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接待前来“考察”的各地销售公司领导，他曾经一周喝七顿酒，“两百多个城市，每个城市的销售负责人一年来一趟，我就得陪上两百多顿。

　　□本报记者黄河

　　中国烟草业改革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2009年，中国烟草业在向国家贡献了5000亿元的利税之外，还“贡献”了3.5亿烟民以及占全球销量三分之一的卷烟市场，与全球二、三号烟草业巨头菲莫国际与英美烟草控制的市场份额相当，以至于有媒体惊呼：中国烟草总公司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卷烟生产商”。

　　但是对于熟知内情的业内人士而言，这个“庞然大物”不仅内部存在着复杂多元的利益主体，甚至连运营机制也还未最终完成市场化转型。

　　在管理部门为打破区域垄断而推出工商分离改革后，承担生产功能的工业公司开始面临竞争，但剥离出来的销售企业却在专卖机制下继续享受着特殊的垄断优势：它们是各大烟企产品在当地唯一的合法购买者，同时也是当地所有烟草零售商的唯一供应者。

　　像所有垄断企业一样，销售企业们除了完成上级下达的销售和利税指标外，没有任何市场化的激励机制，比如企业扩张———在全国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同样的垄断批发商存在。

　　与此同时，这些销售企业一头是无数殷勤的厂家———厂家希望通过他们卖出自己的烟，另一头是无数更殷勤的零售商———零售商希望从他们这里拿到更畅销的品牌。

　　销售企业成为烟草链条上最最吃香的一群。

　　一位曾经负责某知名烟草品牌宣传营销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当年他负责的品牌销售到全国两百多个城市，这意味着他们要跟两百多家地区烟草销售公司签订购销协议。

　　为了保证这些协议的顺利签订，销售人员要事无巨细地维护关系，甚至细致到连相关人员的儿子升学或夫人生日都得准备礼品。

　　这位前品牌总监告诉记者，为了接待前来“考察”的各地销售公司领导，他曾经在一周内每天喝七顿酒，“两百多个城市，每个城市的销售负责人一年来一趟，我就得陪上两百多顿。”喝伤了胃的总监有他“不得不陪”的理由———“招待不周”的后果很可能就是自己的产品因“销量不佳”而被大幅削减订量；如果招待到位，也有许多的好处，比如销售公司可以私下要求零售商进一条畅销品牌要“搭配”几条某某品牌，于是该品牌的销量便奇迹般地升了上去。

　　烟草的巨大利润，很大程度上被垄断保护下的销售公司所左右。

　　业内人士因此建议应该允许商业企业异地扩张，或者由工业公司组建自身品牌的专卖渠道，以便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该人士向记者解释道，“专卖制度指的应该是政府管理职能的唯一性，而不是销售渠道的唯一性，否则你怎么解释那么多零售摊点的存在？”但对于各级烟草专卖局而言，销售职能的剥离显然比生产剥离更加困难：除了观念上的转变之外，还必须面对巨大的既得利益损失。或许正因为如此，作为行业管理者的国家烟草专卖局在大力推进工业企业的体制变革之外，现阶段对商业企业的要求依然仅限于工商协同式的“机制优化”。

　　市场监管和销售不分的另一个尴尬则是：“政企合一”的机构形态显然不符合WTO协议中企业作为经济贸易主体不受行政干预的规则前提；同时签订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中国政府，难以向外界解释政府自身的职能究竟是管理控制还是生产销售烟草本身。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杨功焕，在多年致力于控烟宣传和制度推进时，就常常陷入这样的困惑，自己面对的对手“时而是政府，时而是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