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评论员 商寅泉

　　近日，随着《中国经济周刊》一篇文章的发表，收入差距过大再次成为社会议论的热点。

　　首先是退休教职工的退休金与公务员退休金相比，一年下来，前者比后者要低2万元。南京大学校长陈骏为此在《中国经济周刊》呼吁，增加对部属高校的财政拨款以解燃眉之急。无独有偶，中国社科院也向有关部门反映，在中国社科院，无论是在职的还是离退休的，退休工资比同级别的公务员低了近一半。

　　其次是行业收入的差距相比。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一项统计显示，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至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至10倍之间。

　　不约而同，当改革开放走到30年的这个时候，收入差距过大一下子成了严峻的社会问题。连一向“君子耻于言利”的大学教授甚至大学校长，都公开向社会、向媒体讨要说法，要求变革。这不能不说“收入”这两个字已经相当敏感，或者说到了很难让斯文之人再默不作声的地步。是的，当退休教职工比退休公务员的退休金一年就少2万元，当行业间收入差距已经达到10倍，再清高的人也要想一想了：这是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怎样看待这个问题？谁来解决这个问题？三个问号，问问容易，回答很难。尤其是，人们不知道由谁来回答这些问题，不知道用哪种制度化措施来把这些问号拉直。当然，笔者也不知道。只知道，收入差距过大不利于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如果任由差距向两个方向发展，就将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甚至危及社会稳定。

　　教育界人士为了呼吁社会重视退休教职工的年收入，拿出公务员的年收入作对比。但是，公务员就很满意自己的退休收入了吗？也不尽然。如果公务员拿自己的年收入（无论在职的还是退休的）与垄断行业职工的年收入比一比，公务员们可能也要找几个代表人物出来为自己呼吁一番。如此一比，正应了那句老话，叫“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所以，简单类比并不是一个好的方法，重要的是根据国情设计一个科学的工资体系（包括退休人员的退休金），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或3年或5年或8年修订一次。这个事由谁来做，也应该是比较明确的，关键是想到没想到，是做不做。

　　就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的话题，笔者在此引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的观点，他说：“垄断行业收入畸高是导致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也是引起社会非议最大的诱因。”数据表明，2000年，我国行业最高人均工资水平是行业最低人均工资水平的2.63倍，到2005年，这一比例已增至4.88倍，到2009年，竟已高达10倍。而国际上公认行业间收入差距的合理水平在3倍左右，超过3倍则需要加以调控。

　　温文尔雅的大学校长出面在媒体为退休教职工的退休金说话，这是一个需要仔细掂量的社会现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中，追求GDP年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关注人的发展，是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的平衡。只有均衡，才有和谐，才能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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