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派记者 王小波

　　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长陈竺表示，未来3年用于医改的预算有8500亿元。按照政府、社会、个人共同负担医疗费用的原则，个人负担比例将降至1/3，看病贵问题有望缓解。新医改备受各界关注，坚持医疗卫生的公益性，推进卫生资源的均等化发展，被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表述。

　　那么，新医改能否成功走出泛市场化路线？

　　儿童大病医保谁来管？

　　全国人大代表、邢台医专党委书记陈联群欲联络其他代表共同研讨儿童大病医保这个话题。她希望国家和社会建立一种机制，让每个孩子都能像李瑞那样幸运。

　　“谁能帮帮我孙子？”晓东的爷爷蹲在北京儿童医院血液病中心走廊里，泪水浑浊，满面愁容。晓东来自张北县郝家营乡万顺堂村，两周岁10个月大，患血小板减少已经住院近半年，花费12万元，“以前在各地看病也花了近10万元。很难再借到钱了，不知道今后咋办？”晓东的母亲黄素桃说。

　　虽然参加了新农合，但报销比例十分有限，大医院的很多药品不在报销目录之内。

　　与晓东同一病区的小李瑞是个幸运儿。李瑞患白血病无钱医治，在天津火车站偶遇温家宝总理，在总理的关心下，李瑞被安排到北京儿童医院接受治疗。随后，各方关爱纷至沓来。李瑞的父母愁容释然。

　　北京儿童医院血液病中心，挤满了从各地赶来的家长和孩子，焦虑和茫然写在脸上。与这些家庭相比，李瑞一家是幸运的。“我建议国家除了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外，还应该建立儿童大病医保。许多儿童患大病，本来可以治愈，但由于无钱医治，不得不放弃治疗希望，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全国人大代表、邢台医专党委书记陈联群说。

　　以白血病为例，中国白血病患者目前有400多万，且每年新增4万以上，其中50%以上是儿童和青少年。类似急性淋巴白血病例，90%左右都可以通过化疗化解风险。但其治疗费用让很多家庭都难以承担，特别是那些农村家庭。

　　趁这次会议之机，陈联群代表欲联络其他代表共同研讨儿童大病医保这个话题。她希望国家和社会建立一种机制，让每个孩子都能像李瑞那样幸运。

　　新农合期待保障层次更高

　　小李瑞在张家口住院时花费37500元，最终从新农合那里报销了12000元。高昂的费用让这个年收入只有2000多元的家庭难以承受。

　　“能不能提高参合农民到大医院就诊时的报销比例？”全国人大代表、唐山工人医院内分泌二科主任房辉在思考这个问题。

　　房辉代表查阅了一组数字。北京地区的参合农民住院费用在5000-20000元之间的，报销比例为45%，而同样的城镇职工医保，报销比例为85%；城镇职工医保住院费用在30000-40000元之间的，报销比例为90%。农民患上大病，往往让整个家庭都陷入深渊。

　　身处医务一线的房辉常见到那些被报销比例挡在外头的农民，总理报告中提出促进公共卫生资源的均等化，房辉认为，新农合应该逐步提高保障水平，让城乡居民享受相同的报销比例和服务。

　　致公党中央在调查中还发现，目前相同的政策标准和繁琐的审批程序，导致部分群众主动放弃应该享受的权利。当前，全国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均实行相同的缴费标准和报销标准，也有失公平。一些农民参合后，看病时还要先垫资后报销，报销有“封顶线”，自己支付“门槛费”，以及基本用药目录之外的药品不能报销等诸多限制，使农民仍然需要承担大部分费用，一些人觉得“不划算”。

　　另外，由于报销程序的严格和繁琐，一些在外就医的人员认为，报销的费用还抵不上往返的车费、旅费，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制度的吸引力。房辉代表认为，应该采取一些制度措施提升新农合的保障水平。

　　“预防为主”不能空喊

　　“‘预防为主’的方针我们喊了很多年，但这么重要的事从没有具体落实措施，也没有经费。现在给城市社区居民建健康档案，应该给农民也建健康档案，定期让专业人员下农村普及健康知识。”陈联群说。

　　新农合的大病统筹为主模式，旨在打破“贫——— 病”的恶性循环。

　　房辉代表在工作中发现，很多“大病”都是由“小病”(常见病、多发病)未能得到及时治疗拖出来的。新农合现有的保障水平让“大病”保不住，“小病”没顾上，进而演变成更多的大病。

　　“如果我们的疾病预防工作搞好了，加强出生干预、加大免费接种、提升人们的健康理念，就能有效预防肿瘤等重大疾病的发生，既节约了医疗卫生资源，又降低了个人和家庭负担。”房辉说。

　　曾经做过赤脚医生的陈联群代表对此深有体会，陈联群说，“自从农村合作医疗解体后，农民已经有20多年失去了医疗保障。”

　　陈联群认为，目前农村预防保健工作已经成为公共卫生领域里最薄弱的环节之一。事责不分的状况有待改善。

　　在农村地区，乡镇卫生院承担着医疗任务，又兼具防保职能，很多地区存在重医疗轻防保的现象，甚至防保工作人员都需要靠疫苗来养。

　　目前农村的卫生环境同城市居民还有相当距离，健康知识也十分匮乏，各地不断发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农村疾病预防敲响了警钟。

　　资源均等重要的是人

　　农工党中央在一份提案中称：目前全国平均每1000个农业人口只有村医1.1人。以贵州省为例，全省乡村医生具有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仅占5.3%，这与国家“2010年实现绝大多数乡村医生具有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要求相差甚远。

　　总理报告中促进卫生资源均衡发展、重点向农村倾斜的表述，让代表们深受鼓舞。

　　房辉代表指出，我国80%的人口在农村，20%的人口生活在城镇，现实情况是，我们的医疗资源80%集中在城市，20%分布在农村。基层缺医少药不仅体现在硬件设施上，还表现在农村医疗人才结构上。

　　陈联群代表对邢台六县县以下卫生医疗机构做了调查，她发现，这些医疗机构中仅有3%的人员第一学历达到专科，“我建议，今后基建应与人员配套。”

　　农工党中央在一份提案中称：目前全国平均每1000个农业人口只有村医1.1人。以贵州省为例，全省乡村医生具有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仅占5.3%，这与国家“2010年实现绝大多数乡村医生具有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要求相差甚远。在贫困地区只有15%的乡镇卫生院能施行阑尾炎切除术，有的卫生院甚至连最简单的清创缝合都做不了。

　　农村医疗服务差，关键在于缺人才。“很多毕业生不愿到基层去，待遇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怕影响今后的发展，应该为他们定期培训和深造创造机会，在职称晋升等方面提供制度保障。”房辉代表说。

　　代表们建议，进一步完善吸引人才措施，通过人才的下沉来达到基本医疗普惠的目的。

　　不能再走泛市场化老路

　　事实上，制度的最终完善还有待于医疗公益性在医改各个环节的最终确立。

　　全国人大代表、鞍山市医学会会长巴福荣认为，在目前国情下，医改首先要解决公平问题。先把城乡居民都涵盖在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范围内，逐步消除盲点，是解决“看病贵、看病难”问题的第一步。

　　政府投入是这次医改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卫生部长陈竺建议，地方各级政府要研究制定稳定可靠的卫生事业经费保障机制，在切实落实近3年医改经费的同时，认真谋划未来卫生事业改革发展投入，确保医改工作顺利进行。“医药分开，改变以药养医的状况，没有政府相当的投入不行。收支两条线也必须给医院医务人员足够的补贴。”陈联群代表说。

　　公立医院的逐利倾向也因为投入不足成为医改死结，每年政府拨款仅占医院运行成本的10%左右。

　　8500亿元经费将投入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两方面投入的比例目前还没有明确。医改详细的路线图尚不明了。而将卫生医疗机构办成真正的公共服务机构，降低医疗成本，回归公益属性，成为改革彻底与否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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