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静

　　酒窖产权案的判决与否，直接关系到五粮液(000858.SZ)的核心资产归属。

　　“早在1998年五粮液从五粮液酒厂分拆上市时，我就问过酒厂领导，16口明代酒窖可不可以折价入股？但对方说没有纳入上市公司。”7月28日，正在等待法院立案的尹孝功说。

　　但五粮液酒厂却把这16口酒窖所在地501车间纳入了上市公司五粮液(000858.SZ)，后来还进行了转让。

　　如果酒窖确权给尹家，这无疑是又一枚重磅炸弹。

　　尹家人将诉讼标的提高到一亿元以上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仍未受理此案。酒窖产权案的标的为1.054亿元，是目前中国民事侵权案个人起诉标的最大的案件。

　　法院的说法

　　从6月20日尹孝功递交诉状至今，四川省高院一直没有受理此案。

　　6月20日，尹孝功分别向四川省高院提起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将宜宾市政府、宜宾市翠屏区政府和五粮液集团、五粮液股份、五粮液酒厂告上法庭。

　　尹孝功要求被告撤销不正当的行政行为，停止侵权，将五粮液非法占有的16口“尹长发升”明代酿酒窖池归还给原告；判决五粮液支付已侵权的酒窖使用费，按每天3万元计算，到停止侵权交还酒窖为止(先从今年1月1日计算到6月30日为180，540万元)。

　　2009年年底，五粮液决定终止租用窖池，认为窖池产权应随房屋归属五粮液。5月12日，宜宾市翠屏区政府也下发通知，认为窖池所有权已属国有。

　　目前，宜宾市政府及五粮液集团对本次起诉没有官方说法。

　　为何要上诉到高院？代理律师陈友西认为，按照行政诉讼法第15条规定，省内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由高级法院受理一审。且鉴于本案离开宜宾审理，有利于法院客观超脱办案。

　　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收到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经审查，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后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而行政诉讼则需要5日。然而，又过了一个7天，四川省高院仍未就是否立案做出决定。

　　7月12日，尹孝功表示，7月9日省高院立案庭法官称，院里对两案已开了数次会议研究，并表示省高院的民事受理级别管辖为标的1亿元以上。

　　律师陈友西将诉状修改后，要求判决被告五粮液将酒窖归还原告，暂定标的估值为1亿元，诉讼中将申请法院委托评估后再追加。

　　7月28日，尹孝功表示，陈友西25日再次向省高院致函，次日寄出，7天之内是否立案，省高院应该有回复。

　　五粮液租、卖酒窖

　　案件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尹孝功想象。

　　在长达几十年的租期里，16口明代窖池先后和宜宾专卖国营二十四酒厂、中国专卖公司四川省公司宜宾酒厂、五粮液酒厂、五粮液集团、五粮液等签订租约，直到去年底，才因五粮液(000858.SZ)发文称该窖池归自己所有，租赁戛然而止。

　　随着五粮液酒厂改制，从2001年续租开始，直到去年底，这16口窖池为何以前和五粮液酒厂签租约，后来就被五粮液(000858.SZ)租去了？

　　事实上，随着历史的变迁，五粮液酒厂一边租着16口明代窖池，一边把它卖给了五粮液，并再次转让。

　　1998年8月3日，尹孝功和五粮液集团续签租约，从1998年1月1日到2000年12月31日，五粮液集团继续租用尹家财产法定继承人所有的明代老窖，年租金为19.8万元。

　　早在1998年3月27日，五粮液从五粮液酒厂分拆上市，部分五粮液酒厂旗下的资产就被划入了上市公司。根据五粮液招股说明书，资产划分为：五粮液酒厂下属的从事五粮液系列酒生产之经营性资产(磨粉制曲车间、部分酿酒车间、勾兑车间、包装车间、机动车间)和其全资子公司供销公司之全部资产，划入本公司，其余资产留在五粮液酒厂。五粮液酒厂改制为五粮液集团。

　　但当时叙述模糊，尹孝功并不知道明代老窖所在地501车间已划入上市公司。

　　第二次卖酒窖是2002年。五粮液董事会发布公告，“为了进一步促进公司的发展，从管理方面需要，本公司拟将生产性车间、辅助性车间(即501、502、503、504、505、506、507、508、510、511、513、515、517车间)资产(约27亿元)投入“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酒厂有限公司”管理。公司所投入酒厂有限公司的资产，作为酒厂有限公司对本公司的负债处理。

　　2002年时，此五粮液酒厂已非彼五粮液酒厂。早年的五粮液酒厂经过多次酒类资产置换，已成一个空壳公司，后五粮液集团将这块招牌无偿转让给了五粮液。换句话说，现在的五粮液酒厂实质是五粮液(000858.SZ)的一个子公司。

　　此时，酒窖租约仍在继续。从2001年1月1日到2003年12月31日，尹孝功每年从五粮液(000858.SZ)获得租金21.78万元。

　　关于酒窖的两次转让，她及家人并不知晓。这好比一件租来的衣服，五粮液酒厂和五粮液(000858.SZ)却把这件衣服作价，卖来卖去。东方证券食品饮料分析师施剑刚说：“如果核心资产的产权有问题，这不仅涉及到上市公司的利益，更涉及到公众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