会有音乐公司，但这种利润不是简单的分成模式。

　　就是产业链合作，从节目到后期的音乐产业链的整体合作。和天娱还不一样，不过我不了解天娱。

　　新金融：导师们在出场费的问题上也颇受关注，他们最终参与到这个合作的哪个环节，会有怎样的利益兑现？

　　田明：实际上，出场费的问题是，我们有自己的合作分成模式，并且这种合作会很长久，但不是按照导师的出场费来计算的，具体的细节不便透露。但整体来看，不是外面传言多少分成，多少出场费，不是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