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评论员 商寅泉

　　最近一段时间，振兴区域经济的信息相当密集，从海南到新疆，从西藏到重庆，从长吉图区域到黄三角区域，从珠海到安徽，到处都是振兴区域经济新政策出台的消息。仅2009年12月到2010年1月两个月，我们所看到的就包括黄河三角洲区域、海南旅游岛区域振兴规划出台。这些都是以国务院批复的形式公之于众，据传近期还有“皖江规划”也已获批即将面世。

　　振兴区域经济，由点及面达到振兴中国经济的效果，这是相当正确的战略与战术的抉择。在全球金融危机大背景下，中国打出投资4万亿元振兴产业经济和“分片包干”振兴区域经济的两手牌，可谓“点面两手抓，两手都很硬”。

　　振兴区域经济的愿望提出和规划设计，应该说不难。但是，真正产生区域经济振兴的效果，却并不那么容易。这几年，我们在这一块儿没少出台规划，先是西部大开发，再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然后是中部崛起，另外还有珠三角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等等，几乎每年都有区域经济振兴的规划出台。这些政策出台有两个明显效果，一是振奋人心的效果，比如当年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规划出台，都很振奋人心；二是对所在区域上市公司股票拉升的效果，也能连涨几天，甚至连封几个涨停板。但这只是短期效应，而以国家规划出台政策的初衷，显然并不仅仅只图个轰动效应。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规划出台后，谁来狠抓落实，有没有量化指标，规划出台一年后、三年后、五年后甚至十年后要达到什么效果，有没有硬性考核标准？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以中部崛起战略为例，首先是区域内包括多达六个省份，相对于沿海区域振兴的“点”的来说，这个“面”就比较大，各省振兴的优先发展目标和省与省之间的协调，都是很费思量的事。再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为例，2004年7月出台振兴规划，尽管从那时起，东北从改革开放滞后的状态中有所改变，但6年来解决工业和国有企业问题的愿望，还并没有完全实现，在“通过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加速推进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在优化产业结构的同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对外开放”方面，还离最初的规划设计，起码从时间进度上来讲，尚有距离。

　　振兴区域经济，对于幅员辽阔的大国来说，十分重要。美国、俄罗斯（包括前苏联）、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以及印度等，都对区域经济非常看重。由于体制不同，各国的做法与效果也就不同。从中国看区域经济，应分为内在需求与外部条件两个方面，如果契合得好，发展就快，甚至会很迅猛，比如30年前创建的深圳经济特区，其影响辐射到整个珠江三角洲。当年小平同志“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就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内在需求与深圳具有毗邻香港优势的外部条件的科学把握所致。建立深圳经济特区的独特构想，在区域经济振兴上抒写了历史性的一笔，让“深圳速度”载入了史册，其深远意义在于带动了整个中国波澜壮阔的开放与发展。

　　改革开放30年，我们对区域经济发展积累了丰富经验。只有把握好“振兴区域经济”的内外契合度，才能使“区域经济振兴”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