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程洪瑾 张越月

　　出了机场，通往杭州市区的高速两侧有林立的大楼，一些声名鼎盛的民营企业总部就在这些楼里。一栋栋外表不是那么华丽的建筑，正是中国经济发达和活力的一处处策源地。

　　2010年，浙江省在GDP增速连续10年下滑的情况下，人均GDP仍居全国第四，中小企业产值占全省产值的49%，撑起了民营经济大省的半壁江山。然而，在经历近20年狂飙突进的增长后，愈发严重的能源紧缺使浙江经济增长难以为继。

　　早在7年前，浙江能源紧缺问题就曾轰动一时。在2005全国人大的新闻发布会上，时任浙江省省长的吕祖善“自曝家丑”，承认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对浙江可持续发展形成制约，并表示将通过“建设和节约并举”，实现“最迟到2007年，电力供求可以得到缓解”的目标。但从2011年3月至6月初，电力严重紧缺的打击再次袭来。

　　原因何在？

　　转型路漫漫

　　在一些人的印象中，浙江坐拥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应该第三产业发达，而这是对其产业结构的误解。相比珠三角，轻工业、小五金才是浙江的根本。而要发展轻工业，最不可缺少的就是能源。

　　《2009浙江省能源与利用状况》显示，全省陆域尚未勘探出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煤炭资源也已近枯竭，能源消费总量的95%以上依靠外省调入和进口。

　　为缓解制造业大量耗费能源的现状，浙江一直尝试产业调整。浙江省电力公司发展策划部副主任张宁给记者展示一组数据：2005年6月，浙江省第二产业的比重80.67%，第三产业是9.47%。五年后的2010年6月，第二产业的比重降至76.86%，而第三产业提升到10.54%。“工业用电量确实在往下走，这说明浙江的产业结构已经在转变。” 

　　但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浙江的传统企业长期处于低端制造阶段，在尝试转型高端时，产品往往因档次不够或市场方向错误，难与国外同类产品竞争，出现不少“近水楼台难得月”的局面，这无疑打击了企业的积极性和财力。

　　如此看来，浙江能耗降低的效果在“节能转型”的初期表现并不明显。未来几年内，浙江的电力负荷每年都要增加500万千瓦左右。所以，省内电荒很可能从短期的、季节性的缺电，演变成全年、长期的缺电，而且比其他省的情况更为严重。

　　末端很尴尬

　　从地图上看，浙江所在的华东地区远离能源富集的西部，是电煤运输、西气东送等能源输送线的末端。

　　对于一个处于输送末端的省份来说，有三点决定能源供给系统通畅与否，一是通道是否安全，二是通道是否多元，三是能源运输价格。但现在，浙江在这三方面均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

　　2011年2月21日，一条货船撞上大唐乌沙山发电公司码头，造成码头输煤栈桥被撞塌。原本每日需要供煤2.2万吨左右的4台60万千瓦发电机组，因电煤供应受阻而瘫痪多日，直至6月初，修复工作仍未结束，电煤供应只能借助于外围码头，再用车辆转运到电厂。尽管栈桥被撞是意外事件，但运输途径单一不可否认。

　　天然气也因通道少而难以发挥作用。浙江曾建设天然气发电机组，“但供气一直不畅，去年，200多万千瓦机组的能力无法发挥出来。”张宁说，业内把这种情况调侃为“有力无气”。在她看来，天然气其实是最快解决电荒问题的途径之一。

　　省间电力输送通道建设不足也让浙江望“电”兴叹。由于今年福建来水量大，富余几百万的电力，截至5月10日零时，福建已累计向华东电网输送电量23.45亿千瓦时。但是，因为浙江到福建的输送能量太小，福建几百万千瓦的富余电力无法输送到浙江。

　　煤炭的运输价格问题也已困扰了浙江很多年。从煤炭产地运至浙江，中间物流环节的运输费用能占到煤价的28%左右。煤价形成上涨趋势，水运、陆运价格也是“三五天就一个价”，尤其是公路运输，运费增长最终直接带动煤价上涨。过去山西省是全国煤炭产量第一省，而现在随着山西煤炭资源重新整合，内蒙古产煤量超过山西跃居首位。煤炭产量增长中心的西移，无疑拉长了浙江获得煤炭的运输距离。 

　　除了现实中的运输通道问题，这个能源末端省最担心的是，未来的外购电模式能否能够继续？

　　按照目前规划，浙江有1/4的电应从外省购进。除使用三峡电以外，江苏、安徽、福建、四川是浙江外购电的主要来源地。但随着这些省份电力自身供应趋紧，不仅购电合同难签，已购电亦可能发生变数，三峡电力可能面临重新分配就是其中一例。

　　2001年以前，全国电力一直保持着比较宽裕的供求状况，一些省市主动放弃三峡电。在随后的5～6年里，全国范围出现越来越严重的缺电现象，使得多个没有获得三峡电力供应的省份要求分得三峡电。这个消息虽未最后敲定，但让依靠三峡电力多年的浙江以及华东多地异常紧张。因为在本地无能源、新增火电难的情况下，一个看似不大的变化都会加剧能源输送末端的用电缺口，甚至颠覆电力规划。

　　电源建设仍缺位

　　除转型难的长期问题外，电源建设不足是电荒的首要大敌。

　　浙江的电源一直不能满足用电需求。2010年底，浙江省统调电量是3711万，其中火电(含天然气)3514万千瓦，水电165万千瓦，核电32万千瓦。外购电约800万千瓦～1000万千瓦左右。但2010年，统调用电总负荷达到了4204万，剩下几百万负荷是用削峰填谷的方式填平的。

　　去年，浙江虽然有200万千瓦的缺口，但用电紧张主要在7～8月份才出现。今年除了春节以外，浙江一直在缺电，主要原因就是装机无法满足需求。 2007年起，浙江为实现“十一五”期间关停5000万千瓦小火电机组的目标，关停了很多小火电。“压小”完成了，“上大”却没有跟进。

　　“机组就放在那里，我们不能发电。”浙江省发改委能源处金敬撑处长显然有些无奈，“浙江今年新增装机容量仅为260万千瓦，约占总用电负荷的6%。明年根本没有新增容量，用电缺口必然会产生。”

　　浙江电力有90%以上靠火电。所以，最快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快火电建设步伐。但在环境污染和影响投资形象的考虑下，浙江始终谨慎处理新建火电项目的审批。

　　随着日本核事故引发全球对于核项目安全的质疑，浙江省对火电审批的态度有所改变。据透露，温州电厂、台州电厂、华能长兴、苍南电厂项目已获核准，如果明年开工，2013年才能使用。

　　权宜之计：有序用电

　　2011年4月25日，一个名为“江苏有序用电顾问”的微博上线，每日向江苏公众发布省级迎峰度夏供用电信息。而早在3月份，有序用电方案已成为浙江媒体对于电荒报道中的频繁出现的关键词之一。

　　和2010年年底的拉闸限电不同，有序用电是不对企业强行拉电，而是由供电企业按照装机大小劝其在用电高峰时期关停生产线。有序用电的成功例子在浙江有迹可寻。比如绍兴，由于执政勤勉，政府会派出能源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前往电力调度中心监督有序用电情况。如果企业没有按规定关停用电设备，政府主管部门还会派人亲自去现场协调解决，这避免了供电企业没有执法权的尴尬。

　　在温州，有序用电方针是“政府主导，服务指导，有保有限，削峰填谷”，由于市政府方面措施得力，工作得以有序开展。“否则，自觉执行政策的企业对不自觉的企业不满，觉得吃了亏；而不自觉关停用电设备的单位，又往往不听我们的劝阻。”温州市电力公司营销部主任章坚说。

　　活跃的民营经济、充裕的民间资本、较高的市场化程度让浙江人习惯用市场的办法解决市场问题。在电力紧张时，政府参与的有序用电在短期内可以发挥作用，但解决电荒长远的解决方法仍应是市场手段。

　　为了压制高耗能企业的用电需求，从6月1日起，浙江将对2400多家重点用电企业实行惩罚性电价，用电超过行业能耗限额标准的企业将加收每度0.1元的电价。这是浙江省对八大高能耗产业实行差别电价后，再次对能耗大户提高电价。　　　　

　　6月中旬，浙江省政府宣布，将筹集3亿至4亿元资金，对参与有序用电进行错避峰的企业进行一定的经济补偿，来提高企业参与有序用电的积极性。

　　一位浙江的能源业内人士非常认同这种做法，“市场化的电价机制有很大空间，未来肯定要靠这个来解决电力缺少问题。但包括需求侧管理在内的一系列手段，需要关键是靠政府出台政策和很大的资金进行支持。”

　　很多人对浙江用电紧张的感到惋惜，因为浙江有经济先锋的价值，本应在用电的问题上受到更多保护。但苦于没有明朗的政策支持，就算持有大笔资金也无处下手。

　　眼下，寻求腾飞的中国正需要一对像浙江这样能有力拉动经济的翅膀，但缺电让翅膀在经济复苏的桥头堡失去了上升的动力。尽管随着水库来水的缓解、一批火电项目紧急上马，浙江的能源紧张能稍有缓解，但这都是一时之策。

　　当前，要想让浙江的羽翼重新丰满，不仅需要资金和能源政策扶持，更要在惩罚性电价和补偿机制的基础上，践行更市场化的操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