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记者 廖望

　　在安徒生的故乡哥本哈根召开世界气候大会，人们无疑会期待这个关乎人类未来命运的会议能有一个童话般美好的结局。但是期望与现实的鸿沟就如同文学和政治的差距。一场牵涉到100多个国家全球责任、经济利益和发展空间的巨大博弈，注定不会浪漫。

　　悲观者有理由不对这次会议抱有太高的幻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以及阵营内不同利益格局的团体，各自的诉求与愿望交织冲突难以调和，使得力图在《京都议定书》基础上每前进一步的努力都倍显艰难。但是全球社会强烈要求减排的呼吁和全球变暖的现实又使得哥本哈根与会各国无路可退。

　　我们保守而乐观地猜想，在如此多纷争下，要求哥本哈根会议制定一份如《京都议定书》般有强制约束力的减排国际协定可能性很小。一种政治上可行的方案是，哥本哈根拿出一个各国承诺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宣言和行动时间表，这样至少显得哥本哈根会议不是一场彻底的失败。至于之前寄予很高期望的有约束力减排指标将在哥本哈根之后去磋商。

　　不论是哥本哈根会场上还是后哥本哈根时代，气候谈判的两大焦点无非是减排和资金技术援助。根据《气候变化公约》和《京都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要率先大幅度减排。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会议一定要确定发达国家2012年至2020年的中期减排目标到底是多少。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关注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援助要比减排承诺更有意义。

　　据统计，占全球23.6%人口的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二氧化碳累积排放量占全世界累积排放总量的79％。如果说碳排放权是地球赐给人类的福利，那么显然发达国家已经动了发展中国家的那份奶酪。因此，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援助不是那种可以讨价还价的赠予，而更多带有历史补偿性质，应该是无条件的。即便是现在，占全球23.6%人口的发达国家年均能源消费占全球能源消费总量的64.6%，二氧化碳排放占全球总量的65%。发达国家仍然在侵占公共资源中属于发展中国家的那份。因此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与其说是援助，不如说是为占用发展中国家资源而付费。

　　更值得重视的是，发达国家由于在资金和技术研发上的雄厚实力，在低碳经济领域已经有相当的技术储备和社会民意基础。如果在强大的内外政治压力下，发达国家承诺大幅度减排并且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可能会对其国内低碳转型产生强大的倒逼效应。发达国家或许会“因祸得福”，在低碳经济时代重新获得长期持续发展的潜力，并且重新拉开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届时，发展中国家不仅将面对发达国家减排成功之后更大的全球减排压力，并且将面对低碳经济时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更大的技术和产业鸿沟。

　　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很清醒地认识到，即便发达国家按照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大幅度减排了也是远远不够的。按照《公约》和《议定书》的要求，发达国家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额外、充足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但直到今天，发达国家并没有作出实质性承诺和切实行动，相对于减排行动，发达国家的援助更像是一张空头支票。

　　其实，在后哥本哈根时代，发展中国家更迫切需要的，不是发达国家的减排承诺，而是充足的资金和技术援助，来补偿在石化能源时代的“后发劣势”，换取低碳经济时代的“后发优势”。同时，发达国家要想证明应对气候变化是一场共同挽救人类未来的行动而不是一场遏制发展中国家的阴谋，那么履行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援助承诺将是证明发达国家诚意最好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