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国美电器将在香港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将有8项议题，提供股东表决。其中第4-8项是大股东黄光裕方面的提议，主张撤销陈晓董事局主席职务，撤销董事局增发股票授权。历时逾19个月的国美电器控制权之争，即将揭晓最终的答案。

　　9月17日，陈晓接受第一财经《财富人生》独家专访，这也是他在近期的风暴眼中首次接受电视媒体的采访。

　　第一财经：感谢陈晓先生做客财富人生，特别在这么一个关键的时刻，第一次首次接受电视媒体的采访。最近只要是关注财经界新闻的人没有一个是不知道国美的这个大选之争的，那么您也是这个风口浪尖这个风暴最中心的一个人，能不能给我们描述一下您现在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陈晓：对我本人来讲，包括我们的团队，实际上我们很坦然，这个事媒体可能放大了很多，对我们来讲，我们去让股东做选择，而我们会尊重股东的选择，所以对我们来讲很坦然，并没有像外面感受到的这种什么紧张气氛啊或者是这种压力啊，因为我们感觉我们做事情都是对所有股东有利的事情。

　　第一财经：我觉得我想媒体可能把这个事情您说炒作的比较大等等的，在这个事情上比较集中的一个就说是大股东入狱了，那么大股东之前一向是他说怎么就怎么的，那现在管理的团队明显和大股东的意向有区别了，那所以说整个的一个争端到了媒体这边又把它直接就升级到黄光裕和陈晓两个人之间的争端了，您觉得这是不是有不公平的地方？

　　陈晓：首先呢这里有些概念可能对大众来讲有些模糊，假如是个私人企业的话那么大股东是老板，老板该怎么说就怎么说，他怎么说就怎么做，当然这是一个在企业内的一些通常的规则，是吧，那么首先我们这个公司呢并不是一个私人企业，它是一个香港上市的公众公司，那大股东只是百分三十多的股权，那么还有百分之六、七十是一些公众的投资者包括其他的一些投资者，所以这样一个公司从理论上来讲也不应该大股东说什么就是什么，因为它企业的性质就是这样一个性质，同时呢，实际上还有一个话就说可能现在媒体也不大多讲了，即便是一个私人企业的话老板说什么就是什么，这样一个企业是不是吻合社会的价值观，这个可能又是一个话题了，假如说这个，比方讲黄光裕先生的有些事情，实际上今天被中国政府的司法部门已经定罪了，那这样一些想法假如在企业里面也是说什么做什么的话，那显然这个企业是无法在社会上生存下去，所以这个问题还不能很简单的说，因为他是大股东说什么就是什么，可能有些东西还是要把它掰开来看清楚了，然后说对的应该做，说的不对的，那可能就不应该做，否则付出的代价可能会更大。

　　第一财经：那我能够理解如果说大股东的意向和其他的一些股东或是作为一个上市的公司公众的利益有很大的出入的话，那么您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来说，您应该维护是大多数人的利益，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其实也就是说您所看到的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大股东黄光裕先生的利益是现在是有冲突才会走到这一步了，那我想了解一下你们双方之间这个利益的冲突是不是根本就没有一个和解的可能性呢？还是在接下来九月二十八日的大选当中双方还是有可能达成的一个和解的呢？

　　陈晓：九月二十八号股东大会这个可能已经是很难回避的了，因为这个本来就是大股东提出来要开这样一个会来通过他的一些议案，那么这些议案最后怎么样的结果我相信所有的股东都会根据他自身的利益和自身的角度来有判断，那么回到前面就说那个矛盾是什么呢？为什么不可调和，我认为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当然有些问题假如说比方讲我们讲象去年香港证监会对他起诉这件事情，那显然这件事情作为大股东来讲做了很不恰当或者说完全不应该做的事情，那么这样的一些后果呢是不光是伤害了公司的整体利益，那么对所有股东的利益都是一种伤害，当然这个最后法律会有一个最后的评判，那么从一个公司的利益的角度来讲或者是从股东的利益角度来讲，那显然在这件事上大股东他有充分的个人利益，那这个个人利益显然已经伤害了其他股东的利益和伤害了公司的整体利益，那么这样的东西实际上是无法调和的，当然假如说认识到这些问题可以去改变或者说可以补救、补偿的话那么还可以回来，我们重新从整体公司的利益去考虑，从全体股东利益去考虑的话显然还是可以走到一起去的。

　　第一财经：但是就眼前的九月二十八日提出的这个八个事项其中三个事项是代表您这边所代表的国美的管理团队的意向的，另外五项是黄氏家族提出的，那么就眼前的这九月二十八日的这个投票而言，没有什么和解的可能性，只有非此即彼，一定是有胜出的吗？

　　陈晓：到今天了，实际上这些提案你不撤销那么就只能让股东去决定了。

　　第一财经：那么之前尝试过说通过各种各样的沟通的方式想要达成一个和解吗？

　　陈晓：在这之前应该吧，也就是说这要追溯到更久了，就是说大股东和我之间或者和我们管理团队之间确实有一些观点的不统一，这些不统一最后堆积在一起有了最后说要改组董事会，有了最后的股东大会这五项的提案，所以这个过程还是一个慢慢成形的一个过程到今天是个结果了，当然这个结果最后的验证是让股东去表决了，是吧，这个过程里面实际上我们感觉本来是不应该有这些所谓的不协调，或者说相互之间的这种观点的不统一，我们到今天我们都很难理解大股东为什么会这样？

　　第一财经：这个也是我想问的，可能因为想避免我们作为媒体的可能的一个片面性的理解，但是毕竟管理团队直接跟我们媒体沟通的机会比较多，我们也在想就是从一个理性的角度或者从一个书本上一个分析的一个角度怎么看您这边是有道理的，那么黄光裕先生为什么要坚持他现在的这个立场呢？您从他的角度想过这个问题吗？

　　陈晓：我对，百思不得其解啊或者说我们管理团队百思不得其解到底什么原因，

　　Vcr 黄光裕入狱

　　当然他也提了很多理由是吧，客观的讲国美电器这个企业黄光裕是创始人，在这个企业的创建和成长发展过程里面他显然黄光裕先生是有贡献的，那么今天这个国美的这些基础是他当年带着这个企业的团队、员工一步一步打拼出来的，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也发现这个实际上还是存在了一些问题，对吧，当然这些问题实际上今天的结论已经出来了，零八年底被抓以后到今天终审判决以后很多问题都已经浮出水面了是吧，包括香港证监会的这个案子，那么也就是说成就这个公司的成长和初创，包括它形成一定的规模黄光裕是有贡献的，但是这个贡献不能代表一切，是吧，包括今天的这个现状也是黄光裕这个他的有些的个人的个性也好，一些行为也好，实际上零八年底他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对公司带来的这种。

　　第一财经：拖累了公司。

　　陈晓：毁灭性的打击，实际上，我们去看中国很多企业创始人出现这种情况企业很多了，很多企业就不在了，那么当时的国美同样情况，零八年底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对我们整个企业来讲，对我们管理团队来讲，对我们员工来讲都很难面对，当时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们很多利益相关方都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银行，在瞬间就把我们所有的信贷额度就冻结了，我们的供应商因为我们有很多应付款项在我们这里，怕最后说货款会出问题，会有坏账，很多企业采取了很过分的措施，那么我们的这个经营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从最极端的我们整个公司，实际上我们管了两块，上市公司这个部分和一部分非上市的部分在高峰的时候我们的信用额度有一百多亿，但是出了这个问题以后在瞬间最极端的时候到了十个亿，很多人是无法想象说一个企业差一百亿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实际上面临着资金链的断裂，而我们企业和别人又不同，因为我们是香港上市公司，在公司比较好的时候我们还发了一些债叫……那时候实际上我们还面临着一个香港的五十二亿……的提前赎回，而公司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资金可以去面对说我要去还五十二亿的这个债。

　　第一财经：也就是为什么那个时候一定要把贝恩资本拉进来？

　　陈晓：当时还根本就找不到投资者，贝恩是后面的事，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金融风暴最猛烈的时候，整个资本市场一片恐慌，根本就没有投资者能拿出钱来。

　　第一财经：那么那个时候最终决策人其实已经是您陈晓先生您自己了已经不再是黄光裕先生了。

　　陈晓：对，那个时候黄光裕已经被抓了，那个时候他已经完全没有自由了是吧。

　　第一财经：那么如果说把这件事情追溯到最开始的话，我们刚才在说不可，现在已经到了最起码在眼前的九月二十八号大选的时候有些事情已经是没有后路可以退了，那么他最根本的矛盾就是那个时候产生的。

　　陈晓：其实实际上也没有矛盾了，现在只是社会上的舆论。

　　第一财经：你们之间视野有了一些出入。

　　陈晓：也没有矛盾，对他来讲他也很清楚，公司可能会出重大的问题，他也不知道外面情况怎么样，那我们也通过一些政府的渠道这点还是要很感谢政府，因为这个企业在市场上影响比较大，而那个时候社会的稳定是很重要的，谁都不知道金融风暴会演变成什么东西，是吧，所以那个时点上政府给了我们一些空间，我们跟他之间还是有一些简单的文字的交流，那个时候我跟他讲，第一件事情你要把你的法人授权拿出来，否则这个企业就无法运转了，这点上政府给了我们一些方便，但是实际上他也不知道到底外面的环境是怎么样，发生多少的变化。

　　第一财经：您觉得他现在知道吗？

　　陈晓：现在应该知道了，可能那个时候不知道后面一段时间以后慢慢的有一些了解，但是这个了解可能也是渐渐的不够完整的，因为没有这种当面沟通的机会嘛，实际上他也知道公司一定出大问题了，那个时候他想的也是要保公司，同时他认为只要能保住公司他即便不是第一大股东都可以接受。

　　在公司最艰苦的时候我们需要融资，我们最后也拿到了融资，这个融资实际上我们为什么选择贝恩，当时有很多人可以选择，当然条件是不同的，但贝恩确实那是唯一一个能够接受对原有股东摊薄这个问题上能让步的人，别的人都需要摊薄，不摊薄我就不能够投资，而唯一是它接受了不摊薄的一个条款，当然它不摊薄的条款背后对它的保护可能更为审慎了，所以就是所谓的说它要有三个董事，因为我们不答应三个董事，它这个投资也不能进来，那可能公司就活不下来，到今天我们去看这个过程也是合理的了，三个董事作为这样一笔特殊的投资也是合理的了，……最早我们零六年引进华平这个案例，同样的案例来讲，当时我们引进华平的时候公司在健康的状态之中，没有出现这种濒临死亡的危机是吧，那么条件我们更主动一些，我们引进华平我们发给它我们当时股权比重的百分之五，而且这百分之五和贝恩还有区别，因为我们发了一部分……这个名词更专业一些了，也就是它不是一个现金，它一部分不是现金，所以风险要小很多，当时华平也捆绑了黄光裕，也派了董事进来，那么那个时候是百分之五派一个董事，今天是百分之十派两个董事，完全合理，对吧，那么今天又多了一个董事，三个董事，因为公司这个很特殊的环境下，它没有钱就要死了，而公司必须要融资，而能够接受不摊薄老股东，特别是大股东的唯它一家，它多一个董事，我们能不接受吗？那我们不接受公司就要出另外的问题，可能就活不下去了，所以对我们当时来讲，这个融资我们认为是各方最满意的一个最佳方案，而恰恰就是这个融资在零九年度在金融风暴的整个过程里面，在亚太地区被投行界评为当年亚太地区最佳融资，所以今天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说管理层有问题，我们怎么都不能接受，而且说这个有问题的人实际上他知道没问题，那就更不能接受了。

　　第一财经：但现在却不能接受了。

　　陈晓：当然今天和那个时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司从那个死亡线上回来了，那回来以后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概念，当然这里面可能还有很多信息传播上的不对称啊，包括他的家属的一些对信息反映的真实性是不是可信啊这些东西我们很难去了解其中到底什么样的原因了。

　　第一财经：那么如果说有一些事情的确是因为信息传递上的不对称而造成的一些误解，那现在杜鹃她当庭释放了，那么杜女士的当庭释放是不是对于你们之间的双方的一个沟通上是有利的呢？

　　陈晓：确实杜鹃这个我相信她和黄光裕先生本人的沟通也会有困难，我相信在中国这种市场环境下，不可能有这种便利性，因为在审理过程里面可能是分别的。

　　第一财经：但是毕竟是作为同一个家族的你觉得他们的立场应该是一样的吧？

　　陈晓：杜鹃和他是同一个家族，她妹妹、母亲同样也是同一个家族，到底谁能够代表她这个我也很难分辨是吧，当然她个人有些意见还是传递出来了，当然这个传递出来的方式可能也是通过一些律师啊，这种间接的传递是不是一定完整或者说是她本身一个确定的意见这个也很难去分辨，但总感觉很多还是她本人的意见，说到杜鹃实际上就说到我和黄先生之间的私人感情了，应该讲。

　　第一财经：您上一次见到黄先生是什么时候？

　　陈晓：我上一次那就是在零八年的十一月十七号之前了，这之后就没有。

　　第一财经：入狱之后就没有见过？

　　陈晓：就没有这种条件感情还是存在的，所以我在今年的六月份曾经我召集我们的团队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那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一审判决了，那么他们要上诉，同时我们感觉到杜女士有可能会这个改变，可能说从三年半的有期徒刑改成三年是吧，当然前提可能是当时她有一个两亿的罚款要及时的交付。

　　第一财经：这是保释金还是罚款？

　　陈晓：罚款，那么她家里的人也告诉我说，黄家没钱，他们只凑到了五千万还差一亿五千万，假如说在这个规定的时间点不能把这两亿元凑齐的话那么可能杜鹃的改判就可能希望不大了，我记得我那次召开我们公司高管的一个特别会议，因为确实假如他们讲的这个话是真的话，从个人感情来讲还是假如有个可以改变的机会的话应该去努力的，作为我们曾经是朋友，最后我们从非上市公司这个平台上抽掉一亿五千万，理论上来讲当时的非上市公司的资金情况十分困难，从零八年底出事以后银行的信贷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恢复，上市公司的资金已经完全没问题了，但是这个非上市公司的这个很困难，而且我们刚刚做完了一个新的五年规划，这个部分要开始重新的发展，资金是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但是这边说假如说不能及时把这个钱交付的话，可能她的改判就有问题了，所以当时我提议说能不能是不是再咬咬牙能够凑这个一亿五千万及时的可以交付上去，团队基本一致的同意了，所以从情感来讲我们感觉不光是我们管理团队和他们之间是有这样一个情感基础在的，在这么样一个很难选择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想方设法的去。

　　第一财经：那这点和黄先生和杜女士本人他们知道吗？

　　陈晓：我相信他们今天应该很清楚嘛，不应该。

　　第一财经：杜鹃当庭释放之后你们见过面吗？她有没有试图跟你沟通呢？

　　陈晓：最近见过面，我从国外回来，她和我见过一个面。

　　第一财经：你们都聊了些什么？

　　陈晓：都聊了些什么，当然从我的感觉来讲今天这个结果不应该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结果，假如说对公司有伤害的话那么这个一定不是个好的结果，但对公司没有伤害协调这个实际上是有这种想法但完全协调实际上我们有底线，有原则，不能放弃原则是吧，因为这里面还有很多过程里面沉淀了很多东西也让我们看到了很多东西，所以我们在零八年底出完事以后我对管理团队的一个要求是说，首先这个我们做任何事情的决定一定是以公司的整体利益为主导，做对公司正确的事，不光是对今天正确，对未来也要正确，这是第一。第二从个人情感方面来讲的话，我希望我们和黄光裕先生之间应该有一个情感空间去保留，当然前提是要做正确的事情，我们这一路过来实际上到今天是二十二个月是吧，我们始终依照两条标准作为我们做任何决策的一个最根本的依据，为什么说对公司要做正确的事情，确实在我们看到一些情况之中，黄先生确实做了一些对公司整体利益有伤害的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在我们身上就不能继续了，也就是回到你最早提出的问题说就是大股东讲的要不要听，该不该听，如何听，这里边应该有个判断和原则，首先你刚刚讲的这个问题很好，因为实际上对我们假如说是一个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来讲，这个董事不管是谁推荐的，最早的时候是希望你代表谁的利益，一旦进入董事会你必须对所有的股东负责任，这是股东的一个信托责任，你不能说我因为是谁让我去董事会的，所以我必须代表谁的利益，那这样的话实际上你就不具备担任这个董事的资格，所以也就是说要不要听大股东的意见，如何听大股东的意见，就变成说你是有前提的，而不是说没有前提的。

　　第一财经：那之前为什么说是在零八年十一月份出事之前这个前提，好像双方的前提都是吻合的，为什么在那之后你们之间逐渐逐渐就会你们的立场不同了呢？

　　陈晓：实际上零八年出事之前这个公司基本上是黄光裕这个控制的一个公司。

　　第一财经：对，我们在外界看起来也是这个样子，国美真是一个没有山头文化的公司。

　　陈晓：他在董事会的席位决定了他的意见可以主导。

　　第一财经：我们也听说你们董事会开会基本上就是黄光裕一个人说话的确是这样的吗？

　　陈晓：当然也好有些董事们会发表意见包括我啊，包括原来的一些个别的独立董事，包括像原来最早华平的孙强先生，应该说也会有一些各方面的意见，但是这个董事会总的一个票数来讲还是黄先生能够控制的更多一些，是吧。

　　第一财经：那为什么之前管理团队就能够很佩服很顺服的听从黄光裕先生的指令，为什么后来就不行了呢？

　　陈晓：这也不是完全的一个佩服和信服的概念，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也就是说那时候的管理团队除了我以外大部分人把自己放在一个执行者层面他不是一个决策层面，决策层面一旦有决策执行层面要去执行他并没有参与到企业的决策层面，而大股东出事以后，他被抓以后，他这个人不存在了，他在公司里已经不存在了是吧，被关在牢里了，那对公司来讲你的管理层显然就马上发生一个变化，你现在没有决策的层面了，那么你要补位，你要变成决策层。

　　第一财经：那个时候您是其实是最后决策人了。

　　陈晓：最主要的决策人吧，因为我们还是一个团队概念，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团队讨论公开讨论什么大家去充分发表意见最后形成一个最终的结论，你说的这个变化是这样来的，原来他们在执行层面没有去考虑决策层面的任何问题，但是今天因为决策层面发生变化以后缺位了，他们必须补位了，任何一个公司没有决策层的话企业是很难的往前走的。

　　第一财经：也就是国美在黄光裕入狱之后的这一年、半年被强逼着很快的从一个家族企业的运作方式马上转型成一个上市公司公众公司的一个运作方式？

　　陈晓：也不能简单的这样讲，因为他本身在公司的状态实际上他也想走职业化的道路，当然因为他个人的强势是种习惯，所以说在决策的层面上这个还是保留了这种风格啊，个人的风格和这种习惯所以说既希望我们这些能够慢慢的过渡到职业化的道路上去。

　　第一财经：但是又放不下手。

　　陈晓：在这个环节里面可能有个缺口，那刚好他出事以后这个缺位就发生了，而企业是不能决策是有缺位的，而且特别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之中企业面临倒闭，资金链断裂那一定要有迅速补位才能够协调各方面去度过这个困难的阶段，所以他就马上产生了一个说决策层要有补位，自然而然的这些人就说我要考虑怎么决定，而不是说谁决定我来执行，因为没人决定了，他不在了，没人来决定，那么自然而然形成一个新的决策机制和决策层面，那么一旦你的角度换了以后我们都说叫屁股指挥脑袋，那你考虑的问题就不同了，原来我可以什么都不要考虑我只要听就可以了，但你今天必须考虑我明天这个企业往哪里走？这些问题我应该怎么处理？那这个是一个变化。

　　第一财经：那如果说管理层做的事情一切真的都是为国美为企业好，而且做的事情不但是情理上对，而且是事实上在盈利半年你们的报表就同比增长了这个净盈利额是同比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是不是？那这一个不单单是情理上做的对，而且业绩上也做的好，那么为什么作为大股东他会说利益上跟你们有冲突呢？

　　陈晓：首先我们看今天大股东反正这个事情已经在媒体上炒的沸沸扬扬是吧，大股东现在指责我和以我为核心的管理层，那今天又变了，可能指责管理层不大说了，可能指责我个人更多了是吧，

　　第一财经：矛头指向您个人了。

　　陈晓：我们可以看他几个主要的观点，第一说业绩不好，对吧，这个问题我就感觉很滑稽，假如大家是明白人的话，一个企业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生到死，再到死到生，这样一个过程，就像一个人说正常两个人在竞争，在赛跑其中一个人突然说摔倒了，送医院急救，救完以后再回到赛场上去，怎么说，他说这段你怎么不跑了，这个很正常，因为他在医院抢救，弄不好他根本就不能回到赛场来了，是吧。

　　第一财经：但是这个可能也是因为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立场，黄先生从他的立场来说他所看到业绩并不是说你的这个净利润能够增长多少。

　　陈晓：不是利润，他是说我们这个企业规模上发展上停滞了。

　　第一财经：对，因为每个人他所看的这个角度不一样嘛。

　　陈晓：这个我们不能去抹杀这段历史，零八年底。

　　第一财经：那我们继续回到刚才谈到的业绩，就是您说大股东指责你们业绩不好，但是我相信他可能他眼中看出来的业绩和你们眼中看出来业绩是不一样的，他看的整个公司发展的规划，那么他想要的这个规划的发展的道路可能和现在管理团队所做的走的方向不一样。

　　陈晓：这是大股东判断市场造成的一个混乱，他是故意的，我相信黄光裕。

　　第一财经：故意的？

　　陈晓：对，我相信黄光裕一定是个聪明人对吧，他不会不了解说零八年底到零九年公司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发生这么重大事情的公司你要用一个它什么都没发生过的一种想法去想象它显然他不会，他今天提出来这样一个疑问所谓的问题，在他心目中根本就不是问题，因为所有的人都明白有了这一段，你说我企业当它没发生过？不可能的，从一个正常的企业突然都要死亡了，然后从死亡线上慢慢回来，能够回到原点就不错了，他说我不满意，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你黄光裕入狱这件事情造成对企业带来的伤害，不是别的人带来的伤害，然后我们的团队，我们的员工尽了那么大的努力让企业从死亡线上回来你说我不认这一段，这显然是对整个管理团队，对全体员工努力的一种不屑一顾，这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合理的，所以提出这样一个所谓的疑问来，他假如说是行外的人或者是完全不了解情况的人那个还有理由那么作为他来讲就根本不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第一财经：这个根本就不是理由？

　　陈晓：根本就不是理由。

　　第一财经：那您刚才说他还指责您其他的一些东西，不单单是管理团队，矛头直接指向您陈总本人。

　　陈晓：他说了几个原因，一个是业绩不好，是吧，第二是说那个我们当时融资所谓的融资阴谋论是吧，把贝恩引进来了，然后签了很多这个条款，是吧，使公司面临了这种困境，对吧，我相信他同样清楚，有没有这些问题，比方他提到说我们和很多媒体都要讲包括最近这些周先生周律师也在外面公开的讲，指责管理层说，指责我说，引进贝恩在这个投资条款里面有很多苛刻的或者说不恰当的什么什么。

　　第一财经：有点像贱卖国美这种感觉是吧。

　　陈晓：他还没说贱卖，他只说条款签的不合理啊，说有几个环节，一个所谓的叫做违约赔偿，说贝恩投资捆绑了我和管理层，假如说我和管理层离开公司的话要赔偿，对吧，实际上我去看所有的类似的CB投资条款都会有降低投资人风险的这样保护性的条款，捆绑，这个企业的大股东也好，主要的核心经营层也好，都会有，我们公司同样有过，我们零六年引进华平的时候同样有类似的条款捆绑了黄光裕，当然今天因为黄光裕不在了，那对新的投资者来说它捆绑谁呢？捆绑核心的管理层，那显然我和我们核心管理的团队应该是对方要捆绑的对象，是吧，我记得这个谈判很艰苦，我认为投资者贝恩捆绑我不合理，因为我是小股东，假如我因为个人的原因离开公司让公司承担那么大的风险显然是不合理的，我说我不能接受，后来贝恩感觉还得捆绑啊，不接受也得接受，所以它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说是不是你们我们当时有三个核心的管理层，我一个，现在的总裁王俊洲先生，还有我们的副总裁……它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你们能不能三个里面两个人离开算是违约，为了这个条款我们又争了很久很久，我说我这个感觉上要比那个好很多，但是还是不能接受，最后所有的管理层的捆绑我们把它取消，现在说因为管理层的捆绑或者捆绑我个人，所以我离开要公司赔二十四个亿完全是子虚乌有的，而这个情况我相信黄先生本人应该清楚啊，他并不是不清楚，而现在外面传的沸沸扬扬里面有一个捆绑条款不合理，对吧，他还说另外一个条款，我记得媒体这样讲的，周先生在很多场合这样讲过嘛，说因为我为公司这个银行贷款担保了，而这个担保假如我撤销银行贷款，也撤销的话公司要赔多少钱、多少钱对吧，确实在公司最艰苦的时候，在零八年底，零九年初的时候，刚才讲的资金链发生断裂的这种状态的时候很艰难，很艰难，每天有一大堆的供应商在要钱，甚至我们艰苦到什么程度，我们动员员工说这个月的工资先不发了，先还供应商，先进一点货，明天还要卖货，明天还得开门，很多分部的员工接受为了公司的存活，这个月工资不拿就不拿吧，下个月再说吧，我们分管业务的副总裁盯着我说陈总，你下决心吧，因为他知道有一部分银行当时提出来说这部分钱可以不拿走，但是我个人要担保。

　　第一财经：个人？您个人？

　　陈晓：对，因为很多公司大股东担保这种事情很常有的事情嘛，但是让一个小股东去为公司担保这确实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第一财经：但是在大股东不在的情况下您作为小股东最后是做了怎么样一个的决定呢？

　　陈晓：最后担保了，但那个时候担保确实风险很大，因为不知道明天公司能不能活过来，要活不过来这个担保就……

　　第一财经：这个总的价值是多少那个时候？

　　陈晓：最高峰的时候有十九个亿。

　　第一财经：都是以您个人的资产来担保的？

　　陈晓：对，对，我签不了这个字，真的签不了这个字，但是我很难看我那个团队那些人的目光，假如不签这个字可能真的很难活下去，最后签了。

　　第一财经：您那个时候想到的是对于这个企业还是对于您和黄光裕家族之间的感情还是对于您作为一个职业管理人本质上的一个责任心，到底是什么那个时候是您的动力呢？

　　陈晓：首先我感觉这个时候跟黄先生的感情是其次的，首先那个时候救企业我感觉这是一种责任，没办法去推脱的责任，因为没有第二人可以顶起来那个时候，而且这个企业我感觉它应该是有希望的，它原来的基础也好，包括我们团队那个时候我们在讨论光是去如何改变也好，包括内部措施也好，是能够经过我们的努力是有可能把它救活的，再说有那么多的员工，那么多的供应商朋友，那么多的银行，假如这个公司一旦倒下去所产生的连锁反应是很难想象的，感觉是种责任，你必须去面对这些东西能够跨过去，当然确实签这个字确实我反反复复考虑了很久、很久，因为它并不是一张银行的单子，几家银行，这个银行五个亿，那个银行八个亿，这样组成的十九个亿，每签一个字都很困难，但好在我们今天走过来了，所以说我们团队经常讲说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去，所以经历的过人都不希望它再来一次，再来一次肯定大家都承受不了，但滑稽的是说这个事过去以后今天有人说我为了所谓的阴谋论当时为公司去做担保了，说假如说我今天撤销这些担保银行贷款发生变化那就可以赔偿贝恩多少、多少，二十四亿吧好像这个概念，实际上很多人都很清楚那个担保是发生在零九年的年初到今天一零年的下半年，实际上我所有的担保到今年九月份全部到期了，最后一笔也到期了，在此之前陆陆续续到期了，根本就不存在我为公司担保说要赔偿这些概念，变成所谓阴谋论的一个理据，为公司担保是为了配合这样一个阴谋，然后说贝恩又捆绑了我们管理层，捆绑了我，我离开的话要赔钱，我相信社会舆论是不知道这些内情的，但是实际上黄先生或者他的家人应该是了解这些内情的，而了解的这些内情的人就编出这样一段故事来去指责我，那我就不理解他为什么了。

　　第一财经：那允许我再回到原来的一个问题，黄先生他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您现在有机会跟杜鹃本人会面你们也聊过了，那您也说黄先生自己本人也是一个聪明人，您刚才在形容这整个一些事情的经过当中还说过你们是曾经的朋友，那么你们现在。

　　陈晓：我认为朋友始终是朋友，今天的环境变了，是吧，我认为我们还是朋友，包括我们对杜女士那时候的一个处理，我们认为始终是我们这种情谊在起作用。

　　第一财经：您刚才告诉我们您做了这么多事情，为杜女士交罚金，在黄光裕的这个公司出了问题的时候您作为一个小股东自己拿出自己的资产来做抵押。

　　陈晓：这不是黄光裕的公司，所以说我认为这是一个上市公司，我们都是这个企业的一份子，假如真的是黄光裕个人的公司的话那么我显然更没有理由做这样的事情了。

　　第一财经：但是这个就是舆论，特别是中国的这个舆论环境下大家容易进入的一个误区就是觉得这是家族企业，这是民族企业，可能没有看到它在上市之后已经改变了它在本质上有一定的改变，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会更容易进入这样一个误区，媒体的跟风也好怎么也好，更容易的会去说为什么作为一个职业管理人会。

　　陈晓：媒体是因为不了解嘛，所以说它可能就变成一个不正确信息的传播者了，当然大众受到这个传播以后会感动，大家认为说这个到底怎么了，黄光裕犯罪了，被判刑了，你们干吗把他踢走啊？

　　第一财经：对，因为中国人是看重这个义气，很看重这个家族企业这个感觉。

　　陈晓：也不是，我不是太清楚，这种情感上的东西我不是太清楚，从传统道德的角度怎么去理解，正是因为你刚才讲的可能这种大众内心的一些情结把这些虚假的东西一套进去说，哟，这个故事很完整，变成我好像是很不仁义，很不道德了，是吧，实际上我感觉这首先是有人在编造这段东西，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现在根本的说是从第一句话来的，说我们要把大股东踢走，为了踢走大股东安排贝恩融资的条款，是吧，然后一步一步往下走的，首先我感觉这些也是一个很滑稽的一个故事了，是吧，黄光裕是在零八年的十月份出事的，今天已经到一零年的九月份了，黄光裕现在公司的股权的比重从出事的时候是百分之的三十多到今天还是百分之三十多，没有任何的变化，怎么叫做踢走大股东呢？大股东始终是大股东，这没有任何的变化，是吧，

　　第一财经：那么现在其他的一些在九月二十八日在话语权有投票的人都站在哪一方呢？

　　陈晓：我相信所有的投资者他的投票会很审慎，会很慎重，对投资者来讲他投的这一票一定是对他投资的最后回报希望更合理的这一方，他会这样投，是吧，所以我相信每个投资者都会很理智的，很庄重的去投这一票。

　　第一财经：那跟您确认一件事情，核实一下，是不是就在最近九月九日这个样子，国美的发言人说管理团队已经确保有百分之四十二以上的投资人的投票了，是这么回事吗？

　　陈晓：我们可能是这样讲的吧，有百分之四十二的这个股份的机构投资者的态度是支持公司的，但这个投票还没到那个时点呢，说那个话，9月9号还根本没有开始投票呢。

　　第一财经：您自己对这个投票的最终的决定有什么样的预判吗？

　　陈晓：首先我们关于团队也好，我本人也好，刚刚开始我就讲过我们会很坦然的去面对这个结果，投资者怎么选择我们就怎么做，我感觉这个并不太重要，而且你也没理由说你投资者该怎么投票，你必须怎么投票，我相信这个是任何人说这个话是没用的，因为投资者投他这一票的时候，他一定考虑我这个投资者这票投下去对我是不是有利。

　　第一财经：你有没有过积极的去游说，积极的去跟投资者。

　　陈晓：我们有交流。

　　第一财经：有。

　　陈晓：我们有交流，我们是说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公司的现状，从2008年底的时候这个状态走到今天，这个应该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我们的中报除了黄先生指责以外，所有的机构投资者没有不满意的，那我相信他们都会有自己的判断。当然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事件，因为你感觉假如，我们这个投资者是什么样的组合，黄光裕先生是一个部分，他这个部分很清楚我该怎么投，他是1，是吧？很清楚，一个人有30%多的股权，另外60%多的股权是成千上万的人，成千上万的人他最后投票一定是他每个人基于自己的理念去投的，任何人都不能改变他的决定，你可以跟他去交流说服，但决定还是他。所以这个游戏实际上是个很不公平的游戏，1和100就很复杂了，100的统一就很复杂了，1千就更复杂了，要到1万那就更复杂了。假如说这个那么复杂的人群可以投一个一致的票的话，那个是什么样的原理才可以啊？不是我说什么就可以做到的，对吧？

　　第一财经：那从黄光裕先生的角度来说，他的那一个您说这个投票的这个是不公平的，那他从他的角度来说可能更不公平了，他根本没有一个畅通的，可以和外界沟通的一个方式，那在这一点上我不知道杜鹃当庭释放之后是不是会对于黄光裕更好的能够表达他的意思，对于你们从管理团队来说看这件事情。

　　陈晓：实际上我们的话都是多余的，实际上对管理层来讲，对黄先生来讲话都是多余的，做的事才是真实的，特别是在这种环境之中怎么讲都是多余的。我相信尊重事实，看已经发生的事情这是每个人判断的最基本的东西，而不是说听你讲，讲什么，讲都是多余的。

　　第一财经：如果你们失败了呢？如果说按照黄先生的意向把现在的管理团队大换血，您会怎么看这个事情？

　　陈晓：首先我已经离开了，所以说怎么做这个是和我没关系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的所谓的责任也解脱了，我不用承担这些责任了。

　　第一财经：解脱。

　　陈晓：是不是这个概念呢？我在那我必须对我所承诺的，所负责的去努力给一个结果，假如说是我不在了是不是。

　　第一财经：您真的会对国美不闻不问吗，接下去？

　　陈晓：我不在了我没法问啊，假如投资者没有选择我们的话，那实际上对我个人来讲首先是这种责任是解脱了。当然今天的国美不是2008年底那个时候的国美，他已经活过来了，已经在一个很好的状态之中，已经超过历史上任何时点了，不是超过2008年以来的什么时点，我们在2010年的第二季度，这个季度的业绩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同时点的一个业绩了，应该是创造一个新高了。我感觉我可以轻松一点了，这个责任以后不是我的了，今天可能还是我的。但加入投资者选择我，那我就没办法，还得去承担这个责任，对国美来讲我和我的管理团队讲过几句话，当然原来对外面从来没讲过，是内部的一些所谓的约定吧。刚刚我前面实际上讲过几个概念，一个是我们对黄先生，黄光裕先生我和他有感情，我们团队跟他也有感情，所以我跟他们讲，说我们在处理任何事的时候还是需要去考虑这个情感空间的，但是前提是对公司是正确的，这是我跟团队经常讲的第一句话。

　　第一财经：……很多人，特别现在媒体有些说你们背叛了黄先生，在这一点上先要问这个忠诚，你是对谁忠诚？是对。

　　陈晓：对什么忠诚，对谁忠诚？是吧？

　　第一财经：对。

　　陈晓：忠诚不能是一个完全的忠诚，假如说你是一个理智的人，有独立判断的能力的人，那么你一定是对的忠诚，而不是对不对也忠诚，那种愚昧的忠诚在今天这个社会是不应该的。所以我对我们的这个团队讲说，第一是刚刚讲的那句话，我们对黄先生要保留足够的情感空间，但是前提是对公司正确的事情。第二我跟他们讲，我可能是国美的过客，因为我是过客，所以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叫控制权的概念。我怎么理解呢？国美这个企业可能未来还会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全球零售行业的那样一个领先企业，我们完全有可能，中国市场太大了，中国的消费还会成长，我们有这样一个雏形，只要我们把我们的工作做好是有可能的。黄先生可能是把这个企业送到这个轨道上去的这个，好比是一个。

　　第一财经：第一个助推器。

　　陈晓：长城火箭的第一节，送上去的，当然他今天没能力往上再去了，那我们可能是第二节，当然未来可能我们的能力也不够了，可能有第三节或者第四节，但最后这个企业可以成为这样一个优秀的企业，我自己的定位在这个地方。所以我跟团队也讲，我肯定是一个过客，我在这个地方我会尽我的努力做好我的这个工作，把这个企业往上推。但是哪一天我推不上去了，我的能力不够了或者说有更高能力的人来了，那应该把它交给他，这样的话这个企业才有可能真正成为所谓的在中国这个市场上一个优秀企业，一个优秀品牌。至于说民族啊什么我感觉这个好象都是有点虚幻的，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一个香港上市公司，所有的股东都是外资，这个本来有点虚幻了。

　　第一财经：你觉得这个是大众或者说是媒体把这个民族企业，民族精神，国美的美国化这个可能是有一点感情用事。

　　陈晓：本来就有，不是感情用事，本来这个谁编造出来的这一段的人是有问题的，媒体大众是没有责任的，这种情感不了解的话都可能会联想。但是谁编造出来这一段，这个人是有问题的，为什么编造出来这一段出来呢？我们本身就是一个海外上市公司吗，所有的股东都是外资吗，大股东也是外资吗，对吧？大股东是一个百慕大的公司，一个是百慕大的公司，大股东本人不是中国公民，那怎么是一个民族的什么的什么的呢？这本来就是挂不上的吗，是吧？

　　第一财经：但是背后的资金可以没有国籍，但是整个的一个公司的它土生土长的地方，它的社会经济环境。

　　陈晓：这不会变啊，国美永远在中国大陆啊，这不会变啊，管理团队还是我们这些人啊，没任何的变化啊，怎么会变成美国去了呢？

　　第一财经：所以说……。

　　陈晓：假如这样讲的话，你为什么在香港上市呢？第二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减持呢？你的股权更大，变化不是没有任何风险吗？为什么你应该30%多的股份呢？原来是70%多，那去哪儿了？他变成现金了，套现了。今天你的股份没有任何变化，还是30%几啊，怎么公司变成美国了？所以说编造这段谎言的人是为什么？他为什么这样说？他想达到什么目的？他愚弄媒体也好，愚弄大众也好，他是为什么？

　　第一财经：您觉得是为什么？

　　陈晓：我们都百思不得其解啊，为什么？我相信黄先生本人不会讲这些话，那么谁又去编出这些东西来呢？他是又为什么呢？当然这个话题可能又扯远了，这个可能现在很多人也不说这个话题了，好象已经过去了，但实际上有些东西还是应该让大家清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背景。而且我对我的管理团队讲过这样一句话，只要我在国美一天，我自己也有一个情结在这个地方，我说我是不会允许任何一个外资的股东成为国美的最大的单一大股东，只要我在这个地方。

　　第一财经：就说这一点民族情结还是有的。

　　陈晓：因为可能我也是创业者，我和我们团队其他人不同，当时我们合并的时候我把永乐托付给国美，我也曾经希望说我们要有这样一个结果，那这个情结可能有。但是从什么美国国美那个概念来讲根本就不应该存在的吗，所以我的想法是说，我跟我的团队讲过几次，就是我在这里，我是不会允许说哪一个国外的资本变成国美的单一大股东，我是不会接受的。所以我想包括所谓的叫做踢走大股东这件事情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到今天为止他的股权没有变化，还是30%多的大股东。包括说那个什么贝恩(音)啊，引进外资啊，什么国美变美国啊这个完全是一个误导，包括说这里面有阴谋论啊，没有一件事是真实的。

　　第一财经：那您觉得这一些谎言背后的主导者是谁呢？到底？是处于什么什么样的一个用意呢？

　　陈晓：对，所以最后说这个争论到底是争论什么？

　　第一财经：对。

　　陈晓：为了什么拿出这些理由来到底背后是为了什么？我的理解，有一点我是感觉到的，黄先生要有控制权，他要继续完全的控制这个公司，我让你们干什么就干什么，

　　第一财经：这个是因为他本人的一种。

　　陈晓：他没有改变说这个企业是我创造的，创办的，是我的这个逻辑没改变，正是这个逻辑令到他今天不在公司了，在另外一个地方。那因为在另外一个地方，你应该改变还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你这个公司肯定是一个公众公司，不能说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个很容易再一次犯错误，而且我们的管理团队今天我们是决策层，这个错误变成是我们的了，那我们肯定不能够犯这个错误，我们也不会犯这个错误，所以说凡是这一类的大股东的想法我们不能接受。假如说你的想法是为公司的发展，进一步的发展有利的，或者说是有好的建议的，这些我相信所有的股东我们都会接受他们的观点，只要对公司好的。但是你说这些东西完全是说对某一单一股东有利，对公司是伤害的，那肯定不能做，那做完以后我和黄先生就没有区别，可能在一个地方见面了，那显然我们是不能这样做的。所以我的感觉还是黄先生想控制这个公司，他没有改变说这个公司是我的创建的。

　　第一财经：这是因为他一个个人的性格的原因。

　　陈晓：所以我有时候也感叹，今天这种局面真是叫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第一财经：他们当时一起共事的时候，即是朋友又是合作伙伴，您就没有看到这个潜在的危险吗？就现在说的。

　　陈晓：是，确实在2006年之前可能很多具体的东西我不是太清楚，黄先生所让我感悟到的东西，他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他有很坚强的意志，这些我感觉都是他的优点，他把国美从小带大也不容易，同样的创业者，而且我们都谈到了这个行业的未来，所以我感觉行业的这种并购重组是中国这个市场经济发展过程里面的一些必然的过程，而在这过程里面很少有牺牲者(音)，而这个企业的成长壮大离不开这样一个环节，而我们当时有很多共同语言，我们走到一起去了。但实际上我说一句心里话或者说从来没跟外人讲过一件事情，实际上我2008年就想走了，但是最后我是没走了，因为2008年突然那些事情最后发生了，就变成没法走了。

　　第一财经：为什么那时候想走了？

　　陈晓：我感觉到我对黄光裕的认知发生变化了，或者说我自己的很多感悟令到我所感觉我在那个地方可能也不像我原来初衷那样可以去发挥一些作用了，让我已经感觉到风险来临。

　　第一财经：是你觉得你在这个决策层面并没有能够决策，只能够执行。

　　陈晓：不，他对我还是很尊重，还是可以听一些话，但是在采纳上他很多还是不能采纳的，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我感觉风险来临，因为我……，当时我们也没办法跟外面讲，2008年的4月份，四月底的时候，香港证监会对他的调查开始了，搜查了我们香港的办公室，拿走了很多档案，开始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那随着这个调查的进展我知道出问题了，这个问题是黄先生为公司带来的。到了2008年的9月份他被限制离境，也就是在国内的问题爆发了，那这些事加在一起，加上本身的2006年的那个事件的一些传言，我就感觉对我来讲可能离开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这个是一个。

　　第一财经：你跟黄先生提过这件事情吗？

　　陈晓：是一个是非之地了，当然我和他也谈过，我可能做到2008年底就应该走了。

　　第一财经：那个时候已经说过这件事情了。

　　陈晓：对，已经基本定了2008年底，这件事到2008年底就完了，但很可惜2008年底还没到，2008年的11月份就出事了，当然这个可惜也好还是幸运也好，我到现在说不清楚了，客观的讲假如2008年11月份的时候我不在这个公司的话，那以我们团队的那些成员来讲的话，这个公司可能就不在了。

　　第一财经：可能已经没有国美的今天了。

　　陈晓：可能就不在了。不是说我个人的价值有多大，能力有多强，因为那些人都从来没有过在决策层的这种工作经验，或者说他们的这种思维模式。而我作为永乐的创业者，创始人我们走过同样的路，同时对资本市场的理解，我们那个团队当时都没有，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些理解，而公司又面临这么大的一个困境，那么行业的影响力也好，我们供应商的影响力，银行的一些影响力，那他们可能和我比较的话，就没办法去取代我这样一个位置，去坚持在那个岗位上了。包括当时说个人能够有资产拿出来抵押，那可能那些团队都没这个能力了。当然今天这个团队我感觉在这个20多个月的时间下来，这个团队也成熟了，也成长了，可能今天我离开这个公司，这个公司不会死掉，那个时候可能我离开会死掉，所以这是我可能感觉很欣慰的一个地方，这个团队经过这么多的时间下来，我们经历了风雨，经历了困难，也经历了成长，成熟了，可能会比那个时候要好很多很多，而且他们对这个行业的理解深度比那个时候也要深很多很多了，因为他不在执行层，他是决策层和执行层的两位一体的一个角度去全方位思考了，这是国美的一个庆幸。所以我自己的定位还是这个定位，我可能是这个火箭的第二节，我还是会离开这个企业的，可能这个企业未来的有第三节，第四节会接上去。

　　第一财经：您为什么可以在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又在这么一个敏感关键的时候能够这么理性的来跟我们诉说整个的一个故事，这个可能是和其他的一些中国的一些创业者不一样的地方，您也以非常理性，非常客观的一个方式来跟我们分析说，资本是没有国界的，你上了市你就是一个公众的公司，这个所谓的对于民族品牌，民族企业的理解也必须理性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说这一些话？

　　陈晓：也不是为什么要说，实际上首先作为一个理性的人我相信所有的理性的人都是痛苦的，因为我们的社会环境并不那么理性，我们的现状并不那么理性，我们大众的理解并不那么理性，我们处在一个发展阶段，未来理性的人可能是幸福的，今天理性的人大部分是痛苦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实际上可能我的角色比较特别吧，假如说我是个纯粹的职业经理人可能也不会坚持下来，因为我曾经是一个创业者。

　　第一财经：是级

　　陈晓：是吧？企业合并以后在这个岗位上所以这种特殊的身份和特殊的这种情感对这个行业的情感，包括对黄先生的情感，包括对那个团队的情感，这个情感实际上是个很大的作用，我是一个人去国美的，合并以后我们整个团队我一个人去了国美，而国美那个团队对我来讲是陌生的，对他们来讲我也是陌生的，是吧？在2008年底之前我和他们的关系也不错，但是并不融洽到今天这种状态，而且刚好是2008年底这个灾难。

　　第一财经：这个关卡的时候。

　　陈晓：让我们，这个灾难肯定是个大的灾难对企业来讲，很多企业承受不了这种灾难的，让我们这些人可以充分的去理解，充分的去融合，我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鲜血洒不了了，汗水泪水肯定是有的，因为那段时间太艰辛，这个过程积累下来的这种情感也让我放不下他们，那他们可能也离不开我，大概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很多人都很难理解说这都是黄先生的原来的部下，怎么那么统一的可以接纳你陈晓呢？他们和你的感情和黄先生比较的话，从时间跨度来讲你和他们短多了，那么多人怎么可能说变成那么统一的一种变化呢？但这个特殊的这段时期实际上确定可能相互之间。

　　第一财经：成就了特殊的感情。

　　陈晓：对，一方面可能我们对一些问题的理解，因为他们原来在执行层面吗，考虑问题比较单一吗，然后在这个层面以后可能共同语言就更多了或者说共性的东西更多了。

　　第一财经：在这个当中您实现了，推进了以前黄光裕还在的时候一直没有能够完全实行的一个股权。

　　陈晓：期权。

　　第一财经：对，这个股权激励的制度对他们现在能够这么齐心协力的支持您有影响吗？

　　陈晓：理论上有影响，实际上影响到底是多少我不知道，因为从今天我们的股价来讲这个期权对他们来讲价值不大，因为我们的股价波动太大了，我们的股价根本就不能反映真实的公司的经营状态，假如我们真实的反映出来了，这个期权是有价值的。期权当时为什么要发？发期权确实和黄先生有冲突，他是不同意发期权，但我认为该发，因为那段时间太特殊了，我们初步引进贝恩(音)以后就等于说危机基本过去，但是还没有彻底解决问题，那个时点上。我自己也想说，在这段时间里，这个团队所反映出来的这种无私的，忘我的，拼命的，不顾一切为了企业的这种精神状态假如说能保留下去的话，那这个企业未来它是可怕的。在我之前，2008年9月份之前，我在这个企业也有将近两年时间，我也没有感受到这种力量，而这个时间迸发出来这个东西对企业太宝贵了。所以我是希望说我们用一种机制把这种状态能够长期的保留下去，那这个企业的未来应该是无比有力量的。

　　第一财经：在2008年年底已经做好准备要离开国美，到现在如果说9月28日投票的时候，您顺利的能够留任的话，您接下来对国美的一个未来的一个计划是怎么样的呢？

　　陈晓：我们的国美实际上已经很早就做了一个计划了，我们在2009年底的时候，那时候基本上已经危机过去了，我们开始规划企业的未来了，我们请了麦肯锡，也让贝恩(音)他们的咨询团队也进来，我们管理团队，我们做了大概有4个多月吧，做了一个未来的五年计划，从今年开始的五年计划，就是国美的新的一轮发展高峰又开始到来了。这个规划实际上我们感觉我们做的很理性，因为我们要这个企业要什么呢？要它可持续的这种发展能力，而不是说我今天一下子高，一下子低，一下子大，一下子小，这个我感觉这个企业不应该是这样的，未来的企业应该是很稳定的，稳健的往前发展，健康的可持续的发展。

　　第一财经：您是指之前像黄光裕还在的时候，他的那种跑马圈地的，就是冲规模的这种做法是不稳定的吗？

　　陈晓：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策略，在这个行业的初期跑马圈地是必然的，谁跑的快，谁圈的多可能是有一个更强的品牌影响力，但是到这个市场逐步成熟的时候，特别是在成熟的市场，在城市的市场，特别是像上海啊，北京啊跑什么马，圈什么地？这些门店的数量，所有的行业里面的人都认为明天还会这样吗？上海高峰的时候我们这个行业的家电卖场有多少？有190家，在上海这样一个弹丸之地，在北京同样有这个数字，哪一个发达市场的城市会有那么多的家电卖场呢？而且卖场的面积平均单店的规模。

　　第一财经：非常大

　　陈晓：越做越大，那显然这是一种完全是不理性的发展模式，那未来会怎么样呢？日本比我们发展更快，更早，它今天的状态是什么呢？它店的数量有没有那么多呢？显然已经改变了，那今天他们的状态可能就是我们三年以后的状态，那我们今天应该干吗呢？当然对非成熟的市场我们还应该跑马圈地。

　　第一财经：就是在二三线市场。

　　陈晓：对，那还应该进一步发展。

　　第一财经：但是最近在二三线市场的确是呈现出了一个苏宁有可能是后来居上的这样一个态势，您怎么看这个趋势？

　　陈晓：其实到今天为止苏宁要超越国美还是差一口气，当然这个国美还不光是我们上市公司了，现在黄先生也提出来非上市这个部分要怎么弄怎么弄，我不知道他想干什么，假如这个企业真是他的心血，正像他说是他的儿子的话，当然你不能说你老子想干什么，儿子必须干什么，这肯定是不存在的，假如说你真想你的子女要好的话，你应该是呵护，而不是说去毁灭他。

　　第一财经：现在的非上市公司还是由上市公司在托管呢？

　　陈晓：完全是上市公司在托管，实际上上市公司做了全国市场，但是三分之一的中国市场。

　　第一财经：就带着儿子一起跑。

　　陈晓：权益不是上司公司的，是他个人的，三分之二是上市公司的，所以光看这三分之二比苏宁小是必然的，因为苏宁做全国市场，我们只做了三分之二的市场，而实际上我们同样做了全国市场，所以对供应商来讲我们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但是对权益来讲这三分之一不是上市公司的。

　　第一财经：片面的。

　　陈晓：是他个人的，三分之二才是上市公司的，他现在还告诉别人说我不干了，拿出去，管理费也不交了。

　　第一财经：就说非上市公司的国美店我自己来管了。

　　陈晓：是。

　　第一财经：现实吗？

　　陈晓：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说，现实吗？我们公司的高管团队反复说这句话，他现实吗？他为什么？大家都不明白他这个话背后到底想干什么，到底意味着什么。

　　第一财经：那如果说你们在经历了这一个大选之后，你们胜出了，管理团队胜出了，还会对黄光裕先生个人的这个三分之一，非上市的国美的店一视同仁吗？

　　陈晓：首先在9月28日之前的从2008年底到现在的22个月，我们对它是完全一视同仁的，没有因为他不在，所以对它有另外的什么样的一些观点也好，一些处理方式也好，完全是一视同仁的，公平的在去做这件事情。当然从我个人理解，这种结构是不合理的，这也是个历史的遗产了，2004年上市的时候有这样一个结果，今天没有任何一个上市公司可以因为这样的状态可以上市，中国的证监会，香港的证监会都不会允许，因为这个结构显然是不合理的，对于小股东是不合理的，对大股东可能是合理的，你说那时候这块还没成长起来，慢慢的把它经营壮大了，最后……卖给上市公司，这种模式今天中国的证监会不会允许的，香港的证监会也不会允许，因为那是2004年的事情，所以那是一个遗产，历史的遗产，这是一个很尴尬的遗产，未来怎么做我也不知道。但是今天我们对它并没有另眼相看，完完全全是一种上市公司的同样的方式在发展，在管理。对管理团队来讲他们认为这都是国美的员工，都是兄弟姐妹，他们有情感，你把它切开来可能真的还很难受，虽然切开来以后它能不能活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哪怕眼看它不能活，都感觉好象我们不应该厚此薄彼，我们原来都是一个团队，所有的总经理在我们这个团队里面是统一调配，今天你调到非上市了，明天你回到上市公司去了，但今天突然说断了，那边要死了，这边还活的很好，我们从管理团队的角度去讲是很难接受，从情感上。但是权益确确实实，那三分之一跟上市公司没任何关系，某种程度还是一个竞争关系，是吧？所以这种历史的遗留下来的东西我们确实要去认真的对待，该如何处理才是最合理的，才是最公平的。

　　第一财经：您是上海人，上海人做事可能比北方人更细腻一点，这个在最早时候国美的发展方式和永乐的发展方式上我们已经看得出来了，那也不奇怪您现在给国美提出的一个目标就是说我们要以服务致胜是吧？那么是不是说您现在真的就是立志说要打破这个家电销售行业的一个流水倒扣的这么一个盈利模式呢？

　　陈晓：这个不光是家电，中国的零售业最终都要回归到这个商业的本质上去的，很奇怪中国的零售业大家都没有深刻的反思过，当然可能和今天的话题比较远一些了，中国的同类商品的零售价格比国外要高，不光是家电。

　　第一财经：甚至是中国制造的东西。

　　陈晓：同样的情况。

　　第一财经：对。

　　陈晓：国内并不便宜，很奇怪，很多消费者不理解，或者说他没感悟到，为什么呢？中国人的平均消费能力显然比日本，美国要差很多了，为什么我们买的商品比它要贵呢？这是中国流通企业在成长过程中必须去挑战的一个话题，也就是商业倒扣，流水倒扣所潜伏下来的一个问题，零售企业到今天为止没有真正的价格的话语权，因为是流水倒扣。那流水倒扣一定是价格被人定的，你是拿倒扣就完了吗？我们不像沃尔玛说采购价格是多少他来制定，零售价格多少他来制定，当然今天国内的零售企业很多企业还不具备这种背后的这种强大的管理能力，但是是今天，假如说明天还不建立，后天还不建立，我们谈什么爱国主义啊？中国的零售企业一定应该是外资来做的吗，假如这种模式不改变的话。

　　第一财经：如果这种模式不改变的话，迟早你是会被淘汰的。

　　陈晓：一定的，这是商业规则，所以我们不应该空喊口号，而是踏踏实实的来从我做起，把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建立起来，假如我建立了核心竞争能力，我不担心任何的竞争对手，今天我们都说竞争对手谁做的更快一点，我明天我做的更快一点，但是这个快和大，假如它没有支撑能力的话，是昙花一现，最后它是走不到终结的，走不到底的，就像长跑一样，你前100米可以冲刺啊，那你肯定是傻瓜。

　　第一财经：您今天跟我们说了这么多，您自己本人准备陪着这条路，在这条路上走多远呢？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之前2008年的时候您刚从永乐，那个时候永乐到了国美，也是接受财富人生的采访的时候，那天正好是您50岁的生日，那个时候您说到了55岁我就退休了，现在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你带着国美也走过了一段非常坎坷的路吧，那现在你觉得在这个位置上还准备做多久呢？

　　陈晓：我曾经说过50岁退休，那一年刚好50岁。

　　第一财经：就说成55岁了，接下来。

　　陈晓：不，55岁退休可能是我真的什么都不干了，什么都不干了。

　　第一财经：现在怎么打算呢？

　　陈晓：2008年底的纳谏事情就变成我退不了，那个时点上我退不了了，今天实际上对我来讲我的内心也是矛盾的，假如说投资者不选择我，那我可以坦然的离开，我没有任何压力，没有任何这种负疚感。一旦投资者选择我，我就不能离开，否则我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所以这就是一个矛盾的地方，理论上来讲55岁还真应该退休了，心里离开那一年应该不太远了，假如说真的投资者没有选择我的话，我感觉这个可能也是一种很好的结果了，很坦然，很欣慰，我可以完全没有压力去做我喜欢做的事了。但一旦选择我，那真的你很难离开，或者说在一个阶段里面你很难离开，但离开还是必然的。

　　第一财经：离开之后会做些什么事情？

　　陈晓：这个也是我经常在想，《财富人生》这个栏目让很多人去思考的事情，人生到底为什么？

　　第一财经：财富之后是什么，对，财富有了，后面的人生是什么？

　　陈晓：财富有了以后实际上也是一样的，财富有了以后很多人很自然的想到健康，快乐，惬意，生活应该是这样的，是吧？

　　第一财经：是。

　　陈晓：同时人活着应该正直吧，应该心安理得吧？特别是有财富的人。假如说你不正直，不能心安理得，那你前面的健康，快乐，惬意可能就做不到，那财富能为你带来什么呢？所以我经常想说《财富人生》应该会让很多人去联想这些东西，特别是一些有了财富的人，我感觉有财富的人并不是快乐的人，很多人并不快乐，因为可能他很难坦然的去面对周围，面对世界，他很难心安理得的可以高枕无忧，所以我感觉真的有财富以后健康，快乐，惬意的生活这是应该所有的人追求的东西。对有财富的人来讲，他做到这三点正直和心安理得很重要，不管他原来做过什么，到那一天他必须去面对这样一个结果。

　　第一财经：那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有了财富或者说是在得到财富的这一个过程当中，让极少数的人能够说我真的能够坦然，是因为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环境下，你的这个所谓的正直，你的忠实，你针对的对象是不同的。那就不说其他的，就说有一点，当您在整个的一个忙碌这么十几年，几十年的过程当中，您对公司，对团队，对投资人的忠实和您对家人的忠实，在这个当中肯定也是有一个取舍的啊。

　　陈晓：是，是，你这个问题很好，我最近看了一本书，日本的一个叫做……，那个名字我可能不是太清楚了，他这本书的名字叫《临终前的25个遗憾》，看了以后我感触很深，很多有财富的人有更多的遗憾。

　　第一财经：因为你为它放弃的更多。

　　陈晓：很多普通人可能更少遗憾，这是第一。第二实际上还是刚刚我前面讲过的，能不能坦然的，心安理得的生活。

　　第一财经：你坦然吗，现在？

　　陈晓：我感觉我今天还是坦然的，我希望我明天还是能够心安理得的，这样的话财富对我才有真正的意义，否则财富再多都没有意义。

　　第一财经：那如果说是愧疚的话，您觉得人生一生到现在唯一愧疚的是哪一点？

　　陈晓：我感觉就说我没有完完全全自我的活过。

　　第一财经：为了自己。

　　陈晓：对，所以这个呢，就前面我讲过，理性的人是痛苦的，可能这个是我一个比较深的一个感悟。

　　第一财经：了解您的成长背景和家庭背景的人会说您的人生真的是就不该你碰到的事情真的都碰到了，的确是有一种人生对你不太公平的这种感觉，您自己个人有这种感觉。

　　陈晓：也不一定，反过来理解可能是人生对我的眷顾，所以让我碰到了那么多事情，经历了那么多事情，有更丰富的这种人生经验或者说你可以面对各种……问题，所以说好和坏往往有时候是……，有好一定有坏，有坏一定有好，怎么去理解呢？实际上最后还是那一个结果，到生命的最后的时候一定是说我自己对自己来感觉的话，我是不是会有遗憾，是不是有后悔？假如说我能坦然，那这个结果就是好的，假如到那一天还不能坦然，你前面所有的财富对你来讲都是零。

　　第一财经：也是最早最早应该是2002年的那个时候，您也是在《财富人生》上面跟我们说过，最早的时候您创业的原动力是为了说是，为什么这么不公平？我一定要筹钱为我的妻子治病，那那个时候。

　　陈晓：对，是这种原始的冲动。

　　第一财经：后来呢？一直到现在，甚至于到现在到了国美，2008年往后，现在9月28日往后，到现在这个时候了支持您的动力是什么呢？

　　陈晓：对，这个话。

　　第一财经：您女儿也出嫁了。

　　陈晓：对，这个话确实是这样，当一个没钱的时候，往往这种对生活的这种状态的改变的这种渴望会……强烈的动力，所有创业者我感觉都会有这样一个支撑，我们不管说的多么高大，口号多么漂亮，但是这种动力肯定是最本能的，最原始的。但一旦等这些人有了财富以后，很多人很难去正面的讲那一段，而认为财富对我们是必然的，我们已经忘记了没有财富的那个时代了。所以我今天还是在想说，最终人的一生是短暂的，最终当你离开的时候，是不是坦然的，是不是可以心安理得的，是不是可以更少遗憾？可能这是我们现在，我在想的一些希望的结果，这是我追求的结果。

　　第一财经：您到现在回上海，我刚才问您回上海的时候住哪儿，您说回南汇。

　　陈晓：对。

　　第一财经：为什么？那边还是家是吗？

　　陈晓：可能是一种习惯吧，一种传统吧，好象那是一个家，当然应该有变化，但是还是没变化，到今天为止还是没办法。

　　第一财经：我刚才早些的时候也跟您说，我在看2008年时候您接受财富人生的这个录像的片断，我说光从外表看，您好象没什么大的变化，但您自己却说变的多了。

　　陈晓：是。

　　第一财经：那么都是那些变化呢？我们甚至不说2008年吧，说最早就是在没有财富之前和到现在，您觉得您没有变的是什么？变的最大的又是什么？

　　陈晓：没有变的可能还是正直，这点没变。

　　第一财经：正直。

　　陈晓：正直这个点没变，但变化大的应该就很多了，很多人假如说2002年以前见到我，和今天见到我就感觉我变了一个人，从感觉上来讲和那个时代的我已经是完全两个人了，因为我有很丰富的这种人生履历了，经历了太多很多人不能经历的东西，确实自己也有财富了，可能很多人说有了财富了以后人会净化，思想会净化，会慢慢的洗脱那些比较低层次的。

　　第一财经：世俗的追求。

　　陈晓：一些追求，会净化。确实很多人有了财富以后净化了，但不是所有的有财富的人。还是有一部分人有了财富以后并没有变化，还……在原来的状态之中，所以有一些我就很难去理解像黄光裕先生这样的一个结局，他很多问题并不是他过去的时候所产生的，而是他成为一个很有财富的人以后发生的，这一点我感觉应该作为我们这些所谓的中国的这种民族企业也好，民营企业也好，特别是一些创业者也好，成功以后应该引以为戒的一个案例。没财富的时候你追求，手段可能会各种各样，大家能理解，能原谅，但是有了财富以后就不应该是这样的，否则这个社会永远无法进步了。

　　第一财经：在我们结束今天的采访的最后的一个问题，您今天跟我们说了这么多，从我们今天谈论的这个角度来说，我完全理解，我也能够理解您的这个理性的出发点，和您理性的一步一步的分析，但是您要知道你在上了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播出去之后，很多的舆论，很多的评论就不在你我的控制之间了。那您也肯定也想到，这个不是泼您冷水，我是真的觉得肯定有很多人会说，哎呀，一边是黄光裕这个民族企业，中国讲义气的，被关在狱中了，你在这边倒是说风凉话，有没有想过自己说出去的这些话可能达到的。

　　陈晓：实际上没讲这个话之前，这个事已经发生了有一个多月了，从8月5日以后到今天大概有四、五十天的时间了，每天的新闻上都有这些内容，我也看过很多新闻，特别是一些网上的东西，包括一些博客啊，看完以后确实我都不想看了，因为我看了以后首先感到可笑，完了以后感觉可悲，怎么会，可笑因为说这个子虚乌有的东西怎么会有人编出来呢？可笑。其次是可悲，怎么那么多人都不会去想一想为什么，是这样的吗？怎么会这样的呢？到底里面是什么问题呢？但今天我实际上来之前我也有心理准备，因为我，这段时间以来没有完整的和别人去解释过，到底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实际情况，我感觉还是应该讲，我感觉讲不清楚这一段是不应该的，讲清楚以后大家还不理解也是不应该的，因为中国的社会毕竟是要往前走的，假如那些简单的道理都不能去理解，接受的话，那真的是悲哀了。

　　第一财经：如果把时间往前推进十年，十三，十四年，黄光裕出狱了，那现在杜鹃已经是出狱了，您接下来和黄氏家族会以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再保持原来的无论是朋友，合作伙伴的这一层关系呢？

　　陈晓：反过来假如说，我们假定今天他和我换一个位置，我相信那天我是完全能够理解的，今天我也是这样想他的，我做的所有的一切，我相信那一天他一定能理解。今天他处于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和一种什么样的情绪之中做出这些决定来，固然有可能我和他不能面对面交流所产生的这种误解也好，传递信息的一种偏差也好，或者他内心的一些所谓的敌意啊或者说一种防范啊造成的一种结果，相信到那一天是应该能理解的。

　　第一财经：好，我相信这个舆论吧，或者说是历史给这一段这一个事件做出的评论将来肯定会有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说法，理性的也好，非理性的也好，但是我相信国美的这一段的这个例子，这一段历史肯定是中国现在经济飞速发展这一个时段当中将会给未来的人流下的一个经典的案例，那我也祝贺国美无论怎样，祝贺国美，希望国美有辉煌的未来，也希望陈总您有更多的个人的时间，您说您想要有更多的个人时间，好，谢谢您陈总，非常感谢，谢谢。

　　陈晓：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