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富士康：悲剧缘何九上演

　　记者与相关人士关于员工频繁跳楼的对话

　　跳楼事件，结果7死2伤。年轻的生命转瞬即逝，令人震惊并扼腕痛惜。

　　悲剧为何一再重演？“新华视点”记者带着疑问再度聚焦富士康，对富士康新闻发言人刘坤、坠楼员工生前好友及企业的多位普通员工进行采访，并请心理专家和劳工保护专家就社会关注热点进行点评。

　　主观、客观，谁是主因？

　　记者：富士康有9名员工相继跳楼自杀原因备受社会公众、舆论关注。作为这些员工的密切相关者，究竟如何看待悲剧的深层原因？

　　刘坤：除最近一位坠楼员工警方还在调查外，前8位员工的加班记录和考勤记录良好，也没有发现向工会投诉和向“关爱中心”求援的记录。所以，员工坠楼和企业管理没有直接关系，我们认为坠楼者主要问题出在自身。

　　曾红领(第七位坠楼者卢新的工友)：我觉得企业不好可以走人，没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卢新太要强，因为家里困难，父母借钱供他上学，他经常说要赚钱回报父母，想法也很多，想搞音乐，想回家考公务员、考研，想短时间内有所成就，但是这都不太现实，所以没有方向感，后来就说总感觉有人在追杀他。我觉得他跳楼主要还是个人原因。

　　程林(富士康员工)：富士康讲的主要是“速度”和“效率”，速度从哪里来？从员工身上来。在生产线上，不能随意说话、不能接听手机、无人顶替不能离岗，而且不少基层管理人员态度恶劣，对普通工人很不客气。一个人如果心理受到创伤、工作上又有压力，就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万一再被主管骂，很容易想不开。

　　肖水源(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曾赴富士康对坠楼事件进行调研)：通过富士康的案例报告可以判断，至少一半的自杀者患有精神障碍。

　　目前富士康的管理制度很难形成员工之间相互支持的社会网络。富士康在深圳有40万员工，每天新进和离开的员工数以千计，对这数十万且流动很快的人进行有效管理非常不容易，也存在一些问题。

　　“血汗工厂”的是与非

　　记者：目前外界有不少人指责富士康是“血汗工厂”，工人工作压力和劳动强度很大；同时人们也注意到，富士康厂区内的软硬件设施实际上很难满足数十万工人的社会需求。这两者和工人所面临的精神危机有何关系？

　　刘坤：今年富士康每天有近8000人在招募点排队，那么多年轻人希望到富士康工作，如果富士康是“血汗工厂”，会有那么多人来应聘吗？富士康在制造业中地位出众，不会因为现在所受到的压力而改变这种发展道路。

　　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企业，富士康确实难以承担员工“八小时”之外的功能。富士康希望员工能相互熟悉、相互了解，以宿舍为基本单元来扩展社区的交往功能，但这不是短时间可以做到的。42万人的群体封闭在厂区，虽然企业每年举办大量的文体活动，但企业的第一目标是生产，很难满足每个人的情感需求。

　　沈清萍(富士康员工)：厂区里面什么都有，有银行、超市、餐厅和书店等，但工作很忙，工余的大多数时间就是睡觉和上网，工休的时候要去市区玩，就很远，结果比上班还要累。

　　刘开明(劳工保护专家、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如果说“血汗工厂”，富士康相比其他的中国工厂，在劳工保护方面并不算差。但是，富士康工作时间长、日常工作技术含量低、机械性重复工作强度大，加上军事化和科层制的管理风格，都容易把人异化为机器，员工的内心生理、情感与外部的管理、工作的冲突难以化解。

　　如何防止悲剧再次发生？

　　记者：在员工跳楼事件发生后，企业、政府和社会的不同层面，应该做些什么，才能阻止坠楼悲剧的继续发生？

　　刘坤：最近一段时间，富士康已经采取一些措施，比如严格执行工作六天必须休一天的工休安排，设立“心理港湾”“员工关爱中心”“看门人培训”等，针对一些行为异常的员工已成功实现30多起心理干预。5月底，富士康将有100名心理咨询师参加资质考试，通过考试就可以持证上岗服务。同时企业正在面向普通员工进行免费心理培训，今后也会大力举办一些年轻员工喜欢的活动，比如成立街舞协会、组织超女式海选等娱乐活动，加强员工间的沟通和交流。

　　肖水源：富士康最近采取的措施对解决员工心理健康是值得肯定的，但还有值得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如可以聘请精神病学和自杀预防专家对企业的心理咨询师进行培训和督导，帮助他们尽快及时发现有严重精神障碍的患者和自杀高危个体，并采取积极措施转诊。

　　刘开明：富士康坠楼事件的启示是，“围墙管理”中政府角色明显“缺位”，企业和社会的边界应该厘清。政府和社会应做更多的工作填补员工“8小时之外”的生活空白。政府的公共服务应延伸到工人社区里面，比如教育、医疗、图书馆和文化娱乐等公共服务；另外社团和各种组织的服务也要参与到工人社区中，鼓励他们组织和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