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深圳5月20日电 （记者胡谋）19日，深圳市副市长、公安局长李铭来到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团，就富士康近期连续发生员工跳楼事件进行调查，并与该集团高层商讨防范措施。

　　富士康近期发生的“九连跳”，已引起深圳市委、市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由政府相关部门联合组成的专题调查组日前已进入富士康。

　　自2009年7月富士康发生“孙丹勇事件”，深圳市总工会多次派出调查组赴富士康，向员工直接进行调查，先后多次向深圳市委、市政府报告了调查结果并提出建议，同时督促富士康工会做好善后工作。

　　据悉，深圳市总工会正在该市20余个外来工集中的社区进行抽样调查，掌握“新生代”外来工的生存现状和需求。

　　不足4个月，9名员工相继跳楼，造成7死2伤

　　富士康如何走出自杀阴影（民生一线）

　　本报记者 胡谋

　　5月14日，富士康一名安徽籍男工从宿舍5楼纵身跳下，当场身亡。

　　多年雄踞内地出口200强榜首、2009年全球企业500强排名第109位的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团，从今年1月23日至今，竟连续发生9起员工跳楼、共造成7死2伤的悲剧。而在2007年至2009年，该企业也曾发生过多起员工跳楼事件。

　　企业实行半军事化管理

　　接连发生悲剧的富士康，究竟是不是“血汗工厂”？

　　据称，富士康员工薪资不低于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加班按劳动法规支付工资，免费提供工作餐、住宿，依法购买保险，享有国家规定的假期……深圳市总工会也在有关报告中说，未发现富士康存在强迫加班、严重超时加班等违反劳动法规现象。

　　但是，富士康的另一统计数据却别有意味：企业基层员工每月流失超过2万人，占职工总人数的5%。

　　富士康许多员工认为，这里“不尊重人”、“把人当作机器”、“劳动强度太大”、“如果不加班，待遇也高不到哪里去”……

　　深圳市总工会调查时认为，富士康管理机制的“半军事化”、管理层级的“壁垒化”和“把人当作机器”的刚性管理手段，“对员工造成的心理压力乃至伤害是明显的”，客观上也是导致员工由于个人问题选择自杀的一大诱因。

　　一位富士康员工说，如果用工方式、管理方式不变，富士康还会发生“连跳”。

　　人际关系陷入“荒漠”

　　23岁的贵州籍员工蒙景迪，与今年年初跳楼身亡的马向前住同一个寝室。蒙景迪说，他们寝室住了10个人，平时大家基本上没有交流，蒙景迪住了7个月，还不知道另外9名室友的姓名。

　　富士康许多员工认为，尽管富士康称，企业理念为“视员工为第一宝贵财富”，但其实，员工的上下级关系和同事关系非常紧张、冷漠。

　　一位富士康员工说，随便说话就会被上司批评，甚至记过，所以心里有话也不会去找主管说，也没时间与工友交流。

　　有媒体评论，由于种种原因，富士康的员工陷入了“人际荒漠”。

　　据悉，富士康目前已成立 “关爱中心”。当发现22岁的男工卢新存在心理问题后，“关爱中心”的“预先干预”是：让工友“联系主管”。此举并未能阻止5月6日的“第七跳”悲剧。卢新的一位工友认为，仅靠形式上的“关爱”，阻止不了悲剧的发生。

　　员工难以融入社会

　　在深圳富士康龙华厂区，许多富士康普通员工空闲时的去处，除了宿舍，就是大大小小的网吧和小吃摊。

　　富士康目前在深圳共有42万多名员工，仅在龙华厂区员工人数就超过30万人，其规模堪比一座城市。实行“围墙管理”的富士康，尽管在厂区内建有一些商业、文化等设施，但远远不能让员工完整地融入社会。

　　富士康的人士说，作为企业，“我们既不具备管理城市的职能，也没有管理城市的能力”。有媒体和专家评论认为，把频频发生员工“跳楼”事件完全归咎于跳楼者个人或企业，“显然都说不过去”。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认为，将公共服务延伸到外来工的集中生活区，“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富士康吸引着数十万外来工迁移到龙华，政府却缺乏相应的社会管理配套机制。他认为，政府应该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完善公共政策等，作出长远规划，打开企业的“围墙”，让员工更多地融入社会而不是被封闭在厂区。

　　“新生代”外来工需要关怀

　　在富士康的基层员工中，“80后”、“90后”的“新生代”外来工已经超过85%；“连跳”事件的涉事人最大不过28岁，最小的仅18岁。在富士康近日对员工心理状况所进行的摸底排查中，投诉、求助的员工达483人。

　　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认为，“新生代”外来工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对城市生活也相对熟悉，对生活怀抱着更多的梦想，但生活中的困惑与压力，梦想与现实的落差，使得他们比上一辈承受着更大的压力。所以，要更加重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关怀和帮助，从制度层面保证他们有尊严地生活在城市。

　　深圳社会科学院院长乐正也表示，必须重视对“新生代”外来工的现代心理教育，同时摸清他们的真正需求，了解他们面临的、希望解决的问题，“对症下药”。

　　跳楼的他们 本不该无助（民生观）

　　苗苗

　　富士康4个月内的“九连跳”，让人揪心，也更让人担忧：如果现有问题不及时解决，很难保证不会发生同样事件。

　　员工自杀，不排除当事人意志脆弱、抗压能力差的因素，也不排除家庭乃至社会的因素。但悲剧发生在企业，且连发九起，时间如此短、频率如此高，耐人寻味。越来越多的人发问：在内部管理上，在对员工的关怀上，富士康到底有没有责任？

　　按说，企业对员工的管理，是企业“内务”，外人似乎无权插手。但是，当一家企业连发命案惨剧，其严重影响已超出了企业本身，而问题的妥善解决，似乎也不是企业一己之力能够担当了。

　　在不少企业与员工的关系中，员工多处于弱势地位，无论是薪金报酬，还是劳动时间，常常是企业的“一言堂”。触目惊心的纵身一跳，更是将这种博弈中个人的无助放大到了极致。

　　可是，跳楼的他们，本不该那么无助。

　　面对逝去的生命，企业需要认真反省，政府更应积极作为。

　　富士康事件暴露出来的，不单纯是企业与员工之间的管理问题，更体现出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新生代”外来工在进入城市时，面临压力和由此带来的焦虑。如何让他们真正融入城市，需要通过户籍制度等深层次政策调整，加以解决。

　　如今，深圳市开始就富士康事件进行更深入的调查，深圳总工会也将在深圳外来工集中的社区进行抽样调查。生命的教训太过惨痛和沉重，希望在对富士康事件妥善处理的同时，也能引以为鉴，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让他们实现体面劳动，避免悲剧再度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