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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名农民工讨薪依旧无果 长庆油田负连带责任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1月21日 10:04  中国企业报
1月15日,农民工到陕西省靖边县政府寻求帮助。 刘洪岩/摄 1月15日,农民工到陕西省靖边县政府寻求帮助。 刘洪岩/摄

  38名农民工讨薪依旧无果 欠薪方对国资委《意见》置若罔闻

    长庆油田难以推卸的责任

  央企、知名外企等利用劳务派遣、工程分包等形式绕开《劳动合同法》,可以逃避应该对劳动者应尽的劳动保障义务,是致使目前劳务派遣市场呈现“非正常繁荣状态”的主要原因。

  本报记者郭志明/文

  1月20日,刘清吉等38名边缘石油工人仍在等待一个不可预知的结果———被拖欠的工资究竟何时能讨回。20天前,国资委出台了《关于中央企业做好农民工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中央企业督促劳务派遣单位、业务分包单位彻底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1月18日,本报曾以《央企有责任帮农民工讨欠薪》为题进行过报道)。而刘清吉所在的钻井队恰属业务分包公司之列。

  1月11日,本报以《中国石油下属公司卷入欠薪纠纷》为题报道了刘清吉和他的工友们的遭遇。1月20日,长庆油田新闻科彭科长回复本报记者称,刘清吉所在的钻井队属于工程外包公司凯丰公司雇佣,与油田不存在劳动关系,找油田是找错了对象,把长庆油田牵强地“卷入”事件主体,属于“恶意添附”。

  对此说法,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初学平从法律与社会责任角度提出质疑:长庆油田作为工程原始发包方对工程分包、转包必须全程履行监管义务,出现纠纷久拖不决,长庆油田负有连带责任。

  同时,从企业社会责任角度看,长庆油田将工程层层转包,导致资质较低的公司从事技术性较强的工作,致使劳动质量、效率低下,大部分利润被中间商赚取,并由此引发劳资纠纷,有损央企社会形象。初学平同时表示,愿意无偿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

  各方仍在“踢皮球”

  碰壁过后还是碰壁,讨薪屡受挫折的刘清吉不免有些心灰意冷。

  凯丰公司—长庆油田—西安市劳动监察大队—靖边县政府,这是10几天来刘清吉的维权路线图。“在等待中煎熬,在煎熬中等待。”刘清吉这样形容自己和工友的境遇。

  1月15日,38名石油工人等到的却是一个噩耗———他们被凯丰公司告知“工钱一分都拿不到了”。理由是因为工人讨薪上访凯丰公司上了长庆油田的黑名单,油田已经决定不再与其合作了。第二天,刘清吉和工友找到雇佣公司所在地———陕西省靖边县政府寻求帮助,仍旧没有实质进展。

  1月19日,凯丰公司董事长王凯数次给记者打来电话,坦称,本报报道刊出后,他受到了来自中石油和长庆油田的巨大压力,如果处理不好,明年很可能失去中石油外包业务市场。“我现在就听油田的,油田说给多少我就给多少,只要让我明年继续包活儿。”王凯说。

  当天,凯丰公司代表与工人代表终于在靖边县劳动仲裁委员会面对面坐下来接受调解,但前后不到10分钟,终因双方要求差距过大调解失败。第二天,双方再次协商,仍无果。

  “讨薪之路看不到尽头,我们还是希望长庆油田能出面帮我们解决问题。”刘清吉又一次想到了长庆油田。而接通长庆油田苏里格天然气勘探项目组经理王涛的电话,对方仍旧是相同的答复:长庆油田作为原始发包方已经把钱结给了下一级分包公司,油田与工人并无劳动关系,项目组只能帮助出面协调,但对结果无能为力。

  去长庆油田讨说法,刘清吉认为道理很简单:活儿最终是给长庆油田干的,工人上岗前也是经过长庆油田安全培训的,工人施工的工作证和完井卡片上都有中国石油的标志。如今拿不到工钱,长庆油田应该帮助其催讨。而“对于这种不良外包公司,中石油旗下所有公司都应该不与其合作,造成的后果更不应该由我们这 38名工人用一年的薪水来承担。”刘清吉说。

  初学平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原始发包方有义务对整个工程分包环节全程监管,而工资发放恰恰是一个重要的监管环节。因此,此次工人讨薪事件中,长庆油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庞大石油工人群体被边缘化

  刘清吉的遭遇不是个案。在38名石油工人身后,是一个利益一直被忽视的上百万边缘石油工人群体。如何实现同工同酬,保障每个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正成为摆在央企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常年工作在油田,干着最脏、最累、危险性最高的工作,却永远得不到正式石油工人所享有的权益保障,这个人群姑且称为边缘石油工人。即使是石油行业内部人士,也说不清这个群体的具体数字,只是一个“上百万不止”的笼统回答。

  “我们都是‘三无’工人!”因为没有劳动合同、没有社会保险、没有劳动关系,刘清吉戏称自己是“三无”工人。刘清吉是山东省滨州市人,曾经在胜利油田做过10年轮换工,又先后在青海油田、长庆油田担任钻井队队长。

  像这样的边缘石油工人有多少?据刘清吉介绍,2010年,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苏里格天然气勘探项目施工现场有超过800支油田外包井队一起作业,按每个井队平均30人计算,就有24000多名边缘石油工人。而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党委宣传部企业文化科杨科长告诉记者,按照长庆油田的油气年产量,类似的“边缘”石油工人每年不下20万人。

  据记者了解,每个油田周围都会形成油田外包队伍集群。以延长油田为例,周围活跃着200多支个体井队,延安周边县每个县都有三四十支井队。这些个体井队的工人多数不签劳动合同,人多的三班倒,每人每天工作8个小时;人少的就两班倒,每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

  公开资料显示,长庆油田已跃升为我国第二大油田,而中石油旗下油田共有14家。此外,加上中石化及其他各级国有石油单位旗下油田,我国油田总数已接近30家。业内人士据此估算,边缘石油工人肯定不止上百万。

  长庆油田监管缺失

  2010年12月31日,国资委出台了《关于中央企业做好农民工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中央企业建立健全劳动报酬支付监控制度,适时开展本企业农民工劳动报酬支付情况专项检查,督促劳务派遣单位、业务分包单位彻底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确保农民工劳动报酬按时足额发放。

  刘清吉所在公司恰属业务分包之列。有了该指导意见,刘清吉以为找到了“尚方宝剑”。然而令他始料未及的是,长庆油田除了宣布封杀凯丰公司外并未采取其它有效 “督促”手段。

  对此,初学平分析说,长庆油田封杀不良分包公司的行为并不能规避其法律责任。虽然对讨薪工人做出了一定回应,但为了保护工人的权益不因此事件遭到报复,还要采取适当的保护工人利益措施,如结款预留部分押金,以防分包公司克扣工人工资等。同时,应建立行业黑名单,对于有过克扣工人工资行为的公司,全行业应拒绝与其合作。

  初学平认为,石油工人讨薪事件表面看是农民工遭遇不良分包公司,实质暴露了长庆油田在工程分包监管上的漏洞、在工人权益保护方面的不足,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长庆油田不仅要在创造经济效益方面带头,还应该积极加强社会责任的软实力建设。

  北京法律工作者李新亮则认为,钻井是油田中技术性较强的工作,而最终却是由技术力量薄弱的农民工完成,这在长庆油田将业务外包给资质较低的凯丰公司之初就已经为纠纷的产生埋下了隐患。李新亮同时认为,工程分包是最易产生腐败的环节,长庆油田在这方面同样不能免除监管责任。

  李新亮说,庞大的边缘石油工人群体之所以存在,除了一部分属于企业必要的需求外,更多的则是企业为了绕开颁布不久的《劳动合同法》所带来的企业用工风险。

  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时福茂认为,央企、知名外企等利用劳务派遣、工程分包等形式绕开《劳动合同法》,可以逃避应该对劳动者应尽的劳动保障义务,这也是致使目前劳务派遣市场呈现“非正常繁荣状态”的主要原因。

  对于解决企业为绕开《劳动合同法》而致使劳务工、派遣工泛滥的情况,时福茂认为,除了加强政府监管力度外,企业自身还应善意、正确地理解立法用意。

  1月18日,记者给长庆油田发去采访函,拟采访内容包括外包工程如何监管、国资委指导意见如何落实等。1月20日记者发稿前,长庆油田给记者发来书面回复。回复称,油田对乙方承担的钻井工程负责验收合格后,指导客户及时办理工程结算,并为乙方提供结算服务。记者报道反映的是民营钻井队与榆林凯丰公司的劳资纠纷问题,因而,应该向榆林凯丰公司了解具体情况。

  对于此次农民工劳资纠纷及暴露出的相关问题,本报将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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