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危机之太阳能]

　　危机观点： “只要把产品做出来就能卖钱”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瞿晓铧  转型提前到来

　　2001年加拿大籍华人瞿晓铧拿着德国大众一笔订单，回到中国创建了阿特斯光伏电子公司。这几乎与同是海归的施正荣创办无锡尚德在同一时间，比彭晓峰早4年。

　　2006年11月阿特斯成功登陆纳斯达克，早于2007年上市的江西赛维。

　　但这样一家公司一直以来隐逸于公众的视野之外，任光伏行业的“江湖”翻天覆地。

　　瞿晓铧与彭晓峰每一两个月就要见一次面，喝茶聊天，谈行业，谈发展。或有共鸣，或有分歧，两个人依旧按照自己的风格，做自己的公司。

　　如果不是金融危机的到来，或许还不会显出阿特斯的不同：在施正荣和彭晓峰财富缩水数以百亿计的时候，CSI-阿特斯董事长瞿晓铧的财富成倍增长。2007年他财富身价8亿元，2008年他的财富达到31亿元。

　　在光伏行业，有一个说法叫做“拥硅者得天下”，这也刺激了光伏企业对多晶硅的追逐，导致其价格最高时接近500美元/千克。

　　瞿晓铧曾经在加拿大ATS公司及所属的Photowatt光伏公司先后担任过光伏材料采购主管、亚太地区技术副总裁和光伏战略计划及业务开发总监等职务，他看到过多晶硅价格在10美元/千克的时候。

　　他判断即使成本有所上升，这个价格也已失去了理性。按照光伏专家王长贵的说法，多晶硅的成本也就在20多美元。

　　阿特斯赢在多晶硅，就是把硅料控制在最少：“我经常把它控制在1亿多美元的样子，就相当于维持1-2个月的生产量。”

　　同样是硅料问题，拖累了无锡尚德。据业内人士透漏，无锡尚德一个更大的问题是长约，“它的长约比较多，使得以后的灵活性降低”。

　　而由于太阳能是一个“高”依赖政策的行业，各国的太阳能政策不能忽视。“各国的太阳能政策推出速度跟全世界产能的发展速度不是完全匹配的，再加上有些国家的太阳能光伏政策会有一个切换点”。瞿晓铧说。

　　经济危机带给光伏行业的除了冲击，还有什么？施正荣的观点是挤出了行业的泡沫，彭晓峰的观点是使光伏发电的成本下降，这个行业的春天真的要来了。

　　瞿晓铧也有自己的看法：“太阳能光伏行业转型，提前到来了。”他看到的是，经济危机不仅仅是引起需求下降、价格下降，同时它把整个行业带入一个下降的阶段，原来高速增长、自己跟自己竞争的阶段已经过去了，往后整个太阳能光伏行业会有相当一段长时间的等待，然后是整合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我们要做的是找到一种新的成功的经营模式。”新的商业模式将以怎样的形式体现？瞿晓铧三年以前就有这样的观点：这个行业最终会走像中国的通讯设备行业走过的路，会从简单的组装，到取得核心技术，到能够掌握重要设备，然后形成自己的集成能力，最后走到海外承包大型项目。

　　因此，他预言，以前“只要把产品做出来就能卖钱”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问及瞿晓铧在这个过程中，阿特斯面临的困难是什么？他的回答颇为巧妙：“我觉得我们的挑战是：怎么样能够成为第一个在太阳能行业中商业模式转型成功的企业。”

　　[新能源危机之风能]

　　危机观点：各路资本蜂拥进入风电领域，一哄而上的结果必然是产能过剩。

　　武钢 风电已经过热

　　如果要找一个行业不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恐怕很难。但不可否认的是，风电行业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仍然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扩张势头。

　　2008年中国风电装机容量成倍增长，达到1221万千瓦，跻身世界风电装机容量超千万千瓦的行列，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风电大国。据新能源专家王长贵介绍，2007年这个数字还是600万千瓦。

　　清华大学和英国石油公司(BP)联合建立的清洁能源研究教育中心学者埃立克·马里提诺预测，照这样的发展，中国在2020年风能发电装机容量将超过300亿瓦特，这将和中国预期的太阳能总装机容量不相上下。

　　从企业层面来看，投资的步伐也没有受危机的影响而减缓。

　　中山明阳电气是目前中国风电设备制造企业中扩张速度最快的企业，据该公司公布的资料，2009年初，该公司与天津市津能集团共同投资建设了一个3MW以上的风电整机制造基地，项目整体达产后可实现600台整机及600套叶片的产能。

　　中国风能协会副会长施鹏飞介绍，内蒙古、甘肃、河北、江苏等省区风能发展以年均50%的速度增长。

　　资本市场也对风电行业充满了热情。金风科技在2008年10月股价最低时为14.98元，但从2008年底经过反弹行情后已达40多元，上涨近两倍；中山市明阳电气已与新加坡四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达成6.85亿元战略投资意向，而在这之前该公司已先后7次成功引入战略投资者，融资总额达8亿元。

　　不仅中国，全球风电也在进入一个高速增长期。德意志银行报告显示，风能产业正在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并预计到2015年行业的总产值将增至目前的5倍。

　　在新能源行业中，之所以风电可以逆势增长，是因为以目前的技术成熟程度和经济可行性看，风能最具有竞争力。

　　但是中国的情况不容乐观。金风科技董事长武钢在风电行业10年有余，他在接受《英才》采访中流露出担忧：“这个行业目前的情况已经过热。”

　　几年时间中国诞生了70多家风机制造企业，据武钢观察，还有企业正在进入这个行业。而全世界其他国家只有十几家风机制造商。

　　各路资本蜂拥进入风电领域，一哄而上的结果必然是产能过剩。

　　中国风能协会副会长施鹏飞的观点很明确：“不是有过热迹象，而是已过热，接下去几年可能会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

　　金风科技去年的产能是300万千瓦，整个中国2008年的装机容量也就1000多万，行业的前三名就可以实现这个规模，过剩的情况可想而知。

　　而且，风电行业的前五家占了整个市场份额的80%以上，剩下的60多家要争夺剩余的市场份额。

　　武钢对这个行业的总结是风险在加大，“过热，盲目。”

　　针对行业局势，以及金融危机以来经济低迷的影响，金风科技开始了主动降价。这样的结果武钢看得很清楚，“零部件制造商的日子可能会紧一些”。

　　危机以来的投资高潮最终迎来的还是困境，业内人士分析，风电领域到了挤出泡沫的阶段。

　　新能源危机之生物质能

　　危机观点：没有出台配套的计划或指导意见，规模化和商业化也没有明确的时间表，一些先期进入生物燃料领域的企业根本没有进入市场的渠道。

　　辛华鹏 倒在金融危机之前

　　辛华鹏能做的事情就是等，等待形势明朗然后复产。

　　2004年青岛绿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辛华鹏开始涉足生物柴油，年产生物柴油6000吨左右，一年可以获得超过千万元的利润。经过了2005年的黄金发展阶段，辛华鹏开始扩大产能。2006年，他在济南建设了济南绿诺，设计产能是2万吨。

　　还在金融危机来袭以前，这个行业就提前进入了绝境：在物价上涨的大背景下，生物柴油原料价格成倍增长，生物柴油的生产成本每吨接近7000元，而当时的售价是6000元左右，每卖出一吨，赔1000元左右。

　　辛华鹏只能选择停产。2007年他就停止了济南绿诺的生产，青岛绿诺在2008年也没能坚持多久。

　　这只是生物质能的一个缩影。据辛华鹏的介绍，在一两年的时间内，仅山东就涌现出大大小小20多家同类生产厂家，年总产能在20万吨左右。

　　而今的情况是一半关门，一半停产。曾经的一度辉煌成为历史，这个行业健康发展还面临着持久的挑战。

　　绿诺生物柴油的原料是油脂。在投产之前，辛华鹏就发现做生物柴油的原料是一个大问题，市场上“废油脂的问题就是量比较小”，但看好这个行业，在2004年辛华鹏还是义无反顾地开始做了。

　　2004年废油脂价格在1600-1800元/吨，柴油价格是4800元/吨左右。但是到了2006年，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介入者，原料有限的废油脂价格开始猛涨，从1600元/吨最后飙升到4000多元/吨，当时的柴油价格也就是4000多元/吨。

　　“基本上在2007年初这个价格就不能做了”，辛华鹏的工厂也就只好停了下来。

　　用废油脂作为原料，这并不是辛华鹏的选择错误。整个生物质能行业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原料。除了用废油脂作为原料，还有玉米、甘蔗等粮食作物，但“与人争粮”成了诟病生物质能源的主题。

　　英国皇家化学学会主席Richard Pike估计，“英国若用生物燃料替代1%的柴油和汽油，种植原料所需的土地是其国土面积的1%”。

　　中国依靠全球5%的耕地供养全球20%的人口，粮食安全问题一直突出，其中谷物和食用植物油脂都是净进口。因此，利用耕地种植生物燃料作物或者将粮食用来制取燃料不现实。为此，国家在批准了4家陈化粮燃料乙醇定点生产企业(黑龙江华润酒精、吉林燃料乙醇公司、安徽丰原生化以及河南天冠)之后，于2006年全面叫停了其他粮食深加工项目。

　　生物质能的窘境不仅在中国，2006-2007年，许多欧美生物柴油厂的利润被原料价格的上升侵蚀殆尽，只能依靠政府补贴维持。

　　很多国家都对生物柴油的市场制定政策保障：2007年3月，欧盟首脑会议提出了生物燃料不少于运输燃料10%的目标；同年底美国颁布《能源自主与安全法》，提出2020年生物燃料替代20%运输燃料的目标及逐年计划；印度计划于2017年汽油中乙醇的掺混比例达到20%。

　　据测算，混掺比例在20%不会影响柴油的使用质量。中国2020年的规划中生物燃料替代率却仅有2%，而且政策的可操作性低，没有出台配套的计划或指导意见，规模化和商业化也没有明确的时间表，一些先期进入生物燃料领域的企业根本没有进入市场的渠道。

　　而且，中国的生物柴油没有补贴。看来，辛华鹏对销售市场的无奈还将继续。

　　[新能源危机之新型煤化工]

　　危机观点：煤制甲醇面临的最大竞争不在国内，而在中东。

　　榆林能化 没有应对思路

　　市场的冲击让榆林能化没有了思路。

　　榆林能化是兖州煤业的控股子公司，其煤制甲醇项目规模为年产230万吨。2009年4月，榆林能化的一名员工告诉《英才》记者，公司领导一直在忙着开会，但依然找不到应对困境的思路。

　　榆林能化遇到的困难是煤制甲醇的共同问题。2009年4月华东地区甲醇的市场价在2000多元/吨，广州地区的价格最高也是2300元/吨。可按照行业的一般标准，甲醇的生产成本在2400元/吨左右。

　　去年初华东地区甲醇价格从2900元/吨一路稳步上扬，到5月底，价格一度攀上4930元/吨。其后，华东地区甲醇价格又一路下滑，10月跌至2500元/吨。自那时起，投资煤制甲醇项目的公司就开始寻找“生路”。

　　今年4月，陕西神木化学有限公司负责宣传的周部长面对《英才》记者的采访，强调的就是困难，“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很严重，情况很困难。”

　　由于过去几年油价持续走高，煤制甲醇在内的新型煤化工也迎来了自己的暴利时代，大小公司纷纷涉足煤化工。据不完全统计，投入煤化工的资金高达4000亿元。

　　甲醇现价跌破成本线半年有余，他们的困难境地可想而知。

　　实际上，在去年9月发改委就意识到投资煤化工的盲目热情，加强了对煤化工项目的管制，叫停煤制油项目。

　　对甲醇的管制政策尚不明确，这让热衷于投资新型煤化工的企业找到了突破口， 2008-2010年在建、拟在建的煤制甲醇项目达到3700万吨。

　　市场给他们上了一堂课：2007年甲醇的销售量才只有1000万吨，2008年下半年至今，随着价格倒挂，煤制甲醇没有了销售市场。

　　煤制甲醇由于短期内上马项目过多导致产能过剩，即使不出现危机的冲击，煤制甲醇项目也不会有他们所期望的利润空间。

　　除此之外，它还将面临更为复杂的市场、政策环境以及技术难题。

　　中国矿业大学煤化工专家解强认为，煤制甲醇面临的最大竞争不在国内，而在中东，“煤可以做甲醇，但首先要汽化，过程比天然气汽化复杂的多，中东地区天然气价格低廉，甲醇装置规模大，具有竞争优势。”

　　这种说法得到了市场的印证，“进口甲醇主要来自中东，价格始终紧盯国内价格，到岸价总比国内甲醇价格低50-100元/吨。”陕西渭河煤化工集团运销与市场部副部长李少春如此表述。

　　至于政策环境，中国富煤贫油，国家在政策导向上是支持对煤的综合利用，但问题的关键是没有具体的支持措施。

　　甲醇主要作为中间化学产品，直接消费量不过30%。但甲醇、二甲醚掺烧标准等产业政策均未出台，国家层面已把高比例和低比例燃料甲醇的标准制定工作列入了议事日程，发改委早有透露高比例甲醇燃料标准计划，只是至今仍然没有正式公布。

　　此前甲醛燃料并未得以大面积推广，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国家标准的缺乏是主要障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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