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迪达斯撤离中国工厂，国内代加工企业面临“转身”阵痛。阿迪达斯给代加工企业的口头承诺在法律上恐难奏效，后者要求补偿的愿望恐怕要经历艰难的谈判

　　孙英莉焦急地期待着阿迪达斯方面能给个说法，能给予补偿。

　　作为上海漫浪纺织品有限公司(下称“漫浪公司”)的负责人，在过去的3个月里，阿迪达斯解除合同的一纸通知犹如一块大石头始终压在孙英莉的心头。虽然目前为阿迪达斯代工的车间里机器依旧作响，但她知道这里将在10月份以后由喧嚣变为寂静。

　　去年年底，阿迪达斯方面的口头承诺言犹在耳，但是今年4月，阿迪达斯终止合作的通知却让这一切成为过眼云烟。同阿迪达斯几个回合沟通下来，孙英莉告诉法治周末记者：“阿迪达斯答应跟我们商谈了。”至于能争取到多少补偿，尚是个未知数。

　　目前，摆在孙英莉面前的还有另外一个困扰，那就是失去阿迪达斯的订单后，如何让企业摆脱困境，如何维系企业的发展……

　　终止合同

　　漫浪公司是一家经营针织服装、羊毛衫、运动服饰的生产及销售的服装企业。自1996年即开始为阿迪达斯代工，2006年双方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

　　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后，为了保证工厂的设备和工艺合乎阿迪达斯方面的要求，漫浪公司斥资近3000万元专门建立了为阿迪达斯供货的生产线。目前为阿迪达斯代工大约占到了公司总产能的35%。

　　去年，就传出消息称，阿迪达斯即将关闭在苏州的唯一直营工厂，当时代工企业的“军心”有所动摇。不过，孙英莉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去年底阿迪达斯中国财务运营总裁Erick Haskell在给几家代工厂开会时，还口头承诺与中国代工厂的合作在2015年前不会有任何改变。

　　当记者问及为什么没有要求阿迪达斯方面出具书面承诺时，孙英莉很无奈地对记者表示：“我们当时也提出出具书面承诺的要求，Erick也表示会尽快给我们书面形式的承诺。会后我们再三催促，阿迪达斯方面却一拖再拖。”

　　再三催促后，孙英莉终于等来了通知，不过这份通知的内容却是要提前终止合作。

　　今年4月，阿迪达斯方面表示，出于“优化全球采购架构”的需要，要终止同10家代工厂的合作。其中漫浪公司“榜上有名”，此外还包括上海圣菲达服饰有限公司、上海东隆羽绒制品有限公司等6家公司，阿迪达斯同这些代工企业的合同将于今年10月终止，而同另外两家100%产能为阿迪达斯代工的企业的合同将于明年4月到期。

　　“本来终止合作是一个很正常的商业行为，双方事先协商好即可，但是不能见利忘义，等订单转移得差不多了，才告诉我们要终止合同。我觉得阿迪达斯就是在欺骗我们。”谈到被终止合同，孙英莉的情绪开始有些激动。

　　“这些生产线上的很多硬件和软件都是阿迪达斯专用的，并不能直接用来生产其他体育品牌。”谈及企业这部分投入，孙英莉很是着急，希望阿迪达斯能为其“出尔反尔”的行为给公司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偿。

　　上海东隆羽绒制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蒋留红也向法治周末记者表示，目前公司也在积极同阿迪达斯协商，争取获得补偿。

　　弱势对抗

　　不过，就在孙英莉和其他被终止合同的代工企业奔走争取补偿的时候，阿迪达斯方面给出的答复给这些代工厂商的头上泼了一盆冷水：“关于终止业务合同，阿迪达斯已对我们的供应商合作伙伴作出了公正和适当的法律告知。阿迪达斯遵守我们书面协议中的所有承诺，但没有法律义务进一步承担损失。”

　　据法治周末记者了解，当初漫浪和其他代工厂商同阿迪达斯签订的合同中有一条款是这样写的：阿迪达斯方面如终止合同，只需提前6个月履行告知义务即可，不需要承担任何赔偿。

　　如此看来，诚如阿迪达斯所言，2012年10月即将终止合同，4月即告知代工厂商，阿迪达斯的确作出了“适当的法律告知”。

　　不过，孙英莉却认为当初签订合同中出现类似的条款对代工厂商而言，有违公平，是“霸王条款”。“阿迪达斯方面提供的都是格式合同，你只能选择签或者不签，而不能跟他讨价还价。”孙英莉说。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叶林对法治周末记者指出，显失公平不是简单指合同对一方有利，而对另一方不利，而是指在合同订立时因某种特殊的情形，如乘人之危等，从合同订立伊始就已经形成了利益的不公平，违反了一方当事人的自主意愿，才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对于显失公平合同，合同一方当事人可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申请变更或者撤销。如果合同订立以后因为市场形势的变化等因素，而使合同对一方不公平，则不视为显失公平合同，也不属于可撤销的情形。

　　叶林认为，尽管阿迪达斯是强势的一方，但不能依此认定合同显失公平。目前阿迪达斯单方面解除了合同，就意味着代工合作的结束，至于给不给补偿则需根据合同约定来定。

　　此外，对于阿迪达斯公司财务运营总监Eric口头承诺在2015年之前不会更改合同一事，叶林表示，合同法中规定，如果首次合同是采用书面形式作出的，对于合同中重大事项的变更，必须以书面的形式作出，如果没有采用书面形式，则视为没有变更。

　　“承诺在2015年不会更改合同，就意味着阿迪达斯将要在一定期限内放弃单方解除权，是对原来合同内容的实质性变更，必须以书面形式作出方为有效。”叶林解释，“阿迪达斯方面的口头承诺、代工企业掌握的录音证据，顶多只是双方在补偿上要不要考虑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合同能不能解除的问题。”

　　这就意味着代工企业同阿迪达斯要求补偿的愿望，还将经历艰难的谈判。

　　艰难转型

　　阿迪达斯终止代工合同的期限不断临近，尽管说失去阿迪达斯的订单并不会使公司马上面临倒闭的风险，但是目前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都让孙英莉觉得争取新订单步履维艰。

　　“从阿迪达斯宣布终止合同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接到一个新订单。”孙英莉感叹道。照这样下去，公司只有缩减生产规模以求生存。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再找不到新订单，到了10月，为阿迪达斯代工的100余名工人将面临失业。

　　亚洲鞋业协会秘书长李鹏此前对媒体表示：“如果阿迪达斯等企业大规模减少生产线，受到产品工艺流程完整性的影响，很多代工厂很难独立生存。在这种情况下，代工厂如果还想依靠阿迪达斯、耐克等这些企业的订单生存，就必须跟着一起转战东南亚。”

　　现实中，也确有代工企业跟着阿迪达斯转战东南亚的。其中台湾裕元集团就是一个典型。资料显示，截至今年3月，裕元集团就在越南和印度尼西亚设立了286条鞋类生产线。

　　孙英莉对记者坦言，自己也曾动过“转战”的心思，并且前往东南亚国家进行考察，不过“不是想转战就能转战的”。

　　“一是如果都扎堆过去的话，那里的产能也会饱和。再者，东南亚国家的宗教信仰、风土人情、文化背景同中国有很大的差异，企业贸然搬迁过去，存在适应的问题。”考察过后，孙英莉基本上放弃了在东南亚设厂的想法。

　　北京关键体育价值研究院院长张庆对法治周末记者表示，出于成本的考量，阿迪达斯将订单撤出中国是正常之举。对国内的代工企业而言，在成本优势丧失的情况下，一部分代工企业肯定会被市场淘汰。剩下的如不能“外迁”的话，也可能需要考虑“内迁”，比如迁往人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中西部地区。

　　不过张庆认为，对实力雄厚的代工企业而言，更重要的还是要尽可能地迈入品牌商的行列。这些代工企业在制造上有很大的优势。国内晋江系体育品牌的崛起也给了国内代工企业一个很好的启示。

　　张庆所说的“晋江”，即是361度、乔丹、特步国际等国内体育品牌的孕育之地。这些企业一开始大都有过代工生产的经历，经过艰难转型，最终还是走出了一条自主品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