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费·约翰

　　本报记者 于娜 北京报道

　　 来到中国已经3年的费·约翰（John Fitzgerald）是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他习惯用带着微笑的询问的眼神注视着来访者，只因为他担心自己的中文不够流利，给双方的沟通造成障碍。

　　 作为福特基金会在中国的最高官员，对于中国本土草根组织的生存与发展有着深入的观察与思考。8月12日，费·约翰在位于北京建国门地区的办公室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如何理解“本土化”

　　 《华夏时报》：福特基金会目前在中国开展项目的领域有哪些？在什么情况下会对此做出调整和改变？

　　 费·约翰：福特基金会的组织文化是统一的，有33个项目领域可以选择在某个国家或地区推行，北京办事处选择了其中的7个，一方面考虑中国的实际需求，另一方面也考虑未来项目的可行性。北京办事处目前资助的项目有240多个，每年大约有一百个新的项目。

　　 我们原来（2009年以前）在9个领域开展项目，现在取消了原来的文化多样性、经济与发展金融和国际治理三个领域，将原有的“教育改革”领域一分为二，划为中等教育改革和促进高等教育入学和成功。保留的领域为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环境与发展（农村社区自然资源管理使用）、法律与权力（刑事与民事法律制度改革）、公民社会（加强民间组织建设）、治理与公共政策（支持透明有效问责性的政府）。

　　 取消经济与发展金融方面的项目，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了。在改革发展初期，福特基金会非常重视中国的社会科学，发现最主要的问题是没有经济学。在福特基金会早期的工作中，对经济领域的支持是很重要的方面。但是慢慢地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自己已经有了很好的经济学家和学术研究项目。越来越多的人找福特基金是寻求解决公共政策方面的研究帮助，比如贫困、生殖健康、农村金融等问题，而福特基金会根据项目申请趋势的转变对资助方向做出了相应的调整。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也面临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取消文化多样性领域的项目，并不是说我们认为文化项目不重要。据我们了解，有不少机构在从事文化保护活动。当我们面临选择，只能在6-7个领域来开展项目时，我们不得不选择了放弃，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这是福特基金会全球资助战略调整的结果。2008年初上任的新会长Luis Ubinas对于福特基金会的整体工作有一些新的设想，开展了一系列的战略规划和调整。作出这样的调整，是为了能更好地应对新时期的挑战。

　　 《华夏时报》：北京红枫妇女热线曾接受福特基金会十几年的资助，但从今年起福特基金会停止了对他们的资助，原因是什么？

　　 费·约翰：红枫妇女热线可以说是我们资助时间最长的项目之一，原来我们资助的草根组织比较多，随着中国本土基金会的发展，应该由中国本土的机构去资助这些草根组织的发展，我们的任务是帮助培养这些机构。原来我们是直接参与的，现在我们做的是宏观支持，而不是直接做慈善。这些调整是从2009年开始的，是一个逐渐的过程。

　　 还有一个原因是红枫妇女热线所属的性与生殖健康项目的资助方向发生了改变，原来是性与生殖健康与权力，后来调整为性与生殖健康教育，主要通过研究、能力建设、策略性沟通及成功模式推广等多种方式促进性与生殖健康教育。最后一次我们给红枫一笔数额较大的资助，让他们有时间去寻找其他国内基金会的资助。还有像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我们比较早就不再资助了，他们现在完全可以独立了。

　　 《华夏时报》：福特基金会是否将缩小对中国草根组织的资助力度？

　　 费·约翰：我认为中国的慈善领域应该按照“本土化”原则来发展，不能按照境外慈善机构模式来发展，因为各国慈善都有自己的特点。中国应该发展自己本土的基金会来支持本土的民间组织，而不是依靠境外的基金会支持。

　　 我所负责的“加强民间组织建设”项目，资助规制性基本框架的建设及支持体系的建设，与基金会其他领域的工作合作开展，相互支持，服务于各资助领域的工作。这个项目不资助草根组织，也不直接资助民间组织开展小型项目或服务。但其他项目领域，看项目需求，可能资助草根组织开展的活动。

　　 福特基金会的“好邻居”项目，最早的项目是应急的，这个项目由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所有中方工作人员负责，设立的初衷是让基金会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有参与基金会核心工作——资助工作的机会，并通过开展项目与基金会相邻街区的机构保持密切联系，为与基金会有共同目标的机构提供支持。目前项目的资助范围主要是北京，资助的领域比较宽，不刻意回避基金会的7个主要资助领域，但好邻居项目已经成为常规领域的有益补充。好邻居项目每年经费是10万美元。好邻居项目除评审过程比较特别以外，其他与福特基金会的常规项目都相同。基金会目前只能资助在民政部门注册的机构。

　　更倾向于政府合作项目

　　 《华夏时报》：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有多少项目资金？什么项目会被资助？

　　 费·约翰：福特基金会60%的项目都在美国。福特基金会在全球设立了10个办事处，这10个办事处可以使用基金会另外40%的资金。虽然对于每一个办事处来说，只有4%，但是由于福特基金会本身的资金不小，所以这4%也是非常大的一笔资金。被资助项目必须在该领域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如果是研究的话，我们侧重行动研究，希望这些研究对具体工作能起到指导作用，或能推动政策，而不是纯粹的研究。在中国的国情下，我们倾向于选择那些与政府合作的项目，没有政府的合作不利于项目在其他地区的推广。

　　 创新性也是我们重视的一个方面，我们不愿意支持那些以前做过的项目。因为资助是有限的，我们还会看项目的可持续性，那些在项目启动之后不能够自力更生、自行运转的，我们基本不资助。还有就是参与性和复制性，能否让妇女和弱势群体参与项目，以及项目成功后能否在其他地区复制与推广。福特基金会相比大的基金会，资金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更愿意资助有试点性的项目。比如一个项目在某一两个县试点成功，成功之后能否在其他地方复制推广下去，这是我们选择项目时非常看重的一点。

　　 今年北京办事处正在做环境与发展项目的一个回顾，看是否需要进行调整，基金会每隔8到10年都会请顾问做类似的回顾，确保我们了解各领域项目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以确定是否要继续还是要改变资助方向。

　　 《华夏时报》：福特基金会在中国通过何种方式同政府部门合作？

　　 费·约翰：目前我们直接资助政府部门的项目不多，主要是资助那些政府部门之下的民间组织。我们希望所资助的对象会跟政府部门合作，不管是民间组织还是大学，不能与政府合作就不能成功推广，另外一方面我们会资助政府部门进行国际合作项目，比如中美之间的访问活动，我们也与中国的其他政府部门在某些领域有合作。

　　 比如，在生殖健康项目方面，我们与国家计生委合作的优质服务项目就是非常成功的。优质服务项目是国家计生委1995年启动的项目，福特基金会自1997年开始对该项目进行资助，旨在根据1994年国际人发大会提出的以人为本、优质服务的方针，帮助项目县改进工作方法，提高计划生育服务质量。项目开始时，只在六个县里展开了试点，现在项目县取得的经验已经在全国1000多个县全面推广。1999年福特基金会在项目有效实施的基础上，资助召开的优质服务国际研讨会和一个以优质服务项目县的计生委主任组成的代表团赴美国介绍中国优质服务项目成果和计划生育工作改革进展。这一系列的活动对于促进中国计划生育在国际上树立新形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关注慈善体制改革

　　 《华夏时报》：民政部正在进行有关民间组织登记管理体制的改革，如果相关法规修订获得通过，将会有一批民间组织获得民政登记，这会对福特基金会同他们的合作带来什么影响？

　　 费·约翰：我们一直关注中国的慈善体制改革，曾资助民政部政策法规司开展的关于慈善立法的研究和国际会议，以及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开展的非法人社团法律制度研究等。民间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如果取消“双重管理”对福特基金会本身也会有影响，因为我们是通过中国社科院注册的，那时《基金会管理条例》还没有开始实行，作为合作单位中国社科院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所以我们还是想保持这种关系，对我们来说双轨管理是可以的，但绝大多数中国的草根组织都觉得双轨管理对他们来说太困难了。

　　 我们所资助的草根组织不多，主要是做民间组织发展环境改善，我们每年的经费三分之一给大学，三分之一给其他的研究机构，剩下的三分之一给民间组织，包括支持性的机构，但不包括那些没有取得民政注册的草根组织，除非他们是同我们资助的一些支持性的机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