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文 

　　一位朋友的家在中原一座小城，后来毅然下海，到深圳创业，办了一家生意还算红火的小企业。但几年前，他感到深圳的地价、人工、各种税费畸高，经过一番考察，他将企业搬回各种费用者低得多的家乡小城。然而没过一年半载，他又毅然把企业搬回深圳。他对多此大吐苦水，原来，他在经营中他才感到这座中原小城只是“明面”上的费用比深圳低，但各种说不清的乱收费、罚款却比深圳多得多，而且“办事”都要打点，往往还不得要领，许多简单的事情都变得异常复杂，往往“搞不定”。仔细算来，实际经营成本要比深圳还高！

　　我本以为，这只是家小企业的“个案”，最近从一篇文章中才知道，大名鼎鼎的江苏“雨润火腿肠”，竟也有类似遭遇。

　　“雨润”的“原籍”是安徽。雨润公司原本是安徽安庆市的一家民营企业，后来由于地方的投资环境欠佳，雨润不得不迁移到安徽省省会合肥进行发展，以期获得一个良好的生存空间。但来到合肥后，雨润公司仍然受到了有关部门的种种刁难，经营上陷入危机。面对这种情况，雨润公司有关高层决定把雨润搬迁到南京。只短短几年，雨润公司在南京得到了长足发展，从名不见经传的小厂发展成一个拥有26亿元资产、办有28家企业的民营企业的集团公司。其生产的火腿肠在2002年的市场综合占有率已居全国同行业第二，成为当地的利税大户。对经济发展比江苏落后不少的安徽来说，这可说是一大损失。

　　雨润公司“迁都”，再次证明了制度经济学的“制度争胜”理论。

　　制度经济学认为，人才总是寻找最适合自己、最能发挥自己才能的地方，资本总是流向最适宜自己增值的地方。人才和资本的流动实际就是使用人才、资本的环境和体制间的竞争，如果体制不合，人才和资本就会“用脚投票”，用“退出”来表示对体制缺陷的不满。有研究表明，资本和人才跨政区流动，对现代制度的演化有着重要作用。“影响欧洲社会史的基本因素是欧洲地理上的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又有利于形成许多具有独立统治者的小国家。这些统治者不仅通过战争相互争夺，而且还越来越通过吸引生产资本和有技能、有知识的人才的跨政区竞争而相互争夺。”善待企业的政区(enterprise-  friendly jurisdictions)如佛罗伦萨、尼德兰、英格兰等， 则因统治者服从规则得到了经济增长的报偿，“而专制国家，统治更大、更封闭地域的专断君主国——如西班牙、俄罗斯和奥地利——则开始在经济发展上落后。”这时“政府已越来越被视为要服从于跨政区竞争的力量。这种竞争限制了政府的权力。”政府不得不屈服于经济的力量。([德]柯武刚、史漫飞著：《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66、467页)若不进行制度变革，国家或地区只能“闭关”，以封闭的制度“锁住”人才和资本。一旦“开放”，则只能靠制度的优越来“吸引”人才和资本。一些人为的力量，最后也不得不屈从于这种制度竞争的压力。事实说明，“开放”往往为改革提供压力和动力，所谓“开放”不仅仅是允许外资、外面人才的进入，很重要的另一点是允许“里面”的资金、人才也有“退出权”，可以较为自由地退出、外流。开放的力度越大，如加入WTO， 这种“退出”的自由度也越大，要变革的压力也越大，即人们所说“以开放促改革”。其实，国内支持和反对加入WTO者都看到了其中的“玄机”，也因此才支持或反对加入WTO。“改革开放”并列，说明二者确有内在联系。“从自由和繁荣的立场来看，易于退出的结果是在世界各地出现了经济制度和其他制度上的大量改良。”(同上，第473页)揆诸中国现状，在外资大量涌入的情况下，同时又有大量国内私人资本设法“外流”。这是因为外资在中国不仅增值更快，而且其“产权”有稳定的制度保障，但国内私人资本“产权”的制度保障则相对薄弱(当然，相当一部分是因“来路不明”、不合法而要外逃)。所以，对私有财产产权的制度性保障，迟早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另外，虽然还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国内的“人才环境”毕竟较前有不小的改进、尤其对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制定了许多优惠的政策、规章和制度，这样才会有大量“海归”回流创业。所以，为了发展经济，就要吸引资本和人才，而吸引资本和人才一定要有相应的经济和政治规则、制度保证。这样，由于对经济发展与否这种物质性成败的反馈，开启了制度的创新和学习过程。正是在这种制度演变中，欧洲的政治体制也从封建专制政体逐步向君主立宪制和选举民主制转变，欧洲各国的政府逐渐丧失了控制臣民私人事务的权力，一些政府开始把自己重塑为以支持经济发展为目的的组织，因此现代制度才可能发展起来。

　　历史表明，政府间的“争胜”，是发展、巩固、保护这些制度的重要条件。“现在，较小的成本差异都会促使了解不同国家间条件差异的私人主体去从事‘套利’活动。结果，对国家政策和制度的反馈更加直接了当，政区间的差异也难以持久。对(越来越多的)交易成本产生影响的各种制度现在都服从于国家间的制度竞争。”(同上，第472页)国与国间的流动尚且如此，一国之内不同地区间的流动更不待言。但现在总有一些地方想方设法设立种种带有“地方保护色彩”的障碍，保护本地区局部利益，这可能会有益于一时，但最终是“保护”了本地区的落后，结果更严重地损害了本地区利益。不论是否高兴，在“开放”的条件下，为了自身的利益，政府就要改革那些不利于资本增值，不利于人才成长、发挥其才能的体制。

　　安庆的经济比合肥落后，合肥的经济比南京落后，按理说，安庆比合肥、合肥比南京更需要资本、更需要像雨润这样的企业，本应比南京更“善待”企业，才可能快速发展。但现在，往往是经济越落后的地区“软环境”越差，结果反将资本、企业“赶”向发达地区，这恐怕也是地区差距越来越大的一个被人忽视的原因。

　　事实说明，在开放、动态的环境下，这种对资本和人才的体制竞争，是体制不断改革、演化进步的主要动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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