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引导外资在扶持中国弱势产业、获得合理利润的同时，又不至于形成垄断，这是一个有待寻找答案的问题

　　□记者 袁瑛

　　冬天的温暖

　　12月底，吉林省松原市乾安县鳞子乡，地里已经看不到耕作的身影了，连片的土地被整齐地翻犁过，等待着来年开春的播种。外面的温度已经降到了-20℃，称子村农民宋俊福家里却是热闹非凡。

　　宋俊福拿着一张纸仔细地研读，不时抬头询问身边那位“高经理”。高经理给宋俊福一家详细地解答着疑问。宋俊福手中拿的，是一份“腊质玉米种植合同”，这是位于松原的华润赛力事达玉米工业有限公司与乾安县农民近几年来开展的一个合作试验项目。通过与农民签订“订单”生产合同，被当地农民称为“玉米深”的华润赛力事达提供包括种子、种植培训以及销售辅导的一系列服务。高经理是信诚食品有限公司的高建立，充当“中间人”的角色，组织农民进行腊质玉米的生产，并帮助“玉米深”安排培训以及销售。

　　2008年，家里有50亩地的宋俊福种了30亩腊质玉米，平均每亩比普通玉米多收入133元。宋俊福仔细核对过合同上的玉米价格以及相关条款之后，痛快地对高建立说：“明年还种粘玉米，我要多种半垧(约等于8亩)。”

　　腊质玉米，又称粘玉米或者糯玉米，由其加工出来的支链淀粉等产品，在医药、化工、造纸、食品等轻工业的需求量不断增加。但由于种植和加工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包括隔离区、产量以及加工工艺等，腊质玉米在中国一直难以普及。过去的几年中，“玉米深”通过建立加工企业与农户签订订单的模式，在松原地区覆盖了约5000公顷的种植面积，并以乾安县为中心向周围的乡村辐射。

　　就在宋俊福忙着签订合同时，同村的徐春波雇了三辆卡车，将自家收获的30多吨玉米运往百里开外松原市开发区的“玉米深”公司加工基地。徐春波到达时，货车已经在“玉米深”门口排起了长队，几十名裹着棉袄的农民扎着堆，搓着手，来回踱步。他们刚刚将玉米送进去，正等待着检测结果和发票。

　　“虽然每年都要排长队，但‘玉米深’的价格能比其他企业高几分钱，而且钱给的及时，送粮排队还有暖气休息，玉米检测时农民和检验员都不能见面，很公平。”徐春波憨厚地笑着，“把玉米送到这里，踏实。”

　　成立于1999年的华润赛力事达玉米有限公司(“玉米深”)是松原地区最大的玉米深加工基地之一，是该地区收购玉米的主力军。松原市粮食局副局长高兴国告诉《商务周刊》：“作为产粮大市，松原粮食产量的80%是玉米。‘玉米深’的年生产加工能力达到60万吨，能够消化掉全市玉米产量的10%以上，是这些年松原地区解决卖粮难问题的关键因素。”

　　从一个濒临倒闭的合资企业发展到如今的玉米深加工大户，“玉米深”的背后站着全球农业巨头——美国嘉吉公司(Cargill)。嘉吉是一家全球性的食品、农业和风险管理产品及服务供应商，成立于1865年，目前在约66 个国家拥有15.8万名雇员。2003年，嘉吉决定参股巨额亏损的“玉米深”，并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生产设备引入，“玉米深”逐渐走出低谷，于2005年开始赢利。

　　随着“玉米深”在当地的影响日渐广泛，嘉吉的名字也越来越被当地农民所熟悉。在约1个小时车程之外的榆树村，由嘉吉控股66.5%的美盛化肥举办的玉米种植培训会上，榆树村的谢连利指着印在美盛化肥宣传册上的“嘉吉”字样告诉记者：他经营的小店每年销售300多吨的化肥，其中有一半是嘉吉的美盛化肥。美盛化肥的中国区市场经理马卫民告诉记者：“每年嘉吉都会举办这样的农民培训，遍布松原市20多个乡镇，受益农民上万。”

　　从“订单生产”、化肥直到玉米收购，嘉吉与松原农民合作的程度已经非常之高。宋俊福、徐春波等近200多万松原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也因此与嘉吉有了密不可分的联系。当然，伴随着嘉吉在中国经营活动的逐步开展，这家美国顶级农业集团的影响远不止于此。

　　共赢的玉米圈

　　农民渴望解决“卖粮难”问题，实现增产增收；政府渴望招商引资，获得财政收入，解决就业；公司则渴望实现赢利，这样一个围绕“玉米”生产和加工的“共赢”局面，不仅是松原市政府、农民和嘉吉的共识，而且也正在成为现实。

　　在松原市粮食局副局长高兴国看来，嘉吉这样的企业无疑是个“宝”。“过去几年，吉林一直存在着丰收不增收的困境。歉收了发愁，丰收了也发愁。”他有些激动地告诉记者，“2006年，‘玉米深’扩产之后，年生产能力达到了60万吨，这就解决了松原近1/4的余粮。松原地区的卖粮难问题这几年都不存在了。”

　　面对今年出现的“暖冬”和东北地区的“粮改”，松原市政府副秘书长孙长义也表示，“今年松原地区的玉米可能会出现‘余粮过剩’的问题”。“玉米深”的总经理刘军则表态说，“今年赛力事达的计划玉米收购量没有变化，依旧是60万吨。”这无疑给在座的孙长义和高兴国吃了一颗定心丸。

　　不过，赛力事达开出的1350元/吨的价格还是让刘军感到有些吃力。面对源源不断过来卖粮的农民，刘军显得既高兴又有些无奈，他对《商务周刊》说：“按照这个收购价，今年肯定是亏损了，因为市场的销售价格已经低于或很接近这个价格，利润已经被严重挤干。好在我们不是上市公司，暂时的亏损并不影响我们与农民的长期合作，亏损还是要收，我们跟农民的合作绝不是一锤子买卖。”

　　过去几年里，嘉吉不仅使赛力事达获得了资金和先进的管理，其产品也开始进入到双方股东的营销网络。嘉吉着手调整了产品结构，利用自己在全球的客户如美赞臣、惠氏、雀巢等大举进军中国之机，开始在这家公司发展玉米加工的高端产品，如麦芽糊精。此外，赛力事达有20%的产品借助嘉吉的全球资源外销。2007年赛力事达完成60万吨扩能之后，其产值达到10亿元人民币，产品出口创汇3000万美元。

　　相比起来，嘉吉近年的全球业绩表现更为显著。公开报道显示，以2006—2007财年为例，嘉吉全球的销售收入达到752亿美元，同比增长6%，净利润17.27亿美元，同比增长13%。2007—2008财年，其全球收入又剧增到1204.39亿美元，同比增长36%。

　　当然，在这个农业收益链条上，更重要的是如何让农民利益分享。从松原这个“标本”来看，“玉米深”在解决农民“卖粮难”问题上起到了关键作用。由于“玉米深”的收购价格相对较高，全市农民每年因此增收3000万元，与此同时，“玉米深”安置当地就业上千人，这些原来的松原本地农民实现了人均年收入24000元。在以乾安为中心的“腊质玉米”种植试验，也“辐射”了8000多公顷的种植面积，增加农民收入1600万元。

　　不过，在这样一个看似完美的“公司+政府+农户”的共赢模式下，困扰中国农村发展的关键问题依然存在。无论是在粮食加工流通环节，还是“订单农业”的尝试下，农民的短期收益确实有了提高，但他们提供的仍然是没有附加值的初级农产品。在谈到此问题时，孙长义副秘书长也无奈地表示，松原有些地方曾经试点过“土地入股”，让农民积极参与到农业生产的其他更具附加值的链条中去，但事与愿违，现实的中国农民更看重眼前的“既得利益”。

　　曾经赴美国对其农业进行了“田间考察”，并合作撰写了《粮食战争》一书的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周立，进一步强调说，“粮食承载的功用远远不只是生产，它还涵盖了生态功能、生活功能、粮食安全功能等。”因此，在他看来，农民的增产增收，仅仅是粮食生产功能的体现。如何在“合同农业”、“订单农业”这些所谓“公司＋农户”的模式下，实现真正长期的可持续的共赢，是政府、以及嘉吉这样的外资企业在未来更需关注的问题。

　　资本的本质是为了赚钱，这无可厚非。然而，面临今年 WTO关于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粮食流通领域的过渡期结束，如何引导外资在扶持弱势产业、获得合理利润的同时，又不至于形成垄断，这个至今尚未找到正解的问题无疑是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嘉吉“巨人”真相 □记者 袁瑛

　　“玉米深”是嘉吉在亚洲投资的最大合资企业，注册资本达到13亿元人民币，其中嘉吉集团持有公司51%股权，中粮集团持有剩余49%，1996年经国务院批准建厂。然而，倘若追溯嘉吉在中国的脚印，则可以回到1971年，嘉吉在中国台湾的高雄设立了第一家饲料加工厂。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发布后不久，嘉吉就是第一批来到中国大陆进行贸易合作的美国公司。

　　嘉吉公司对自己的定义是：一家全球性的食品、农业和风险管理产品及服务供应商。“嘉吉的业务非常多元化，很难表达成一种模式。”嘉吉中国与韩国区谷物油籽总裁安博泰曾经这样对《商务周刊》解释说。

　　在嘉吉的网站上，其业务被主要概括为5个方面：农业(动物营养、化肥)、原料采购及加工(谷物油籽、棉花、糖、海洋运输)、食品配料(淀粉与甜味剂、专业食品配料等)、工业(聚氨酸)和风险管理。具体来看，这家有着141年历史的老牌私人企业，在时间的累积和沉淀下，已经形成了从农业到食品加工，从能源到工业贸易的一个庞大而交错的业务体系。这些业务在中国也已纷纷“试水”。

　　除却谷物加工及其他农产品加工，嘉吉目前在中国的业务还包括：作为世界最大的动物营养公司之一，嘉吉在中国14个省拥有18家饲料厂，提供普瑞纳、嘉吉、安亿科、乐恩贝等品牌产品，目前还有几家饲料厂在建；美盛化肥在中国的业务历史则更为悠久，目前嘉吉在江苏、烟台、秦皇岛以及云南都建有化肥厂。在棉花、糖等大宗商品的进出口业务中，嘉吉一直是中国贸易市场的领头羊。以棉花为例，嘉吉棉花自1972年以来，就开始将世界各地的棉花引进中国；嘉吉位于上海的中国食糖小组，在过去的25年里向中国各地的工业用户、批发商以及终端用户供应食糖。

　　很少有人知道的是，嘉吉在中国还涉足贸易结构融资和投资金融领域。其中嘉沃投资是嘉吉控股的一家子公司，其在全球管理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四类资产：贷款组合、房地产、公司证券和特殊机会，在华管理的资产主要是不良贷款与房地产。

　　在国际大宗商品方面，嘉吉的国际钢材贸易部一直是中国大型钢铁厂的矿砂和生铁重要供应商之一。2005年，嘉吉成为中国第一家获得钢材进出口许可证的外资公司，拿到了为国内钢铁客户提供全程物流和分销服务的资格。嘉吉石油于2001年就进入了中国，成为上海期货交易所的积极参与者，目前已经获得批发许可证。

　　嘉吉的业务链条甚至延伸到了海洋运输领域，嘉吉海洋运输是全球最大的大宗干散货物运输商之一，每年承接超过1.6亿吨的货物运输。在中国，嘉吉海洋运输的身影活跃在钢铁、煤炭和谷物运输业务中。

　　一个以提供食品和农业产品与服务为主，拥有多元化业务，并具备类似日本综合商社架构的庞大“帝国”，愈来愈清晰地浮现在我们面前。然而，这个庞大的“帝国”在中国的身份一直被称为“粮商”。它真正被中国大众和媒体所知晓，也是起源于那场“大豆之战”。

　　一个流传甚广的数据是：目前中国70%的油脂加工厂属于外资，80%的大豆压榨能力被跨国粮企尤其是所谓的“四大粮商”——嘉吉(Cargill)、ADM(Archer Daniels Midland)、邦吉(Bunge)和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所控制。

　　大豆由于被视为非粮食作物，国家对其贸易关税控制一向较松，这就为外资粮商提供了机会——从巴西、阿根廷等地低价收购南美大豆，运至美国港口，然后美国粮商将这些大豆销售至世界各地，其中最多的就是中国，一时在中国的大豆进出口领域出现了“巴西人种大豆，中国人用大豆，美国人决定转手利润”的格局。

　　从几年前开始，“四大粮商”在中国大规模收购和建立下游压榨厂。目前嘉吉在中国主要设有4家饲料蛋白和植物油的油籽加工厂，其中两家位于广东东莞，一家位于广东阳江，一家设在江苏南通(该厂也是嘉吉全球最大最先进的油籽加工厂之一)。四家工厂的日压榨能力约为13500吨，占据了近17%的国内市场份额。而排名前两位的益海嘉里和中粮集团两家的市场份额则超过一半。

　　国内压榨企业普遍使用进口大豆进行压榨已是不争的事实。伴随着进口大豆逐渐获得竞争优势，国内豆民和压榨企业处境堪忧。一时间，包括嘉吉的“四大粮商”被推到了公众指责的风口浪尖。嘉吉投资(中国)有限公司主席兼总裁葛诺仁说他一直认为所谓的“价格操控说”有些荒谬，直到他发现针对嘉吉的指责和质疑声愈演愈烈。“我在粮食行业已经摸爬滚打了30多年，我看到的事实是，从芝加哥到大连交易市场，看看每日的交易量有多大，你就会明白，单凭一家或几家公司是难以控制市场价格的。”葛诺仁对《商务周刊》说。

　　孰是孰非，曾经参与撰写《粮食战争》一书的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周立对《商务周刊》表示，“我从来不曾站在嘉吉这些跨国公司的反对者立场上。公司要追逐收益，服从公司利益最大化的要求无可厚非。但有一点，我们要十分清楚粮食的特殊属性：就粮食本身而言，是很容易被操控的，无需控制产业链，只需改变或者影响决定供需平衡上的那一点关键产量就可以达到目的了。”

　　更重要的一点是，在这场“豆争”中，嘉吉的身份被模糊了。无论从业务的构成和组织结构来看，嘉吉远非“粮商”这一身份能够概括完全。这个拥有141年历史，业务领域涵盖农业至工业贸易的庞大农业“巨人”已在中国市场行动起来。

　　“全球农业市场是一个    极其开放的市场，那里没有敌意”

　　——专访嘉吉(中国)投资公司主席兼总裁葛诺仁

　　《商务周刊》：关于扑面而来的嘉吉等外资公司操控国际大豆价格的质疑声，您的回应是什么？

　　葛诺仁：当你置身事实的真相之中，却又听见局外人的讨论，说实话，很多时候，他们的讨论会让你感到荒谬。关于大豆价格操控的问题给我的感觉正是这样。我已经在粮食产业里待了30多年，坦白讲，根本没有任何公司可以控制得了粮食价格，因为这个市场太大了。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每天的平均交易量为5亿美元，面对如此大的交易量，你就会明白，单凭一家或几家公司是难以控制市场价格的。这也是为什么从一开始，面对这样的置疑，我们没有回应，觉得没有人会相信。直到有一天，中国的朋友告诉我说，有些人对“控制论”深信不疑，我才意识到我们必须对这个问题有所回应。在粮食领域的贸易商们极具竞争力，因此，竞争也很激烈。我们知道，在石油业，OPEC能够控制油价；但在粮食领域，没有OPEC这样的组织。在美国，如果你与竞争对手谈论价格，这都是非法的。

　　《商务周刊》：面对国产和进口大豆的价格差距如此之大，很多压榨企业可能会停产，生产非转基因的豆农可能会破产。一些人提出应该对压榨企业进行补贴，或者应该提高大豆的进口关税。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葛诺仁：我们还是从目前的大豆供需水平出发来看这一问题。中国目前有5000万吨的大豆需求，而自己的产出大约只有1600万吨，中间的缺口是3400万吨。这1600万吨中，约1200万吨是用来做食品的，例如豆制品，剩下可用于压榨的大豆量仅为400万吨左右。目前中国的大豆主产区在黑龙江，只有在那里，大豆可能有剩余的产量，而这里豆农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将大豆运输出去。我的建议是政府应当给这些黑龙江的豆农提供补贴，改善物流，让农民直接受益，而不是补贴大豆压榨企业。目前政府的做法是在市场大量购买大豆，以保护大豆价值一直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而一旦政府不再收购大豆，世界大豆价格随之降低，导致进口大豆的竞争力更强，国内大豆更处于劣势。

　　而对于关税提高这个办法，我们同样可以计算：中国每年所需5000万吨大豆中，用于压榨的只是其中400万吨，提高的关税必将影响到其余用于食品或其他用途的大豆价格，例如饲料和食用油。谁将承担这部分代价？是养猪养鸡的农民，是普通的消费者。油会涨价，豆制品会涨价。坦白的说，如果关税提高，所受惠的人群将很少。

　　《商务周刊》：嘉吉一直强调“粮商”的说法不准确，可事实上，粮食进出口贸易一直是嘉吉在中国开展的主要业务。

　　葛诺仁：的确，在中国玉米多余并且鼓励出口之时，嘉吉代理了中国2/3的玉米出口量，同时，我们也是中国最大的浓缩苹果汁出口商。目前，嘉吉与中国的年贸易额约为50亿美元。可以说，1999年之前，嘉吉更多注意大宗商品的贸易，没有更多侧重客户。但那之后我们改变了观念，希望通过深加工等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这也成为利润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嘉吉的粮食贸易也不是如其他粮商一样在期货市场上“一手出，一手进”，我们更多地是将看得见的粮食从世界的一个地方运输到另外一个需要的地方。在期货市场上，嘉吉只涉足一些远期风险的对冲活动，目的是为了进行风险管理。我们不是为了获得贸易利润而进行粮食贸易，我们完全不同于炒家，这是根本的区别。

　　《商务周刊》：经过30多年的努力，嘉吉如今已经成为了中国农民不可分割的亲密伙伴，在提供化肥、粮食加工等传统的农业服务以及产品之外，嘉吉希望未来在哪些环节上更深入与中国农民的合作？

　　葛诺仁：目前可以看到，嘉吉在养殖领域与中国农民的合作是最紧密的。但我们远远还不满足，我们能为农民做得更多。例如，在美国，嘉吉有自己的收购站，在种植、化肥等方面都有相应的组织结构给农民提供服务，甚至还包括给农民提供例如“粮食换保险或者教育基金”等等项目，我们可以帮助农民和保险公司谈判。但在中国，出于种种限制，我们还没有开展这些服务。当然，这取决于中国政府的需要。如果撇开政府的限制不谈，阻碍嘉吉更多业务在中国开展的另外一个主要因素是中国的农户规模都太小，极其分散。无论提供何种服务，与分散的农户一个一个进行沟通都是比较困难的。

　　中国政府目前正在大力发展合作社，我很期待这一政策能在不远的将来看到成效。这样就意味着嘉吉可以与更大规模的农民经济组织合作，将农民集中起来，我们就能够开展更有效的培训和服务。

　　在其他方面，我们正在尝试为一些国内的农业公司提供风险管理服务等等。目前，我们还没有开展诸如农业融资等业务。在风险管理方面，嘉吉有着丰富和先进的经验，当然，前提仍然是需要有农业合作社这样的基础，才能保证我们更好的为中国农民服务。

　　《商务周刊》：目前对于嘉吉的指责不光来自媒体，有部分来自国内的农业集团和国有企业，在您看来，嘉吉与这些国内企业的矛盾主要存在于哪里？

　　葛诺仁：能感受得到，这种敌意，或者说对于外资企业的担忧，并不仅仅是针对嘉吉一个公司的。之所以国内的少数企业会有这样的担忧，我认为是因为他们还不甚了解：如今的大豆以及其他粮食贸易是基于一个国际市场的基础之上的，发生在欧洲或者南美市场的变化可能立刻会影响到芝加哥交易所或者大连交易所大豆的价格，而国内少数企业由于种种局限，还对全球的粮食贸易市场缺乏一个清楚的了解。基于此，国内企业在很多方面肯定竞争不过外资公司，产生很多误会或者其他的敌意也在所难免。我要强调的一点是，全球的农业市场是一个极其开放的市场，例如在美国，最大的粮食收购公司是来自日本的企业伊藤忠和三菱，而在巴西最活跃的收购企业则是阿根廷的企业。

　　《商务周刊》：出于对中国粮食安全的考虑，很多人认为一个重要的缺憾是中国没有发展出类似嘉吉这样的农业集团。中储粮有粮源，但却没有粮食加工业务，中粮有粮食加工业务，但却没有粮源。在您看来，结合美国的经验，类似中储粮和中粮这类大型企业的合并是否是一个可取之策？

　　葛诺仁：从上一个问题可以引申出，我觉得中国农业公司最需要的不是别的，而是一个国际化的视野。他们需要走出去，更多地了解全球大豆、玉米市场的波动和变化。与此同时，任何一个国家的土地资源都是有限的，要实现粮食安全供应，就要在提高国内土地生产率的同时利用国外资源。我认为，中国政府很明智，在最新发布的《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中，政府明确提到了利用国外农业资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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