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储备金就是民办教育的原罪。1993年广东英豪私立学校率先实行教育储备金的融资办法，绕过了当时政府不与民间教育贷款的政策铁栏，部分解决了民办教育发展的资金瓶颈难题。教育储备金模式是一种特殊教育收费形式，学生入学时交付学校数十万元的款项，学校运用其银行利息或投资收益办学，学生离校或毕业时退还本金。这个筹资模式经北京专家组成的课题组的论证，在主流媒体传播，一度被认为是政府、社会力量、家长三方共赢的民办教育发展之路。从此，各地民办学校纷纷效仿。而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媒体，都予以极大关注，10年间没有人说这是犯法，没有人认为这是犯罪，政策和法律都对此未置可否。

　　但教育储备金制确实蕴藏着危机。2000年广东省开始干预，允许民办学校在5年内分期偿还教育储备金。当南洋遇到资金链危机，教育储备金一下子上升为中国民办教育的原罪，被扣上非法集资的罪名，不像广东，连个缓刑都不给。据初步估算，南洋教育集团的资产总计不低于12.7亿元，负债约6个多亿。理论上讲，如果按照市场化清算，南洋不仅能偿还学生家长所交教育储备金，还会有盈余。但是，事发后各地政府和公安部门闻风而动，各行其是，拘押人员，查封学校，墙倒众人推，中国最大的民办教育机构不清不白地被撕碎了。

　　虽然已没有法律责任，但远在海外的任靖玺还是对学生家长说：南洋的倒塌，我并非没有道义上的责任，而是无力回天，如果南洋的资产没有通过公正拍卖程序而造成你们的损失，我愿意用余生努力挣钱偿还，中国有个史玉柱，巨人集团倒闭5年后最终还上了客户的钱，他能做到的，我也一样要做到。

　　任靖玺很无奈。

　　公立名校办民校利弊纷争

　　南洋倒下的导火索是教育储备金，因为借了学生家长的钱。但公立学校是不怕借钱的。

　　近10年来，国家花了上万亿来发展高等教育，新增了5000个亿的固定资产，但各高校也累积了2000亿的巨额债务，平均每校1亿。仅每年的利息就让不少学校透不过气来。

　　在2009年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上，北大校长周其凤认为，“大学的债务应该全社会承担。”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则提出，“允许招收高价生解决大学债务。”显然，任靖玺是没有底气说这个话的。纳税人的钱，你想怎么造就怎么造？

　　对照大学债务，还有另一个2000亿元。2004年10月，教育部部长周济批驳了“教育乱收费达2000亿元”的说法，他认为这个数字只是一个推断，建议不要把个别学校的问题通过乘法变成整个教育界的问题。当年9月2日，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做客人民网也表示，教育部历来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

　　确实，教育部门成功地限制了民营教育机构“惟利是图”的欲望，但却阻止不了公立学校伸向钱的手。比如公立名校办民校。

　　公立名校办民校究竟是利是弊？张铁民是广州现代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他认为，公办名校与民间资本的联姻是一种创新，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扩张了公立名校品牌，无形中为国有资产增值；二是借助公立名校的社会公信力和积极的同化作用，民间资本可以减少进入市场的时间成本；三是由公立名校参与管理，可以避免管理失控；四是保持骨干员工的稳定，促进社会分流。

　　广东信孚教育集团是一所民办教育机构，董事长信力建说，我们并不是一味地反对公立名校办民校，关键是这些学校是否按照市场机制在运作，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们并没有断乳。另一家民办教育机构广州英豪学校校长朱家健认为，教育部门和公办学校都属于公共服务产品的掌管者，如果他们成为利益主体的话，肯定会导致权力寻租和腐败。

　　公立名校办民校除了高收费违背义务教育的原则，广受议论的主要有两项：一是背靠公办名校的大树实行低成本运作，依靠不平等竞争挤死大批民办学校；二是财务、股权和运营不透明、不规范，最终肥了某些当权者，沦为教育官员的小钱柜。

　　任靖玺引述了这样的说法：教育行政部门几十年来的做法就是“集权－养权－分权－享权”的历程。集权是指改革前30年教育全部公立化；养权是指改革开放以来教育部门将国家财政资源集中起来养出了一批最强的公立学校，在高等教育领域表现为“211工程”；分权和享权指的是2000年以来以独立学院和名校办民校为代表的公立教育资源的私有化进程，是享用教育权力资源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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