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萍报道

　　吴英案并非孤例，它的背景与浙江的整体金融环境息息相关。“目前浙江一带民间借贷纠纷比较多，这和浙江商人的运作模式有很大关系。前几年经济很好的时候，企业成长性很好，资金回笼快速，可以应付到期的高额利息。从去年开始，经济不景气，以前依赖快速回笼的资金操作模式遇到了很大瓶颈，企业或个人也没办法归还按时到期的债务。另外，那些借出资金的人对经济的预期不乐观，这也是一个原因。”熟知民间金融市场、长期接触浙江民营企业的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郎立新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

　　郎立新说：“浙江本身对民间集资一直存在强烈的市场需求，从改革开放后就一直存在。针对这样一种强烈的需求，关键是国家到底要‘堵’还是‘疏’。”

　　“与其让民间集资私下里生长，造成像浙江民间目前吴英这样集资的疯长、蔓延，造成非常坏的后果，还不如把它纳入到一种监管里来。”郎立新表示。

　　此外，关于民间集资案，郎立新亦认为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一方面，关于民间集资造成的烂摊子，不同的地方的法院处理不太一样。“建议最高法院做一个指导性的意见。”郎立新表示。

　　另一方面，对于集资所构成的诈骗嫌疑人是不是被判死刑，也值得商榷。“这类案件中的嫌疑人往往并不是一开始就要设局骗人，一开始也是一个正常的商业操作，慢慢到最后，他承诺的利息太高了，后来资金链就断掉了。这和目的性很强的、一次性的诈骗操作还是有很大不同。”

　　“比如吴英案中，整个过程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即一开始，吴英可能并不存在恶意欺骗，只是想借钱来运作一下，但是到后来，她还不清了。此外，判死刑带来的问题可能会更严重，导致债权人利益受损失。”郎立新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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