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活下来”到“准备好”，穆占英盼望的“核电建设的春天”终于到来了。

　　文|本刊记者 贺大卓/图|本刊记者 梁海松

　　他握有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具竞争力的核电建设资源，然而，他又不得不面对20多年只建成11个核反应堆的发展速度——这显然无法支撑企业的发展。

　　当他将整个集团的核电建设业务压缩至30%，却迎来了今年在建反应堆20个，明年增加至34个，后年更达到40个的市场发展时机。

　　这就是穆占英所处的行业，单就前两段阐述而言，在这个行业里，穆占英以及他所带领的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以下简称中核建)所能做的，也许只是对政策的苦苦追赶，为集团发展疲于奔命。

　　然而，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总经理穆占英又是一个擅于变通的人，并且如他所言，是核工业的“圈里人”，在我国核电建设收缩期依然近乎信仰般坚持看好核电的前景。所以，现在穆占英不仅仅可以说出“我们活下来了”，在呈几何式增长的核电项目建设上，他依然可以说“我们准备好了”。

　　这是一家央企重新找回自己核心竞争力的过程：一个建设了我国所有核反应堆的企业，一个10年没有发展机会的主业，一场突如其来的政策变革，以及一段不为人知的发展内情。在火热的核电发展进程中，中核建终于摆脱了旧日困窘。

　　转折点

　　翘首以盼的政策终于等来了。

　　穆占英健谈，讲起中核建的历史来滔滔不绝，随着历史阶段的转变，或压抑或兴奋的表情都出现在他的脸上。

　　自1999年起，穆占英即任中核建总经理。当时，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为实现政企分开，建立适度的竞争机制，5个军工总公司被分为国防科技工业十大集团公司。核工业系统的二二、二三、二四等建设公司划分出来成立了中核建集团。

　　不过，从集团成立伊始，穆占英就在思忖应该如何生存，集团的业务范围一览无余：这是一家专业性非常强的公司，主业清晰明了，一为国防建设，二为核工程建设。国防建设自不待言，但核工程建设却受到了阻碍。

　　1986年4月26日，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蒸汽爆炸及核燃料泄漏，旋即成为各国民众对核电挥之不去的梦魇，并直接带来了一股世界反核电的浪潮。核电建设刚刚起步的中国同样受到抵制，譬如中核建参与建设的大亚湾核电站就遭到香港百万人联名请愿，要求停建或缓建。

　　自此，全球核电建设迎来低潮，这是穆占英面临的困境，中核建也因此走上了“为了保存核电建设这支队伍，什么都干”的境地。

　　我们可以翻看一下中核建近几年所承建项目的历史，他们曾经服务于以下企业：

　　拜耳医药，2007年2月17日，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所属成员企业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公司收到拜耳(上海)聚氨酯有限公司中标通知书，成功中标上海拜耳异氢酸酯和聚醚项目MPI联合装置硝基苯生产单元和苯胺生产单元工程。

　　天津碱厂，截至2009年1月20日，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中原建设公司1350T机组所承担的天津碱厂搬迁改造工程第一套大型设备煤气化工程设备5个大件一次吊装成功，标志着天津碱厂搬迁改造工程建设拉开了决胜2009年的序幕。

　　集团创立当年，穆占英曾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迎接中国核发展的新一个春天》，这自是穆占英的期盼，但“为了集团活命”，非核建业务却越做越大。

　　在穆占英的表述中，我们得知，这些非核建筑工程占到集团业务的70%。“核少”——这是穆占英为集团近年发展状况的总结，但他并不甘于此：“国家不发展核电，所以我做不了，但是我不希望把更大的精力用到别的方面。”

　　不过，他翘首以盼的政策终于等来了。2007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年)》，当时确定了目标值：“到2020年核电运行装机容量争取达到4000万千瓦”。

　　这已经是一组令核电相关企业欢欣雀跃的数据了，不过这一目标还在酝酿放大。国家能源局计划于2009年一季度完成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的调整工作，并上报国务院决策，单从数据上看，原定4000万千瓦的目标已被悄然放大，2020年核电运行装机容量为：建成7000万千瓦、在建3000万千瓦。

　　现在的问题再不是“核少”，穆占英被问到的最多问题反而成了“能不能干下来”。

　　调高表态

　　穆占英最近这两个月才对能源局表态：“我们没有问题，调吧。”

　　20多年间建成11个核反应堆的中核建，在上个月刚刚签下大单。4月3日，中核建与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在扬州举行了CPR1000新项目核岛土建工程合同签约仪式，两家企业一次性签署了50多亿元的核岛土建合同，涉及福建宁德、广东阳江、广西防城港共8个机组及后续新项目，这是我国核电建设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工程建设合同，在世界核电史上也属罕见。

　　在穆占英心里，这是压力。穆占英说，他曾被国家能源局问及“能不能干下来”。

　　当时是这样一段对话：

　　穆占英：“到2020年建成4000万千瓦，没问题，我们全部承担。”

　　国家能源局：“如果我们再调高呢？”

　　穆占英：“这是一个科学的东西，因为我完全按照2005年发展规划(《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年)》于2005年出台)准备的。如果要调高，我们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研究，到时候再回答行或者不行。”

　　研究历时一年半，内容包括核电项目建设进展情况，集团公司核电管理能力、核电人才培养规划落实情况，核安全体系建设情况等诸多内容。穆占英最近这两个月才对能源局表态：“我们没有问题，调吧”。

　　在穆占英看来，政策调整并不是两张纸就定得了的。“我们集团怎么回事，规划调整要达到什么程度，我们现在条件怎么样”，这都是中核建必须在政策调整之前说清楚的问题。

　　“10年准备”，在事关核电的2005年规划面前穆占英颇为动容，即便核电建设已经在集团内部被压缩至30%，但穆占英心里有压力，“我们集团是以核为主的，这是特色。要做到国内一流，做别的我们不行，但核电建设是我们几十年积累的经验，有核安全的文化，有核的底蕴，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做精。”穆占英说。

　　除了穆占英这种坚定的战略思维，除了中核建20多年核电建设的积累，在核电建设收缩期的准备或许才是最重要的一环。

　　“我们准备核电站不是从国家开始要大干了才准备的，我们成立的时候从核工业系统中分出来了，但对核电的准备一天也没有放松过，因为我们相信将来核电站一定会发展。”

　　这些准备包括技术积累，人才储备……而这些核心竞争力的资源打造“只花两三年时间根本达不到的。”

　　竞争强势

　　“以前的11个反应堆全是我们建的，以后的我看也是。”

　　“世界一流，国内绝对没有对手，就是第一。”这是穆占英对中核建行业地位的描述，他也分别从核安全文化，现场管理方面提供了相关佐证。

　　所谓核安全文化，穆占英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在施工过程中，即便是一根管子的焊接，过十年以后再去查，这个焊缝是几月几日、谁焊的，这个焊工是否培训合格，合格证号是多少？用的焊条采购是不是合格，采购的是谁，从哪一家采购的？等等这些资料，即便10年、20年之后依然清楚。核安全文化，就是每个人自觉的按这个要求去做。”

　　中核建现在所用的管理软件均为自己开发，这是数年的研究成果，在穆占英的表述中，是由“有经验的人，再加上计算机工作人员一起总结出来的。”在中核建的施工现场，这些管理软件都在发挥作用。“工地上的任何一个细节，计算机都能告诉你。全程追踪，任何一件事都可以追踪。例如每个核反应堆里有1000个房间，你随便到哪个房间里，只要这个灯没有装，什么原因没有装，谁来装，它都可以告诉你。”中核建的这套软件吸引了很多人，曾经有企业出价五六千万购买，但中核建坚决不卖。

　　不过，中核建在国内并不是没有竞争对手，核安全局已批准建设核电站资质的企业已有8家，去年11月，中广核业已通过招标确认由中建总公司的子公司中建二局来担任广东台山核电站2号机组的土建施工总承包商。

　　而现在，更多的国内竞争对手选择和国外企业联合抢夺中核建的市场，穆占英仍然很自信：“以前的11个反应堆全是我们建的，以后的我看也是。”

　　除了在国内竞争中引以为豪的核安全文化积累和现场施工经验，在国际竞争者面前中核建拿得出手的又有什么？

　　“法国核电施工现场，包括台湾的，我都去过，和他们相比，我们现在的管理水平一点儿也不差。” 穆占英之所以如此骄傲，除了日积月累的核安全文化，对于核安全文化的现代化管控手段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穆占英说，中核建现在处于世界一流，虽不能称为世界第一，但中核建有自己独有的优势——25年从未间断的核电建设经验。“世界上这20年基本上都没有在建核电，只有我们国家，从30万千瓦核反应堆到60万千瓦，到大亚湾的100万千瓦，一直没有停过。”

　　在这20年间，中核建通过和法国、加拿大、俄罗斯等公司的合作，不断提升自身的核电建设管理能力。在合作之初，穆占英承认，中核建的管理水平比外国公司差多了，但现在“我们的管理水平、管理体系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了他们。”

　　如果现在和国际公司同台竞争，穆占英说：“他们不缺管理水平、管理体系，但是他们执行层没有人，全球都聘不到。”

　　主动权

　　20年间的积极储备，使中核建在核电人才短缺这一全球困境面前掌握了主动。

　　一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需4年以上建设高峰期，需要各类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上千人，其中相当数量人员应是具备相关经验的‘高端人才’。这是核电建设的需要。

　　“核电人才短缺，不仅是我们面临的问题，而且是整个世界核电发展面临的问题。”这是去年国家核电技术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王炳华对整个核电行业发展面临的人才问题进行的分析。他认为，未来5年对核电人才培养来说是一个关键期。

　　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核事故之后，影响了整个国际社会的核电发展，这个寒冷的“低迷期”长达20多年。美国自1979年“三厘岛核泄漏事件”之后，20多年核电建设基本停滞不前。

　　20年间的积极储备，使中核建集团在核电人才短缺这一全球困境面前掌握了主动。

　　中核建在四川有一所技工学校——四川省职工技术培训学院，在已过去的10年间，以及更长远的未来，它将源源不断的为中核建输送现场施工人员。

　　“我在学校里培养学生，除了专业的知识，就是核的知识，再到现场经过一年半年的专业培训场所培训，水平就起来了。” 现在四川省职工技术培训学院有在校生1.7万人，这是穆占英为他们设计的前途。

　　除了技能人员以外，中核建也加强了对技术人员的培养。“从2004年到现在，我们进的学生有1万人。”这些学生获得了在其他建筑公司不曾有的机会：“比如说有工程在建设，不管是秦山、方家山，把学生派过去，三四年就培养出来了，坐在办公室里是培养不出来的。”中核建有几个核电站的培训点，而这是“别人想培训人都没有地方”的优势。

　　现在，中核建员工身价都涨了不少，“核安全监管机构也要大量的人才，这些人也要从懂的人出。但是人才总量就这么多，当然这些人才一紧张就升值了。但只是人家挖我们的人，我们挖不到人家的，人家钱多。”

　　管理人员、技术人才、技能人员，这是穆占英为中核建搭建的人才架构。“架构搭好了，剩下的就容易了。”对于全球人才挖角，穆占英说，我们只有一项，就是培养人。

　　| 独家对话

　　中核建不“抢”核电站

　　《英才》：建了这么多年核电站，中核建有没有投资、运营核电站的计划？

　　穆占英：核电站是赚钱，但是我要有那么多的钱，现在给我们几百个亿，占个20%的股份，这当然好，但没有钱不行呀，投资要五六年以后才能见到效果，投资的人太多，我跟他们抢什么？

　　《英才》：那现在集团的主要目标就是核电建设了？

　　穆占英：当前企业最主要的目标是，首先把国家的核电规划完成好，这是前提。如果企业发展了，积累了更多的资金，我们当然愿意投入核电站。我是有这个条件没有这个钱，别人是有钱没有这个条件。

　　《英才》：除了核电站建设以外，在核电飞速发展的环境下，中核建还有哪些发展机会？

　　穆占英：我们还在从事技术研发，我们和清华大学共同成立了合资公司——中核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把清华大学的技术市场、商业化，作为国家重大专项的高温气冷堆示范电站将在今年9月正式开工建设，这是中国自有知识产权的世界首堆。

　　《英才》：现在集团运营收缩业务范围，转向核电站建设，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穆占英：我感觉现在发展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们按照现在的管理方式就行了，我还没有看到什么解决不了的困难。

　　《英才》：听说你的家庭也跟核有缘。

　　穆占英：我生在江苏徐州，生长在部队大院，我父亲是当兵的。1959年的时候，父亲转业到核工业，到青海的221厂，中国组装第一个原子弹的工厂，我也跟过去了。我是核工业真正的第二代，从几岁就在核工业，混到现在。

　　《英才》：参加工作也是在核工业？

　　穆占英：我参加工作早，1971年就工作了，也是核。1971年到现在多少年了？38年，我15岁参加工作，参加工作3年多，又到上海上学。1994年当副局长，调到核工业部。

　　《英才》：第一份工作做什么？

　　穆占英：铆工。现在特别缺少好工人，你想当年那么大那么厚的钢板，我们能严丝合缝对在一起。有好班长你就特别的放心，到现场能把图纸变成现实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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