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贴的价值

　　燃煤发电之所以便宜，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没有考虑环境成本，如果把治理环境的成本加入进去，天然气发电的竞争力未必不能与煤炭相竞争。

　　文=王高峰

　　自1978年至今，中共各届三中全会已然成为经济改革方案、范围和路径的最高顶层设计会议，受到社会各届高度瞩目。在经历相对企稳的一段时间后，无论是十余年来社会积聚的巨大改革空间，还是一年内新任领导人的密集调研方向，以及针对改革所做的公开表态，都让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给予全国民众有了更多乐观期许的可能。

　　此次改革力度与规模可能空前的背景，是中国经济在新世纪十来年间进入了包括改革设计者也未能预料的增长轨迹——不仅农业与城镇人口比例大幅度提前逆转(这意味着工业化将农民从土地提前拔出)，此前积重难返的国有企业，也能在短期内摆脱国家负资产的境地，进入国民“待岗就业”的优质位阶。

　　这种优质位阶的体现，是以国有企业把控国家经济命脉、摆脱银行坏账、同业竞争协调更具优势的业绩呈现在国民面前。自能源行业而言，无论是国有资产大打翻身战的油气煤炭，还是几乎同步发展的风电光伏，十年来的能源产业新闻，都是在“国退民进”的改革设计预期与“国进民退”的诸多波折中渡过。

　　其间的关键点，在更多来自市场的舆论看来，并非可简化为“国有”“民有”二者此消彼长，更多的涵义在于二者增长幅度不一与政策厚薄不均所致。改革所要求的效率与公平在这段过程中的发展不对称，也大体不外乎“国”、“民”二字所享受的待遇差别中。

　　事实上，在享受源自九十年代这波二期改革红利的过程中，无论“国”“民”，经济发展的速率并未受到其间争论的较大影响，从历史发展的纵深来看，倍感受压的民营经济也在这十年中迎来了从未有过的黄金时代。

　　那么，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来临之前，为何重提国民之争？或者为何强调判断改革深度的层次，赖于国民攻守进退的幅度？其中的深层原因，值得深索。

　　以当前流传的各种有关能源产业的改革版本来看，事关国家经济命脉的石油、电力和煤炭，都以高频率出现在世人面前。在此之前，石油系统窝案震惊朝野、电力二次拆分呼声不断、涉及环保大局的煤炭消耗增减非议丛生，都让这些命脉能源产业能否维系旧有体系打上重重问号。

　　而激进市场化的改革方案，是要让这些家大业大的能源产业进入战国争雄、胜者问鼎的纯粹进化论阶段；相对温和的改革版本，也会让这些代表国家的经营单位，让渡出较大利益空间，以满足民间活力蓬勃增长的需要。

　　然而，以中国当前各类事关能源的各类性质企业与行业发展的趋势来看，国有拆分与私有化收购，要想成为经济改革的主流方式，不仅高估民企切入的逐利决心和低估旧有格局的可能阻挠，也简单化中国能源经济的改革原本规律。这类闻风而起的改革思维，几乎全盘否决并排除了“国”“民”共进的可能。

　　早在二十年前，市场经济的逐步确定，在给予民企竞争合法地位存在的同时，也划定了国企不可撼动的范围。随着国民经济的深入发展，命脉经济的脆弱性与敏感性逐渐降低，中国经济进入到更广阔的全球竞争之中，国企的让渡范围日渐扩大，民企共存共荣的空间与渴望也随之全面高涨。

　　争议本身很难控制，否认争议空间存在的合理性更是欲盖弥彰。对国企而言，直面改革的难度，并不比十余年前国企改革的阵痛更为剧烈，彼时改革之初的政府，也被视为弱化国有经济的重要推手。自身份而言，脱离行政级别的国企党政人事改革如能随行，改革凝聚共识的可能性，也必将比“官”“民”共争市场的效果更好。

　　从现行的改革方案来看，油气勘探与管道运输、电力配售改革与事关煤炭的产业结构调整，成为民间观察改革诚心的重要指标。在这些领域，积聚起大量经验的民营企业，也正到了挑起国民共进改革重担的腾飞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