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5个月,号称世界“最大代工工厂”的富士康科技集团,仅其在深圳的园区就接连发生了11起员工跳楼自杀事件,9死2伤,令人震惊。
有人因此更加指责富士康是“血汗工厂”,但也有人说它管理相当规范。有人说这是产业链末端的无奈,还有人则把原因归结为新一代农民工的脆弱。分析已经汗牛充栋,但真相却依旧模糊。基于此,早报记者深入到富士康深圳园区内外,广泛接触富士康员工以及各方人员,力求用一种平实的视角呈现富士康深圳园区及其员工真实的生存、工作和生活状况。
【核心提示】
自成系统的“封闭王国”,无所不在的保密制度,苛刻严厉的惩戒机制,内部优先的申诉、求助机制,不仅使富士康成为一个与外面世界隔绝的“孤岛”,也使每个员工在内心深处都构筑了一个自我封闭的“小宇宙”,它的能量和压力只有在自我体内循环,沉默、寡言、默默忍受——不习惯于与他人交流,更不善于向外界求助,直到有一天再也无法承受。
早报记者 李克诚 发自深圳
高高的围墙和铁丝网,筑成了一个“富士康王国”。庞大、富有、神秘,是富士康留给“外面”世界的人最直观的印象。
这里是深圳市宝安区,作为深圳的战略腹地,这里与紧邻的东莞市相似,支撑起整个区域经济命脉的是那些以数量庞大、出口为主的代工制造企业。
富士康科技集团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企业之一。1996年初,富士康在宝安区当时仍一片荒凉的龙华镇油松地块选址,建起了富士康龙华科技园区。这块面积仅3平方公里的科技园区,目前已有员工30多万,成为富士康在国内20余个城市布局的最为重要的基地。
几乎每个定居在深圳的人都深知富士康对这个城市的重要性:它的产品出口量占深圳外贸出口的22%,每年为深圳创造出超过百亿元的税收。按富士康科技集团自己的说法,它力争成为深圳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主力推手。
在外人眼里,富士康是一个“独立王国”:一堵高高的围墙,严格的门禁、安检制度,将其员工以外的其他人隔离在外。你进不去,也出不来。今年以来,接连发生的11起员工跳楼事件更是为这个“围墙内的城市”增添了无数的神秘和诡异。
无论是网民的责难,还是媒体的评论,多数人的批评均是建立在他们“想象中的富士康”的基础上:很少有人真正走进富士康,一睹其真面目。日前,早报记者潜入富士康龙华科技园区内采访后发现:富士康内部的诸多员工对他们就职的公司也并不了解。在他们眼中,富士康有着太多的神秘。
“富士康城”唯一通行证
员工们吃饭、进入部门或宿舍、上下班时间甚至加班时间的记录,都与这个小小的胸卡相关。它会自动捕捉该员工在一天内的工作或生活的信息。
每天早晨7点左右,浩浩荡荡的数万人大军,身着整齐的工作服,步履飞快地穿越马路,从四周的宿舍向富士康龙华厂区不断围拢。当成群的男男女女走在马路上方的人行天桥时,你能感受到整个天桥都在发出有节奏感的颤抖。
这是上班时间。年轻的员工们须列队刷卡进入厂门。尽管龙华园区有近10个出入大门,但每个门前,排队的人仍显得异常拥挤。
员工们拿出含有IC磁卡信息的胸牌,贴近一个读卡器,读卡器会显示出绿色,获准通行。否则,读卡器会显示为醒目的红色——这会引来值班保安的警觉。异常者会被“请”出,甚至会被盘问、搜查。
今年5月,多起跳楼自杀事件发生后,富士康的安保系统再次升级,除了读卡器外,还增添了语音播报器。有人靠近设置了仪器的通道时,语音播报器就会自动播报:“进出请刷卡……”
这张贴有员工照片、印有编号的胸牌(门卡)成为识别员工身份及相关信息的唯一凭证:吃饭、进入部门或宿舍、上下班时间甚至加班时间的记录,都记录在这张胸卡上。它捕捉了该员工一天内的工作或生活的信息。
不同部门员工的胸卡有着不同的权限。一个部门的员工,只能进出园区内的公共区域(如食堂),以及与自己工作相关的特定区域。
除了进出大门的门口设有保安外,富士康还会在重要的岗线设置保安人员及读卡设备。据富士康内部员工介绍,有的部门设有四线门岗甚至五线门岗,每进入一个递进区域,就要刷卡一次。
除了员工,富士康每天还有大量的来访客户、供应商、应聘人员及车辆。这些人必须在特定的门岗,按照严格而复杂的流程,申请入厂的特定“通行证”,并接受保安及警勤人员的监督甚至搜查。负责任的保安人员有时候甚至会跳上车辆,仔细盘问检查车上的人员。
强悍的保安力量
“千万别小看保安,他甚至掌握着你的生杀大权,他可以开除你。”
“在富士康,有三种人不能得罪。”新晋的员工总能从相熟的老乡或学长那里得到一个生存秘笈,“老大、保安和人资。”
“老大”是指员工的直接主管,如:在流水线上工作的基层员工的线长、组长等基层管理者,他(她)掌管着员工是否经常挨骂或者能否被公正对待;“人资”是人力资源部(处)的简称,它掌管着员工的考勤,如请假能否被批准,往往最终的决定权属于人资的人员。
在富士康的正规场合及书面用语中,“保安”会被描述成“警勤人员”。这是一支直属于富士康总裁郭台铭以及另一副总裁的独立力量。它不受其他部门的制约或管控。在外界眼中,富士康企业管理的一大特色就是其“半军事化管理”。从某种意义上说,维系这种威权力量的,正是这支作风强悍的保安力量。行伍出身的“执行力大帅”郭台铭一手创建的富士康集团,带有明显的郭氏风格,强调纪律、秩序,被渗透到整个公司文化的血液中。
保安的月收入约3000元,明显高于一线的流水线上的操作工人,甚至也高于那些“新干班”(新世纪干部储备班)的员工收入。
“千万别小看保安,他甚至掌握着你的生杀大权,他可以开除你。”一名富士康员工对早报记者说。譬如,下班后,员工走出工作岗位或者大门后,保安有权拦住一个“可疑员工”对其进行检查、搜身。这时,有经验的员工总会非常顺从地配合,否则有可能会引发冲突。在网络上,诸如“富士康保安殴打员工”的传言及视频屡有出现。
在上班的时候,保安可以对那些“不顺从的员工”进行盘问、检查。通常的结果是,这名员工会迟到,而多次迟到将面临除名的危险。
富士康的《员工守则》上规定:“禁止员工携带可拍照手机、智慧型手机等进入三线门岗(各厂房门岗)。”一旦发现有员工携带个人电脑、光碟、U盘等存储设备或者带有摄像功能的手机进入厂区或办公场所,保安也有权将这些人员“揪出法办”。一位员工称,哪怕是误带这些物品,只要在检查前,没主动申报,就有可能被开除。
但在一系列跳楼事件发生后,保安的态度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以前没带厂牌或误入园区,很可能会遭到保安的毒打,但现在基本很少打人,大多是把人“请出去”。
“开除”是富士康对员工最严厉的处罚。它导致的后果是:该员工不仅在解除劳动合同后,无法获得因工作多年而应得的经济赔偿金,甚至还将会被富士康永不录用。
早报记者翻阅富士康内部的《员工手册》发现,这份100页正文的小册子中,其中“员工奖惩”一项就多达16页,其中多数为惩戒性的条款。在这些条款中,员工可被富士康开除的理由多达85个,如:未经许可,私自在厂区内使用无线设备上网者;不服从保安正常检查与指示,致发生冲突者,等等。未佩戴胸卡而强行进入厂区或集体宿舍、在宿舍使用“热得快”等大功率电器,也是被开除的理由。
“在社会上再调皮捣蛋的小伙子,到富士康后,都变得很乖。”富士康一内部员工说,“只要是在园区内,如果与人家吵架,不管他吵得多凶,就是不敢碰对方一下,不敢打架。”这名已入职3年的员工说,他从未见过有员工在厂区内打架。按规定,一旦发现打架行为,参与者就将被开除。
无所不在的保密制度
新入职的员工须和公司签订知识产权保密协定,甚至连自己的薪资水平也要保密。
走进富士康园区,陌生人通常会变得手足无措。龙华厂区3平方公里的园区没有一个平面示意图。园区被划为10个区域,每个区域用英文字母如“A区”“B区”来命名。每幢大楼(包括办公场所与生产场所)都以诸如“G5”这样“英文字母+数字”的抽象符号来表示。员工通常只清楚自己工作及住宿的区域,对于其他部门的工作、住宿区域并不了解。
富士康各公司也多是以英语缩写字母来命名的。据了解,目前富士康约有10多个事业群(事业群是富士康自己创设的概念,每个事业群是不同的法人,近似于通常所说的“子公司”),其中9个事业群的名字是英文缩写命名,如PCEBG、CMMSG、CCPBG、CNSBG、IDPBG、SHZBG、WLBG、NWIWG、TMSBG等。而每个事业群下面还细分为多个部门,部门也是用英文缩写字母来命名。
一位曾在富士康工作过两年、现已离职的员工,仅能对自己所在的事业群及部门的名称作出准确解释,而无法“翻译”其他事业群及部门的含义。在他看来,富士康之所以用艰涩难懂、令外人费解的英文缩写来命名各个部门,一方面是正规化,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是使外界的人及其潜在的竞争对手难以迅速打探到各事业群及其部门的含义及所负责的领域,“相当于提高了保密的门槛。”
“保密”是一把随时悬在基层员工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员工入职须和公司签订知识产权保密协定,甚至连自己的薪资水平也要保密。遇到有人泄密薪资的,则要“主动检举并积极配合调查”。稍有违反,则被认为“泄露公司机密”而除名。
每位员工必须在日常生活及工作中要有极强的保密意识。譬如,在厂区、宿舍内不能随意收发电子邮件;若要收发,需逐级申报至最高层,经批准后,才可开通权限,而每日收发的邮件数量也会有严格的限制。此外,员工不能私自接受媒体的采访,否则会受到处分。
一位在IDPBG上班的员工介绍,该事业群是苹果公司的全球唯一代工工厂,这个事业群的车间被人们通俗地称为“无铁车间”:员工进出车间都要经过异常严格的安检,不仅连一元硬币也不能带进去,甚至连女员工也不能穿含有铁质的内衣。
被视为开启富士康“跳楼门”的是孙丹勇,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进入富士康,2009年9月,IDPBG的孙丹勇因为交其保管的一部苹果iPhone第四代N90产品样机失踪,而遭到公司内部调查。最后,孙丹勇从12楼纵身跳下,以证清白。自杀前,孙丹勇向好友透露,曾遭保安的殴打。
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有时候也可能为保密所利用。富士康内许多普工的宿舍里,同住在一起的舍友,彼此连姓名也叫不出。他们各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员工们解释,虽同住一个宿舍,但有人上白班,有人上夜班,每个人都分属于不同的事业群,彼此的生活没有交集。而且,这里的流动性很大,有的人走了,空出的床铺会被另一个“新来的”所占据。
生活在抽象符号宿舍与厂房的富士康员工们,上班面对的是冰冷的机器,下班面对的是熟悉的陌生人。厂房—食堂—宿舍,周而复始单调的生活,看到的别人就像自己,疲惫、劳累,满眼的乏味。
投诉与求助“内部优先”
在富士康也是内外两个独立的系统。例如:火警、匪警、派出所、医疗急救、安全生产等公共服务部门的电话,富士康一般均会分为“内线电话”与“外线电话”。
“有一天晚上,我拨打110求助。接电话的竟是我们公司内部的安保人员。这令我大为吃惊。”富士康的一位前员工说。后来,她才知道,不仅富士康鼓励员工及管理者使用集团内部的手机“短号”(5位数字,相互间通话免费,但外面的人无法拨打),而且110报警求助等公共服务电话也是“内部先受理”。
在富士康厂区内的宣传橱窗处,到处张贴着的一系列宣传图文资料。无论是员工对食宿有意见,还是对自己的加班时间、薪资波动有异议,均有多种申诉的途径。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申诉的渠道几乎全为公司内部的受理途径。如,与自己的直接主管面谈,拨打人力资源部门的电话,甚至可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集团总裁反映。根据富士康内部规定,所有的投诉、举报、申诉必须实名,而匿名的反映不被受理。
这种看似健全的投诉(申诉)机制,在员工眼里,更多的是徒有其表的“纸面上的权利”。“我不可能直接向自己的‘老大’反映他对待下属态度粗暴吧?即使向他的上级投诉,‘老大’仍然很容易就知道是谁反映的,那我以后还要不要在他手下混了?”一位员工说。
甚至连一些公共服务部门的“常用电话”,在富士康也是内外两个独立的系统。例如:火警、匪警、派出所、医疗急救、安全生产等公共服务部门的电话,富士康一般均会分为“内线电话”与“外线电话”。换句话说,在富士康内部,有两个110、两个120、两个119,等等。
遇到紧急情况需要拨打110时,只能你提起办公(宿舍)电话,最先接通的一定是“内线110”。一位员工说,他当然有办法拨打外部的“110”,但他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会给自己带来麻烦,除了保安会质问你为什么不先告诉他们外,还要受到直接主管的盘问与非难:“你居心何在?”
也正是因为这种“内部问题、内部解决”的习惯模式,常常导致基层员工在遇到问题时,要么寻求内部系统的渠道解决,要么只能默默承受。一位富士康员工说,前者是一些刚入厂的“菜鸟”的做法,“吃过多次苦头”后,他也会“默默承受”了。在最近发生的“第十跳”的案例中,据深圳警方披露,经历两次失恋打击后,南某赌博欠下数千元赌债。他与工友打架后,雇请社会上有劣迹的人员出面教训对方,但反遭对方敲诈勒索。若这一细节属实的话,至少说明“自力救济”在富士康内部颇为流行。
孙丹勇事件也一样,在重大失窃事故发生后,他也并未拨打外面的110报警,而是由公司内的保安人员对其展开调查。这不仅有违社会的通常做法,也难以平息外界对富士康的种种质疑。
“九连跳”发生后,记者曾联系深圳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的相关人员。对方称,没有发现富士康在用工、劳动者超时加班等方面存在问题,政府主管部门因此不便干涉企业内部的自主管理权。——这个说法其实也代表了此前政府部门对富士康监管的普遍心态。当富士康依靠其内部的纪律、规定和制度“解决”各种纠纷与分歧后,“外面的”的各种公共力量自然有缺位的理由。
投诉是如此,求助也是如此。5月份以来,密集的“跳楼事件”也让富士康开始更加重视员工的心理问题。公司开通的关爱员工的热线、心理咨询热线等,也是集团内部的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