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期间，沈阳市有关部门拟定了一份提案——《关于国家尽快批准装备制造业产业投资基金和基金管理公司在沈阳设立的建议》，原计划以单个提案的形式为上述产业基金造势，但最终予以取消。

　　此时，距离2009年1月6日，国务院批准设立装备制造业产业基金已过了三个月。该基金是作为全国试点的十只产业投资基金之一，基金总规模为200亿元，第一期募集资金为100亿。

　　目前，除已确定国家开发银行为装备制造产业投资基金的发行主体之外，该基金的加盟方、运作模式、落地点等等相关问题，仍无答案。一直致力于争取该产业基金落地权的沈阳市，也在焦急的等待之中。

　　4月2日，沈阳市政府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告诉本报记者，“目前还没有得到产业基金落地权的确切消息。”

　　但据记者调查，看似平静的背后，基金落地权之争已出现了两个可能的版本。

　　上述知情人士介绍，与沈阳一起争取基金落地权的有四川的成都、西安等地。“争取到基金落地权的好处很多，沈阳目前的装备制造业的升级关键就在技术创新上，而这只基金主要就是针对重大装备制造的技术创新而设立，谁拿到了落地权，谁就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

　　扑朔迷离的落地权

　　“所谓的落地无非是在长春、哈尔滨和沈阳三地，无论落到哪一地，都是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国家财政部科研所国有经济研究院文宗瑜主任说。

　　文宗瑜参与了装备制造产业投资基金先期课题研究，他指出，之所以说基金落地会在东北某地，是因为装备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最初是由国家发改委重大装备办主导。

　　落地东北的说法源于装备制造产业投资基金的由来。此前，国家发改委重大装备协调办与国家振兴东北办工业组实为两块牌子，一套班子。

　　“当时振兴东北办设立这个基金，是打算三个省一块干的。包括吉林、黑龙江、辽宁。”3月11日，原中国机械制造工艺协会副会长、中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仪舜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2006年8月，受国家发改委重大装备协调办之托，一群囊括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国家财政部科研所、国开行以及重大装备领域的专家奔赴东北老工业，包括中国一重进行调研。

　　与此同时，国家发改委重大技术装备协调办公室召集湖南、四川、陕西和湖北四省代表，在湖北省武汉市召开装备制造业座谈会，随后对四省包括中国二重集团在内的一批重点装备制造企业和科研院所进行了实地调研。

　　事实上，装备制造业产业投资基金的设想始于2007年3月，当时国家发改委重大装备办和国家开发银行起草完成的一份报告建议，中国建立支持装备制造业振兴的产业基金，基金计划规模为500亿元。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务院振兴东北办主任的张国宝和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共同组织了这份报告。

　　恰逢此时，来自东北的辽宁省也酝酿着一份装备制造产业投资基金。同年6月，辽宁省发改委应沈阳市政府的请求，正式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关于设立辽沈装备制造产业投资基金的请示》。

　　最终，国家发改委将两个基金合二为一。2008年7月，国家发改委同意并批准设立装备制造产业投资基金试点。2009年1月，国家发改委批准该基金进入筹备阶段。

　　“上述调研的前期是在东北展开的。基金本身的运作不可能是针对某一处的。它可能会设立在东北三省，也可能不在这里。设立在东北，也是因为它的产业地位，比较符合运作基金。”吉林省发改委财金处一位内部人士向本报表示。1

　　但他否认吉林省有申请基金落地的意向。“并不等于说这只产业基金就是为东北装备制造业服务的。一只基金，如果是政策性，那它肯定有目标；如果是商业性的，哪里赚钱就往哪里去了。”

　　而沈阳，一直是这只产业基金的积极争取者。记者了解到，在产业基金试点开始，沈阳市长李英杰和常务副市长顾春明曾两次到国家发改委汇报工作，沟通情况，表明市政府对装备制造产业投资基金在沈阳设立的态度。

　　辽宁省发改委财金处副处长贾东芳对媒体说，产业投资基金的成立，无论对辽宁省还是全国的装备制造业来讲，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拓宽装备制造业所需大量流动资金的渠道，激活存量资产方面。

　　持有相同想法的还有山西与四川。四川省发改委副主任王雨顺告诉记者，申请基金落地权的城市是德阳而非成都，具体事宜由省发改委的财政金融处负责。但财金处处长郭林华否定了以上说法，她表示，虽然装备制造产业投资基金很重要，但省发改委没有向国家发改委提出此申请。

　　此外，西安发改委财金处的负责人也表示，目前为止，并未听说市发改委有意向国家发改委申请批准装备制造产业投资基金落户在当地的说法。

　　对于“沈阳、德阳、西安”三地争夺落地权的说法，国家发改委重大装备司司长李冶仅表示，“只听说过沈阳在争取。”

　　症结归因

　　装备制造产业投资基金仍在筹备阶段，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国家发改委原工业司装备处处长陈竹生将会调至该基金担任管理工作。李冶说，发改委要等由国开行的成文设计方案，包括以什么形式募集资金，如何管理。

　　据国开行内部的人士介绍，自基金批复之后，国开行已经组成二人小组筹备此事。按照国开行的最初的设想，该产业基金的资金来源将以国家开发银行为主，其余部分以社会融资补充，其中包括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

　　但自批复后，“有关的原则，大体的要求都没有。我们也没被要求做一些内部配合，包括寻找对基金表现出兴趣的企业谈有关合作的事宜。”

　　刘仪舜向本报透露，为了避免产业基金陷入投机和投产业之间的尴尬，国开行曾希望寻求外力解决国内缺乏既懂产业又懂基金投资的综合性人才的困境。

　　刘仪舜说：“国开行希望我们能担任该基金的顾问，我说这不是当不当顾问的问题，如果我手里头有一两个亿，让我加盟作为管理公司来操作，我自然就知道这只基金怎么做了。”

　　作为产业基金的支持者，刘仪舜认为，“现在的装备制造业需要一只基金来撬动”，但不要对基金寄予太大的希望，还是要靠各个企业进行并购。

　　“产业基金运作不下去在于，它在中国是创新产品，在国外找不到模式可以照搬。”北京理工大学中国产业投资基金研究中心主任崔新生则对本报分析，目前国内产业基金无法运作的死穴在于，产业基金无产业。

　　“装备制造产业投资基金就不该出生。”崔新生直言，“这个行业利润最薄，人家凭什么投入？你的回报模式是什么？在经济危机中，我们为什么会倒霉？就是因为我们处于产业链的最下游——最没有定价权的环节。”

　　在崔新生看来，“产业基金实际上就是一个市场孵化机制。中国只是没有找到产业基金的财务模式。”

　　“产业基金的现状就是拿着批文募资，而对象只有国家大型金融机构。”深圳创投同业工会会长王守仁也表示担忧，“基金就是金融工具，就是通过股权投资，持有股权进行溢价转让，或者变现退出。由货币资本投到企业变成产业资本，然后变成有价证券资本，最后又转变为货币资本，不是直接把钱投到企业里，由企业来管理，用我们的话来说，他们不是白头到老。”

　　(本报记者汤白露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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