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包涵 北京报道

　　 作为十八大党代表，62岁的楼继伟在金融界早已跨过了一个又一个高点。

　　 2009年，美国《时代》杂志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位基金经理对于中国的意义，与世界其他地方有何不同？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只有楼继伟能回答。

　　 《时代》杂志曾预言说，楼继伟可能很快就会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基金经理之一。

　　 时至今日，楼继伟掌管的中投公司资产已达到4800亿，他还是中国目前最大的金融投资公司中央汇金的掌舵者，中投的一举一动都在国际金融市场掀起波澜。

　　背得出猕猴桃价格的省长

　　 担任中投掌门人之前，楼继伟做过上海体改办副主任，当过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司长，在贵州做过3年的副省长，在财政部做过9年的副部长，并担任过国务院副秘书长。

　　 履历显示，他几乎参与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每项重大经济决策，并从中央到地方，参与到了政策的实施环节，成为少有的财政金融一肩挑的人才。

　　 1992年，楼继伟从上海回到北京，加入国家体改委，担任宏观司司长。他是当时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牵头人，并参与设计了1994年的税制改革，这项改革拯救了中央的财政危机。

　　 因为坚持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立场，以及对中国改革的热心和贡献，楼继伟被人们称为“市场派”。

　　 提起楼继伟，很多人津津乐道的是他成为中投“管家”后的经历，却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995年—1998年，他在贵州担任副省长时，就显示出了一个“专家型”官员的非凡素养和魄力。

　　 担任副省长的3年，他背得出当地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大到电价，小到猕猴桃的价格。这是个在经济上“全能”的省长，知道宏观上一场国际危机会如何影响到一个中国的内陆省份，也知道微观上如何识破一个企业的伪造账目。

　　 从北京的司长到地方上的省长，楼继伟这样理解他的角色变化：“在北京，你制定政策，并为政策实施创造环境。在贵州，你则需要去决定一个实际的项目，全神贯注于它的每个细节。”

　　 他说到做到。如果一个省内企业有上市的意愿，他会亲自去考察。对公司的了解，甚至可以细化到运输成本、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岗职工的安置和资产负债表中的某个小细节。

　　 在招商引资上，他有取有舍。他曾竭力为一个反污染的环保项目争取优惠贷款，也曾拒绝过一个美国铝业公司提供的投资，因为对方提出的减少冶炼厂1/3能源成本的要求，可能会影响未来投资者在贵州电力项目方面的投资。

　　 这样的素质和眼光，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连企业家们都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对经济十分精通的“专家型省长”。

　　每天须赚3亿元的“基金经理”

　　 担任财政部副部长时的楼继伟，对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也有过几次颇有先见之明的进言。

　　 2005年，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还没有推进之时，楼继伟告诫称，中国的企业也已经习惯了在固定汇率下的经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开始对汇率实行浮动，企业很可能会因此而交学费；在汇率体制改革推进以后，建设更加完善的外汇市场，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外汇避险工具，是改革之上的改革。

　　 丰富的经验和犀利的眼光，让楼继伟在2007年成为中投“操盘手”的不二人选。楼继伟也迎来了他的新身份——“基金经理”。

　　 要管好一个国家级的超级投资公司，既要保证资金的安全，又要让上千亿的资产产生高回报，这需要掌门人超凡的定力和智慧。

　　 而更大的压力在于，主权基金不是随便什么都能投的，楼继伟曾坦陈，中投的资本构成决定了必须每天赚3亿元人民币，才能支付每年5%左右的资本金成本。

　　 时值美国金融危机开始，中投的第一单开始并不顺利，刚刚投资黑石便遭遇股价的狂泻，致使投资亏损。对此，楼继伟认为，市场上的评价都是短期评价，不该是中投公司这样的机构的评价方式。从长期看，投资黑石仍是个很好的投资，越是经济衰退的时候越会大有所为。

　　 事实证明，楼继伟说的是对的，黑石的股价已经从2009年不到5美元的最低价，反弹至现在的15美元。

　　 与此同时，记者从中投的年报上也发现，公司的境外投资组合年度收益率已从第一个会计年度2008年的-2.1%，增长至2009年和2010年的11.7%，并在2011年萧条的市场中仍获得了3.8%的累计年化收益率。

　　 一波三折，或许正是资本游戏的魅力。而楼继伟并没让市场的起伏影响他的判断力，从一开始，他就给中投定了位——要做长期投资者，而不是猎食性的投机者。

　　 市场不会为自己辩护，只会依旧遵循它的轨迹前进。“市场派”楼继伟曾经跟他那一代人一起摸着石头过河，然后把他对经济规律的尊重和理解化作经验留给后面的过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