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出口状态、强劲的实体经济贷款需求、有限的银行风险识别能力以及低利率倾向等四个因素会较长期存在，也就意味着，在2020年之前，贷款限额控制都是最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

　　黄金老

　　1998年1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取消了实施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限额(规模)的控制，实现了货币信贷总量由直接控制为主转为以间接调控为主。取消贷款限额控制后，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实行“计划指导、自求平衡、比例管理、间接调控”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此后，中央银行每年仅对商业银行的新增贷款提出一个指导性的参考目标，商业银行在遵守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九大指标规则的前提下贷款完全自主。2004年和2005年商业银行实际新增贷款量低于央行指导性参考量，2006年商业银行实际新增贷款量超过央行指导性参考量27%，2007年超20%，当年第四季度央行已对大型商业银行进行“道义劝告”约束放款(见表1)。2008年央行公开恢复了贷款限额控制，并非常严格地执行了10个月。2008年11月，迫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剧烈影响，央行取消贷款限额控制，各行敞开放贷。但这次只维持了8个月，到2009年7月贷款限额控制事实上恢复。贷款限额控制的作用越来越大，货币信贷调控方式重回10年前，似有计划经济、直接调控回潮。贷款限额控制为什么被重新启用？为什么1998～2005年“比例管理”有效，2005年以后无效？笔者认为，间接调控控制不了货币供应是重新启用贷款限额控制的直接原因，下面四个因素决定了我国在较长期内必然要实行贷款限额控制。

　　净出口状态下的严重资金过剩

　　我国自1994年成为净出口国家，净出口占GDP比例逐年上升，由当年的0.96%升至2007年的7.84%，2008年仍达6.94%，2009年尽管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剧烈冲击占比仍达3.99%。1994～2009年，我国累计贸易顺差10万亿元。净出口意味着商品实物出去了，货币或称为“资金”进来了。同时，人民币汇率自2003年存在升值预期，大量国际资本、1998～2004年外逃的国内资本，以贸易项下或以外商直接投资形式流入中国。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占GDP的比例虽然数值不稳定，但多数年份都在2%以上，2004年高达5.73%。我国实行强制结售汇稳定汇率，导致央行被动供应货币。进来的“资金”是以“外汇”形式存在，先卖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再卖给中央银行，中央银行被动供应基础货币。中央银行年度新增外汇占款占年度新增基础货币供应比例逐年增大，2000年为26.23%，2001年达到120.10%，2005年最高达到295.24%，2008年也高达124.49%。

　　经济史上，所有净出口国家都成为资本过剩国家。我国先是存在严格的外汇管制，民间资本流不出，2008年开始“松流出”，因为配套政策条件没跟上，更因为我国的企业对国际市场还不熟悉或技术及管理水平没有国际竞争力难以赴海外进行大规模的直接投资，再加上我国的银行业对国际市场了解有限同时又迷恋国内的高利差而较少发放境外贷款。2007年末，中国净对外直接投资累计为-6348亿美元，净对外贷款余额为-145亿美元。结果，我国绝大多数外汇资本变成外汇储备存放在中央银行，中央银行直接存放或投资于境外市场，没有经过民间的本币兑换过程，外汇虽然出去了，却没有减少国内本币资金。资本只有经由“民间”走出去才能缓解净出口状态形成的资本过剩。

　　我国的外向型经济享有低工资、低税率和低资源环境补偿的便利，致使其收入分配严重倾斜于资方和中高层管理人员，形成高储蓄。公有经济市场化过程中的收入分配也严重倾斜于管理层和公职人员，同样形成高储蓄。结果，国内银行体系存款充足，存差(存款余额-贷款余额)居高不下，银行体系存差占存款比例1995年为6.17%，2001年上升到21.80%，2008年达到33.13%；存差占GDP比例也由1995年的5.47%上升至2008年的59.06%。巨量过剩资金保存在国内银行体系。但是，存款充足要变成可贷资金充足，还要受存款结构的影响。我国债券、股权融资市场不发达，使得银行存款中，居民储蓄存款和企业一般存款占绝对主导，占比分别稳定在50%左右和30%以上，导致银行体系资金来源稳定，贷款能力超强。

　　总而言之，我国是净出口国家，并且资本民间形式输出不畅，是造成国内资金过剩、银行贷款能力超强的根本原因。直接融资不发达，增强了银行体系资金的稳定性，提高了放贷特别是发放中长期贷款的能力。

　　强盛的实体经济贷款需求

　　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城镇化、重化工业化阶段，房地产、电力、钢铁、石化、水泥、汽车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占主导，设备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庞大，带来了强劲的融资需求。重化工业化阶段的经济特征就是高投资、高增长，高投资就需要高融资。2009年3月底，全国银行业中长期贷款余额13万亿元，基础设施贷款余额7万亿元，工业企业贷款余额4万亿元，工业企业贷款中电力行业贷款余额1.4万亿元。2009年银行业新增7.1万亿元中长期贷款中，基础设施贷款占比达到35.2%。

　　国有企业和政府预算软约束曾是历次投资、信贷失控的主要原因。国有企业历经股份制改造，投资和贷款的盲目性已大为减少。政府财政借款曾长期困扰我国货币信贷稳定，1994年《预算法》颁布后，财政收支的差额全部通过债务进行弥补，不再向中央银行借款和透支，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此后10年，政府借款大幅度减少。直到2003年，国家开发银行开创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模式之后，变相的政府借款勃兴，2009年达到高潮。截至2009年6月末，全国四级政府融资平台共8221家，银行贷款余额5.56万亿元，全年新增估计有3.8万亿元，占全部新增贷款(9.59万亿元)的39.6%。当然，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也不能全盘否定，在全球和国内实体经济信心严重受挫的情况下，既有政府信用“作保”又无商业化经营压力的政府融资平台抓住机遇大量贷款，客观上起到了“保增长”的作用。同时，大部分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风险还是可控的。

　　银行体系可贷资金充足，再加上强盛的实体经济贷款需求，必然带来银行贷款的大量投放。贷款业务始终是我国银行业最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业务，银行存贷利差平均在2.3%以上。上市银行的净息差2001年为2.65%，2007年高达2.97%，2009年上半年尚有2.27%。贷款的快速增长，是由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决定的，银行业只是顺势而为。

　　目前，中国城市化率为45.68%，依然有巨大的提升空间。高融资、高投资、高增长“三高”的历史阶段至少还会持续十年。

　　尚未根本提高的银行风险识别能力

　　我国主要银行都已实现股份化乃至上市，2008年底上市银行资产占银行体系总资产比例达到62.02%。股份制改造后，银行之间业绩增长攀比压力增加，迫使各家银行千方百计追逐利润增长。2004～2008年，14家上市银行业绩(税后利润)复合增长率为32.64%，远高于制造业(10.9%)和全部A股复合增长率(18.93%)。银行业绩增长主要靠发放贷款，净利息收入占银行主营业务收入比例达85%左右。对公中间业务的发展也以贷款为基础。日益增长的业绩压力正在侵蚀着股改以来有所改进的银行信贷文化。

　　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后，风险管理能力大大提高，主要表现在风险治理机制的进步和风险管理技术的完善。前者体现在普遍建立了“尽职调查—审贷委员会—授信执行”制度，后者体现在内部评级体系与风险计量模型的逐步建立。但风险识别的专业能力提高缓慢。各大银行普遍不重视宏观经济研究和产业经济研究，各类看上去比较缜密比较完美的微观风险管理技术成为无本之木。如果商业银行对宏观经济没有判断力，管理市场风险的内部模型法可能在方向上就是错误的；如果商业银行对行业没有判断力，管理信用风险的内部评级法第一步就可能是根本错误的。审贷委员会制度如果没有专业能力和职业精神的配合，就会变成无人负责的混沌制度，比过去的行长批贷款还要差。专业能力不过关，银行风险管理者底气不足，风险管理政策的连续性就难以保持，存在银行界多年的“跟风放贷”习惯也难以扭转，这些都会助推贷款的大起大落。

　　到什么时候银行风险识别能力才能有实质性提高？即便各大银行现在就开始对产业经济研究和宏观经济研究大量投入，考虑到研究人员的培养、数据库的建立，建立一支像样的研究力量至少需要三年，真正发挥作用还要两三年。

　　不便使用的利率调控手段

　　利率是最基本的市场化货币政策工具。市场经济下，只要给出合理的资金价格，没有借不到的资金。所以，一切货币控制工具最终都是通过利率手段起作用的。例如，美国的公开市场操作，最终也是通过利率手段发挥作用。美联储在公开市场卖出国债，吸纳基础货币，造成市场货币供应减少，致使利率提高，实体经济因使用资金的成本上升而减少投资和消费，经济降温。

　　利率工具通过资金成本起作用，过程间接，动一点点没效果，大幅度的调整才见成效。我国企业和政府高负债，降息容易，加息特别是加得较高，阻力就很大。2007年、2008年经济过热，实际存款利率分别为-1.65%和-1.96%，实际贷款利率也仅为1.76%和1.33%，本该大幅调高利率，但货币当局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升息时机”。2010年CPI上行趋势明显，但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已超过64%，利率很难提高。低利率进一步强化了实体经济的贷款需求。以房地产市场为例，目前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5.31%，下浮10%为4.779%，14年之后，利息与本金等同。但14年之后到2022年，很少有人怀疑北京等地的房价不会上涨一倍。一些大型企业和融资平台利用利率更低的中期票据来筹资投资土地就更合算了。

　　到什么时候利率手段才能经常性使用？低利率是我国的基本“金融国策”，经济发展的整个“三高”阶段是不会也不宜更改的。放开贷款利率下限控制，则会使央企的利息成本更低，一般企业的融资成本则大幅度升高。我国的利率市场化之路极有可能与日本近似，即银行间接融资市场利率市场化从缓，同时快速发展实行市场利率的债券市场，与银行间接融资市场相竞争，逐渐实现完全的利率市场化，而这一过程尚需不下10年时间。

　　总之，净出口地位并且资本输出不畅带来境内资金严重过剩，银行贷款能力充足，恰逢境内实体经济资金需求强劲，并且银行风险识别能力不足，使得银行贷款投放必然高速增长。本可有效调控货币信贷的利率手段又因企业及政府高负债而不便大力度使用。诸种因素复合作用决定了贷款限额控制必须要走上前台。

　　总而言之，净出口状态、强劲的实体经济贷款需求、有限的银行风险识别能力以及低利率倾向等四个因素会长期存在，至少持续到2020年。也就意味着在2020年之前，贷款限额控制都是最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采取明确宣示实行贷款限额控制、维持“贷款”定义窄口径、提高贷款限额的调整频率以及科学切分规模和奖规模促调整等四方面优化贷款限额控制，有助于达成既控制住货币供应量不致发生通货膨胀，又能减弱市场震荡、满足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并促进我国经济金融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作者单位：中国银行公司金融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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