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雍忠玮 王云辉

　　与“以市场换技术”类似，4G牌照发放将成为“以市场换标准”示范田。不同的是，前者牺牲市场换来的是跟随发展，而后者则是在发展市场的同时，赢得争夺领跑权的资格

　　如何以发放4G牌照为契机，让中国抓住全球新一轮信息技术变革机遇，在全球的产业竞争中占据更主动地位，是中国新一届决策者需要尽快解决、且已经开始调研思考的问题。

　　1994年邮电部成立，逐渐开始市场化改革至今，中国信息产业已经历近20年的高速发展，建立了无论规模还是质量均世界领先的信息基础网络，以及具备全球产业竞争力的通信设备制造工业体系，并逐渐参与到全球信息产业的主导权角逐之中。

　　在此过程中，中国除了全球信息通信产业的最大市场这一角色之外，已逐渐成为设备制造的全球工厂乃至支撑基地，而在3G与4G时代，更开始向最终的技术与标准输出国坚定迈进。

　　从18世纪末电报发明、19世纪中叶电话出现，20世纪初无线通信技术投入使用，20世纪末互联网兴起到现在，信息技术的主导权和控制权一直在欧洲和北美之间拉锯，尤其是近30年来，北美地区尤其是美国借助互联网的浪潮，一度成为行业霸主。

　　最近10年来，伴随新兴技术革命与市场竞争加剧，信息通信开始新的产业转移。欧洲主导的WCDMA标准在3G市场争夺中胜出，FDD-LTE在4G时代也占据领先位置；中国主导的TD-SCDMA和TD-LTE也加入争夺，并逐渐走出孤岛；而美国主导的CDMA标准则在3G时代式微直至无疾而终。

　　与此对应的是，诺基亚、爱立信[微博]、阿尔卡特朗讯、三星[微博]、中兴、华为、HTC[微博]等欧亚公司日益强大，而马可尼、摩托罗拉[微博]、北电等北美企业则全面衰退甚至拆分或倒闭，除了目前业务辉煌但已呈现下滑迹象的苹果、面临激烈竞争威胁的思科外，在信息通信工业体系中，美国只能依靠英特尔[微博]、高通[微博]、AMD、德州仪器等芯片公司的上游垄断维持自身的话语权。

　　产业主导权的转移引发了更多的摩擦与对抗，此前中兴与华为在美国受到歧视调查正是例证。但在另一方面，这也为中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绝佳产业赶超时机。

　　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近百年的通信建设历程，都只是在为外资公司提供市场。行业内流行的总结是“七国八制”，即来自七个国家的八种制式，统治了中国的骨干通信网。

　　而在2G和3G网络建设过程中，中国庞大的市场容量，为华为、中兴通讯[微博]、上海贝尔[微博]、大唐电信、烽火通信等中国公司提供了足够的成长空间，并其开拓全球市场提供了巨大的“后勤支持”。

　　尽管如此，中国直到现在，信息通信领域的整体竞争格局，仍然没有真正确立竞争优势。其中关键在于，中国还没有在核心标准体系、核心元器件等中枢领域扎稳脚跟，只能受制于人，目前的产业力量也就如同沙上筑塔，随时可能被人轻松颠覆。

　　而发展中国主导的4G标准，并推动其国际化，将成为中国突破这一产业瓶颈的关键所在。

　　在此之前，中国曾在3G时代面临同样机遇，但在当时，中国产业力量积累孱弱无力，而欧美标准势力强势，加上自身发展缓慢，最终TD-SCDMA只能止步于国门之内。

　　但目前的形势却已经改观，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通信市场，拥有2.8亿固定电话用户，10.8亿手机用户和1.7亿宽带上网用户。华为和中兴通讯为代表的中国电信[微博]设备供应商也成长为具有全球话语权的强大产业力量，在专利技术的发展和积累上更不断加速，2011年，中兴通讯和华为的专利申请已经分别排名全球第一和第三。

　　最重要的是，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大形势下，通信产业正陷入发展低谷，这让中国市场对全球产业链的吸引力大大增加，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可以通过对本土4G市场的合理规划，实现对全世界信息通信产业走向的引导，加快加大中国力量参与到国际产业链的纵深发展中。

　　比如，传言的提前发牌与发放多张TD-LTE牌照，可以成为激励外资公司加入TD-LTE产业链的最佳兴奋剂，而在此过程中的市场份额分割，也可以成为中国在未来更多国际贸易摩擦中的有效砝码。

　　这也是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等公司不断强调，将加大力量在全球范围内推广TD-LTE，以换取中国更多市场份额的原因所在。

　　如同改革开放之初的“以市场换技术”，4G牌照发放也将成为“以市场换标准”的试范田。不同的是，前者牺牲市场换来的是跟随发展，后者则是在发展市场同时，赢得争夺领跑权的资格。

　　借助4G牌照发放，中国或能建立一个新的产业转型升级与弯道超越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