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执行“周休一”制度 新华社发文反思富士康员工坠楼事件，称是赋予“中国制造”尊严的时候了

　　★有一些伤痛我们本不想触及；有一些问题我们却无法回避。★在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加速推进的时代大背景下，深圳富士康集团员工坠楼事件所引发的震动，特别是带给人们的思考，已远远超越了事件本身。

　　富士康员工每周至少休一天

　　针对连续发生的员工跳楼事件，富士康科技集团近日推出了一系列关爱员工措施，化解危机。措施主要包括：

　　建立24小时通报机制，针对员工工作、生活、交友、情感、心理等异常状况，建立信息员制度；构建关爱平台，设立员工关爱热线；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推动“富士康心灵之约”系统工程；执行“周休一”制度，即员工每周至少休息一天；开展加班管控保护稽核；推动员工救助工作。

　　此前，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5044名富士康员工的抽查显示，72.5%的员工超时加班，人均月超时加班28.01小时。

　　不加班挣钱没有资本，超时加班没时间放松——微薄的薪酬常常使员工陷入两难。而这样的现象绝非富士康独有，记者在沿海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采访发现，超时加班并不罕见。

　　“用员工超时、超量、超强度的劳动追求利润，旨在压低成本的薪酬游戏常常被演绎到极致。”中央党校研究员曾业松说，表面“自愿”的背后，其实是不得已和无奈。

　　“不到1000元的底薪想维持生活都难，我必须加班！”在苏州华硕电子厂工作了一年的朱洪英说，“持续加班，我有时嘴里含着饭就睡着了。”

　　是赋予“中国制造”尊严的时候了

　　富士康的飞速发展始于1996年。——8亿元，40亿元，400亿元，4000亿元……他们创造的销售纪录不断刷新；

　　富士康员工的工资水平却一直“低飞”在当地最低工资线的边缘。

　　——310元！600元！900元！他们的工资增长“步履艰难”。

　　统计显示，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在规模和效益逐年增加的情况下，一线工人的平均收入现在也只有1000元上下。

　　“根本原因在于，一线员工没有分享到企业发展的成果，收入分配很不合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调解仲裁司司长宋绢说。

　　以富士康集团旗下的富士康国际为例，2009年公司财报显示，当年员工数量11.87万名，相比2008年增加了9.7%，但员工成本总额却从上年的6.72亿美元减少至4.85亿美元，同比减少28%。

　　为了以低附加值劳动换取市场竞争优势，企业一再压缩生产成本，压缩工资成本，进而压缩着员工业余空间。

　　拼命加班直接造成员工的高流动性。深圳市工会副主席王同信介绍说，深圳富士康45万员工中，工作5年的员工只有2万人左右，而工作不到半年的员工高达22万人，每年员工流失率达35%以上，这意味着富士康几乎每3年就要完全换一批人。

　　“如果企业的业绩始终建立在员工超负荷且丧失尊严的劳动上，企业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将贬损殆尽，发展将不可持续。”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说。

　　富士康宣布，6月1日起，员工的薪资水平整体提升30%。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现在，是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为‘中国制造’赋予尊严的时候了。”深圳市社科院研究员吴奕新如是说。

　　“中国早晚要走出廉价劳动力时代，但由于人口众多等因素，劳动密集型时代还将长期存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传媒学教授鲍威尔认为，这里存在一个两难的选择——工资过高会削弱企业的成本优势，工资太低则与体面劳动尊严生活的方向相悖，而找到两者平衡点，堪称一个“可比肩诺贝尔奖水平的难题”。

　　近1亿新生代农民工期待关注

　　在我国，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正在发生一次历史性的变化，劳动力已经基本完成了一次代际替换，“80后”员工成为主体，“90后”员工大规模拥入。这一变化在富士康得到了充分印证，新生代农民工构成了富士康财富创造的主体。

　　和他们的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心怀梦想，希望通过劳动获得更多报酬，希望尽快在城市立足，得到城市社会的认同。

　　令人扼腕痛心的是，“富士康事件”中的自杀者，全部是这一群体中的成员。悲剧，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新生代农民工。

　　调查显示，新一代农民工不是因为“生存理由”而进城，而是将进城看做改变生活方式的机会，把个人的成长与发展看得比“饭碗”更重要。“他们属于发展型农民工。”中国人民大学农村经济学院教授朱信凯认为。

　　然而，当他们怀揣梦想投身城市化工业化大潮后，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又使他们的心中升起重重矛盾与困惑。

　　——他们发现，除了每天在机器旁边劳动外，城市，其实并没有给他们留下更多的位置。

　　——他们发现，低微的工资只能维持简单的物质生活，与城市人相比，自己的精神生活十分贫乏。

　　——他们发现，为脱离“农门”跳入“城门”，几乎什么都付出了，但面前仍然是一道道难以逾越的门槛。

　　——他们发现，一遇到合同、扣薪、伤残等问题，公平维权难之又难。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梦”变得有些模糊。

　　既不愿重返农村，又无法享受和城里人同等的待遇。这个缺乏归属感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成为一个疏离于城市和乡村的“夹心层”。

　　“但事实上，城市的建设和运转早已离不开这群人。”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主任佟丽华说，我们再不能漠视这个群体的人生诉求了。

　　中国目前拥有近1亿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要推动者。

　　“但从认识、制度到措施，我们都还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说。

　　尽管为解决农民工问题，国家已出台大量政策措施，但一些突出矛盾和障碍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现在需要的是，以更强有力的手段破解矛盾，消除障碍。”北京大学王锡锌教授说。

　　在努力为新生代农民工争取城市文明一席之地的同时，还要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和人格健全培养给予更多关注。中华全国总工会近日发出通知，强调要加强对青年职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疏导。

　　社会建设和管理凸显滞后和缺失

　　在2.3平方公里、45万人的富士康，“最熟悉的陌生人”是对员工关系的贴切描述。在深圳市总工会的问卷调查中，党团、工会组织被富士康员工列为“最少求助”的对象。

　　“在社会建设和管理方面，我们确实存在跟不上、不适应和需要改进的薄弱环节。”深圳市政府这样反思。

　　“在一个封闭的企业型社会里，员工压力随处可见，精神需求无法满足，迫切需要建立社工组织、心理咨询等一系列社会服务体系，增加人文关怀。”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委员会主任委员肖水源说。“富士康事件是一个标本，表明政府和企业在职能上还没有完全厘清。围墙之内，企业的员工实际上成了企业中的社会人，8小时内外的事企业都要管，但又管不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朱国仁提出，当务之急，是政府和企业合力，尽快补上“短板”。

　　记者注意到，“富士康事件”后，深圳市公安、劳动、文化、卫生等多个部门进入厂区，有针对性地提出强化、改进和弥补措施。

　　但在很大程度上，这还是临时性的治标之举。要使社会建设不留盲区和死角，还需要在治本上下大力气，花大工夫。“我们正处在发展转型的关键点上，不同群体利益诉求多元化等矛盾更为剧烈，更加频繁，管理和协调难度更大。”孙立平指出，但这是一道绕不过的难题。“富士康事件”的一个重要警示作用在于，转变发展方式不仅是经济层面，也同样包括社会层面、人文层面。只有通过进一步落实“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加快推进社会建设，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和尊严生活，我们的社会才能更加和谐。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