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标准的幕后推手

　　在“顶层设计”这个词盛行之前，中国通信行业就已经做了一个优秀的“顶层设计”。

　　当然，它的前提是，只讨论大国技术的抉择，不涉及行业管理与政策制度。 1999年，经过投票推选，原中国邮电部代表中国政府，向国际电信联盟(ITU)提出的TD-SCDMA正式成为第三代国际通信标准。

　　TD-SCDMA纯属技术名词，但在草拟人李世鹤(原邮电部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大唐电信集团首席科学家)在美国向周寰(原邮电部科技司司长，后调任大唐电信集团董事长)介绍时，它被赋予了另外一个涵义：超越(Super)CDMA。

　　CDMA也是国际第三代通信标准，这个由高通[微博]公司提出的技术规范，是到目前为止，全球通信行业唯一一个由公司技术，越过了企业标准、行业标准、国家标准，直接一步上升为国际标准的技术规范。

　　CDMA给高通公司带来的成功，一直延续到今天。但在4G时代，CDMA将退出主流市场。尽管从CDMA技术向LTE FDD仍然存在平滑演进途径，但最佳的平滑演进技术，仍然属于WCDMA—由欧洲阵营主导的3G标准。

　　TD-SCDMA的起步较晚，是无法回避的事实。WCDMA的早期性研究，从1988年就开始了；而CDMA更是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高通公司将其引入蜂窝通信技术领域，并早在1995年就实现商用组网。而TD-SCDMA真正意义上的规范起草是在1998年，第一个试验网组建则已经是2005年了，还只是由高校研究实验室所实施。

　　起步较晚和产业链的滞后，成为TD-SCDMA被业界诟病的重要原因，中国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即使全球范围内盈利能力最强的中国移动[微博]承担其建设和运营，也没有获得足够成功，曾经试图进行的全球化推广，也举步维艰。

　　但这并不妨碍中国通信业在TDD制式和技术领域内取得成就的决心。

　　2010年，在确定由TD-SCDMA延续的TD-LTE成为第四代国际标准之后，在3G时代感觉彷徨无依、后退无路的中国移动，选择了大干快上，在4G牌照尚未发放前，就已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了通信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试验网”：多达20万个基站。

　　要知道，美国最大的移动通信运营商Verizon，其3G基站总数也只有20万个左右，其4G网络建设号称大手笔，在2013年部署的LTE基站数量，也只有5000个左右。

　　在这个通信技术标准专利高度分散的时代，通信标准的兴衰，看似已经失去以举国之力支撑其发展的意义。

　　但事实上，由于电信设备提供商以运营商合同为主要诉求，所以往往正是这种国家主导的机制，成为电信设备市场格局与发展轨迹的决定性因素。

　　正因如此，我们看到了北电网络的破产，美国朗讯科技被来自欧洲的阿尔卡特合并，北美电信设备商逐渐失去在全球角逐竞技的活力。

　　同样失去昔日光芒的，还有日本电信设备商们。因为采取和全世界都不一样的3G制式，又缺乏如中国市场这般广阔的容量，使得NEC、富士通、三菱等企业已成往日烟云。

　　与此同时，来自中国的华为，成为和全球领头羊爱立信[微博]一争高下的新贵，而同样来自中国的中兴通讯[微博]，也逐步打开了全球化局面。

　　要知道，包括美国(3.15亿)、法国(6400万)、英国(6300万)、俄罗斯(1.44亿)、日本(1.26亿)、德国(8500万)在内，总共也只有不到8亿人口，而2013年10月底，中国移动电话总用户数已然高达12.16亿(以号码计算)。如此庞大的用户基数，成为中国将TD-LTE这一由中国主导的4G标准打入商业主流，甚至全球主流市场的底气所在。

　　目前，已有17个国家的21个TD-LTE网络投入商用，在未来，数量还将更多，规模也将更大，这已经没有悬念。

　　此前，中国在一些领域“市场换技术”的尝试，多以失败告终，而在通信领域，以中国市场换取中国技术、中国标准走向世界，已成为新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